心灵生活、精神原乡及多民族文学审美的交往
谢耀德是新疆石油系统的一位小说家，创作过一部反映新疆石油发展史的长篇小说《荒原之恋》。他又是一位出生于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小说家，这个身份催生了他的长篇小说《三屯庄》，三屯庄正是木垒县在清乾隆年间的称呼，是当时招募甘陕流民屯垦形成的北疆集镇，也是新疆屯垦戍边大历史的缩影。现在，他将笔触再次伸向生养他的木垒草原，那些熟悉的青草的味道、哈萨克族人民的心灵生活，他们在现代化、全球化冲击下的古老内心，都被以跨文化的视角重新透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断裂及被改造的忧虑，这些民族主体性的认同担忧与困境，以及认同的活力与生机，都在他的新作《马圈湾》中提出。当代民族文学的叙事总是与民族文化记忆、地域风情书写等异质审美元素紧密相联，《马圈湾》正是作家有意识地向新的审美艺术探索的尝试，他的史诗情结身体力行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层挖掘与主流文学审美交流的写作实践中。
哈萨克族被誉为“诗歌民族”，阿肯作为哈萨克族对优秀歌手的尊称，其含义在不断丰富和深化。阿肯是集诗人、民俗家、哲学家、歌唱家、音乐家一身的人。阿肯阿依特斯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文化。小说《马圈湾》以草原上一位女阿肯的成长与爱情为主线，讲述当代哈萨克族人的心灵生活，他们如何视阿肯弹唱为精神原乡的传统，马圈湾帐篷小学的消失与重建，女阿肯巴合提古丽的隐秘身世，以及草原上如同蝗虫一般的流言及伤害，这些主题和命运被建构成在国家召唤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叙事行为。作为民族叙事的主体性认同书写，哈萨克族阿肯弹唱、谎言歌、史诗演唱的活态变化等等边缘异质的审美元素被作家深情道来，整个文本的句法程式以一种民间故事讲述的轻盈，反向地发展了1950年代以来民族文学从民间文学范式向作家文学范式转换的进程，借鉴民间文学的审美因素，重新以民间文学的叙事模式，为多民族文学审美共存互融的文学话语体系提供了独特的文本案例。
谢耀德的这种“汉写民”的代言小说，在新疆小说的传统中其来有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作家本着统一的民族国家叙事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同时面对新疆仍然是一个以民间文学为主的较为原始的文学生态，将为少数民族文学代言视为自己的文化责任，创作了一批取材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小说、电影剧本。如王玉胡的电影文学《哈森与加米拉》《阿凡提》《绿洲凯歌》等，短篇小说《阿合买提与帕格牙》《晚秋春花》《热依木坎尔匠》等，都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受到各族人民的赞赏，成为当时新疆文学的重要成就。1980年代王蒙的《在伊犁》更是将这种“汉写民”的代言推向中国主流审美，是多民族文学审美交流共融的成功范本。新世纪以来，刘亮程的《本巴》、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等，都是这一传统的发扬。“汉写民”的写作虽是一种“他者言说”，但这种言说自有其优势。拉康认为：“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另一个的他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跨界写作不是单一民族的眼光和视角，而是在多民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关系性联结中建构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文学景观。也因此，这种跨界写作的实践才弥足珍贵。
骏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一双翅膀。小说中这样描写：他骑的那匹体格硕壮的大白马非常显眼，放眼望去，就像一块雪花在红黄黑绿连成一片的绸缎上漂移。正是对草原游牧生活、对赛马场景极为熟悉并欢会神契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而这样的表达，如“萨汗别克朗声笑着，一边笑一边骂道：嘿，你们这群小马驹子，还没上场就先要上精饲料啦”，则纯粹是哈萨克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表达了。又比如，巴合提古丽原本是汉族，与《穆斯林的葬礼》中韩子奇的身世相似，意味深长地揭示了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族群共同体的更多可能性。巴合提古丽这个人物乃至老阿肯、帐篷小学的事迹，都可以在木垒草原的哈萨克族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可能正是作家跨文化的身份，使他更倾向于在事实中寻找素材，也由此可见代言的叙事行为并不容易实践，身份政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有着跨文化书写可能存在的一些微妙禁忌。新疆多民族文学一直以来缺少当代题材的、多民族共存其中的小说，而当代多民族生活内部的复杂性、丰富性及流动性，也很少能得到文学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耀德的写作是极有价值的跨界实践。
小说仍然关切到当下民族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木垒草原上阿肯弹唱的变化表征着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所面临的压力与困惑，对民族未来的焦虑与关切，在民族文化资源和时代脉搏跳动之间的选择与追求。如小说中写到老阿肯坚守传统的一生、阿肯演唱内容的活态变化，以及新一代阿肯巴合提古丽所面临的挑战，呈现出民族现代性自我的坚守与认同进程。“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文化相区别的文化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民族文学倾向于书写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是其不同于主流文学潮流的一条创作道路。因为只要民族存在，建构族群主体性的内在渴望就会存在，从而形成民族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
