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的第四种面目——论曾剑长篇小说《向阳生长》的自在写作
摘 要：曾剑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呈现出乡土小说的第四种面目——自在写作，即用真切之感和悲悯之情回望故乡和自我成长，将个人叙事和乡村叙事融为一体、将自我觉悟融入乡土回忆。具体表现为：第一人称叙事的采用显示了曾剑小说创作的自发性的特点和叙事视角选用的策略性；亲历者的叙述姿态和叙述者的多重身份，以一种更加本真或者原生态的样貌呈现出中国乡土本来的面貌和作者与乡土之间的关系；在写作中流露出对“缺乏”状态下“乡村性事”的悲悯和宽容。
关键词：曾剑 《向阳生长》 自在写作
关于中国乡土小说的写作和研究，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等在《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百年流变》里作了非常细致且宏观的梳理，认为“中国乡土小说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小说中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文体重镇”[1]。这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变和作家身份特征有紧密的关系，且这种关系一直影响并型塑着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题材和写作特色。评论家何英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沿着自身的惯性，还在继续着某种辉煌：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为代表，呈现出了乡土小说的三种面目。莫言以其彻底的‘民间性’理念，将投射在胶东大地上的历史进行了民间性视角的改写；贾平凹则以‘反崇高’的后现代路向，集中表现了乡土基层最为日常化的琐碎生活；阎连科自‘瑶沟系列’起·····都在《日光流年》之后呈现出了抽象寓言的空洞和概念化”[2]。在续写乡土小说辉煌的当然不只有莫言、贾平凹、阎连科，还有很多写作者用自己的体验和方式进行别具特色的乡土书写，且因其独特，从而呈现出区别于以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为代表的这三种面目。新锐作家曾剑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就呈现出另一种乡土小说的面目：自在写作。自在写作是用真切之感和悲悯之情回望故乡和自我成长，将个人叙事和乡村叙事融为一体、将自我觉悟融入乡土回忆的一种写作方式。
一、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自发性和策略性
中国大部分1970后作家背后都有一个回不去却永远存在的故乡，它既是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也一再成为作家回望来路的视野焦点。在创作中，作家回望故乡的姿态各不相同，有批判，有留恋，有美化······然而，在曾剑长篇小说《向阳生长》中，他秉持一贯的诚意写作习惯，以“我”的成长为主线，兼及“我”家族四代的发展史，真切地写出了地处鄂东革命老区红安的一个普通乡村——竹林湾人在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状态。
曾剑《向阳生长》既然兼具个人叙事与乡村叙事、自我觉悟和乡土回忆，那么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向阳生长》中第一人称叙事的采用显示了曾剑小说创作的自发性的特点和叙事视角选用的策略性。
一方面，“我”的情感和遭遇与实际作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合，或者说作者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动用了真实的故乡乡土资源和个人经历，一如既往地显示了曾剑写作的“及地性”“及我性”[3-5]。“我”对故乡的真实感观和亲身经历使小说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和乡土意味，营造了一个真实可触、地方特色鲜明、人情味和粗粝感俱存的革命乡土世界。“竹林湾”作为《向阳生长》中的故事场所，它既与作者从军前十八年生活过的大别山小山村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和资源性，甚至在那里依旧住着与他血脉相连的亲人，小说中的情感也大多真实存在，因此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讲，曾剑《向阳生长》的写作是自发、自动的，这就造就了《向阳生长》叙述个人成长经历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动人之处。
另一方面，“我”在小说里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小说的主要人物，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选择也具有功能上的策略性。《向阳生长》讲述了“我”如何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个当代优秀军官，和“我”对养父聋二、亲生父母逐渐理解的过程，以及我对乡村、对生活的观念的逐渐形成，它可以归类为成长小说。成长小说不仅指主人公在事业和功业上的进步，更多地是指主人公在认知、心理、精神上等内在品质的提高，而第一人称叙事在对人物心理内在深刻的把握上无疑比其他人称更具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优秀、典型的成长小说如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很多日本成长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原因。曾剑在《向阳生长》里为了准确描述“我”在成长中对周遭人事变故的高敏感力和我为此产生的心理变化和感情波动，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可以达到最好的叙事效果。
二、叙述人姿态：聪明而敏感的亲历者
乡土小说自诞生以来就出现批判和赞美两种写作倾向，一种是“深受鲁迅的影响，以启蒙理性为旗帜，冷峻揭露乡土社会的封建、落后和破败，深刻批判挣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愚昧、冷漠和麻木”，一种是“以抒情和审美的眼光观察古老的乡土中国，他们诗意地描绘优美如画的乡土世界，由衷赞美善良淳朴的生命和人性”[6-7]。无论哪种情感倾向，作者和乡土之间都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主要是由小说的叙事态度决定的，即叙述人的主观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叙事。在以鲁迅、台静农、王鲁彦、许钦文等为代表的对中国乡土文明持批判态度的和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为代表的对中国乡土持赞美态度的乡土小说中，叙述者多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叙事中一般不过多加入叙述者自己的态度和情感，主要是通过景物描写和人物遭遇来表达作者的态度，因而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就非常明晰。
而曾剑的长篇乡土小说《向阳生长》用第一人称自叙传式的叙事视角，以个人成长为主线，对鄂东乡村“竹林湾”近百年来的世事变迁做了倾情叙写，作者和其叙述的乡土之间没有那么清晰的距离感，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乡土的一部分，他是乡土生活的亲历者，也是乡土生活的观察者。叙述者在小说中具有三重身份：叙述者、主人公、观察者，三种身份的交织让作者对乡土的态度显得更为复杂，因为没有故乡竹林湾，就没有“我”，不管“我”现在的生活如何现代和文明，“我”和“我”的过去、“我”曾经生活过的乡土都有千丝万缕、不可斩断的关系，那里是“我”所来自，甚至“我”现在的思想和认知仍无法摆脱“我”曾经生活的土地和人群。从作者写作的当时来说，他的价值观和态度是属于文明和城市的，因此，在小说中，叙述者对乡土的态度可以说是批评的：寡汉麻球的猥琐、屠户奇货的乱搞男女关系、葵花和母亲的泼辣、粗俗和小算计、父亲的胆小和懦弱以及大部分村民的势利和生活中难以忍受的贫穷和鸡飞狗跳······但是，这里有爱我如子的聋二，有清澈的石桥河，有温馨如画的窑上黄昏，有黄灿灿给人带来希望的油菜花，还有引起我青春萌