“马圈湾”的文化寻根，也是沿着哈萨克族人民的现实经验生活找寻灵魂的栖息地，那是一种久违的心灵生活。如小说中写到老阿肯一辈子在草原上游吟歌唱，看到漫山遍野的山花，他心花怒放而放声歌唱；看到苍葱的白桦林，他心里忧郁而放声歌唱；看到肥美的酥油草，他心里痛快而放声歌唱；看到白云一样的牧群，他内心激动而放声歌唱……而独具魅力的哈萨克族谎言歌更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心灵生活的代表。如书中所录：
那时候我爷爷还未出生，
爸爸整天就睡在摇床里。
我也就是刚学会提水背柴，
大概只有七八岁的年纪。
幽默、机智、活泼、开朗的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于眼前。青年男女阿肯带有竞赛性质的即兴对歌，则将哈萨克族的古老文化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如小说中爱慕巴合提古丽的霍吉思的唱词：
东山和西山虽然不在一起，
积雪却一样的洁白。
草原和草原不在一起，
青草儿一样的青青。
心中只有塔乌孜的巴合提古丽则回唱到：
东山和西山之间，
隔着宽阔的草原。
草原上的牛羊和蜜蜂，
它们有不同的选择。
后续二人你一段我一段的唱词，用诗的语言、意象及意境，将各自的心理情绪表达得令人叹为观止，为读者呈现出哈萨克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斑斓魅力。当这种心灵生活成为生活本身、族群的文化记忆、情感扭结和精神依赖时，它就会像信念一样不可或缺。历史的巨流在滚滚向前，当古老草原的心灵生活发生改变的时候，人们的慌乱、不适甚至恐惧，就成了值得观察与记录的历史。越是面临同质化、主体性危机的时刻，越是民族文学向族群文化回归的时刻。如小说中写到老阿肯的师傅因为他试着改变了一些唱词，而严厉地呵斥他：“弹唱是哈萨克人最经典的文化，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不能随意更改……弹唱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是独特的，要是你随意编撰了，就坏了它的形式，伤了它的根脉，就不再是哈萨克人的弹唱了……”事实上，今天草原上的阿肯弹唱早已经根据现实生活的变化改变了它的唱词，受到青年人的追捧，老人也不得不承认，过去的唱词早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活情境。传承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小说中新一代女阿肯在固守传统与创新转化中挣扎，最终发现既要树立一种过去自我的可信形象，又要在变化了的现实中找到新的生命力。她就是这么做的，尽管面对身份的被质疑、爱情的曲折，她依然拥抱着老阿肯留给她的遗产，接受命运的考验。
世界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一味强调本民族文化中某些固定不变的因素，从而忽视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建构性特征，往往会自陷本质化的窠臼，而族群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展壮大，故步自封的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狭隘。老阿肯的泪水已经预示改变未来的命运。史诗内容的活态变化、受众的接受心理、新媒介的传播方式等的新变化，都在使草原上古老的心灵生活发生嬗变。如何为传统优秀民族经典注入新的活力，是作家也是草原上的阿肯们正在思索的问题。
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域，尤其是牧区教育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如小说中写到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帐篷小学，随着帐篷小学的取消和搬迁，马圈湾的孩子们失学严重，好些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走上歧途。麦赫苏提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冒着被批评落后、与上面精神对着干的风险，终于使取消了的帐篷学校得以恢复，以适应牧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千百年来牧民们习惯并接受的教育形式，受到了广大牧民的欢迎。全县人都知道马圈湾有个麦赫苏提了，而他也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种精神传续给他的儿子塔乌孜，塔乌孜继续着父亲的事业，为草原的文明与明天坚守在帐篷学校的事业中。
《马圈湾》证明了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地方性表述，它生动地表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介入、责任意识和精神观照等层面的内容，及时呈现了民族文学的现代性书写和认同景观。在双重乃至多重文化互动的视野中，审视多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交流互鉴，从而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作家也通过文学创作重构民族国家话语，最终实现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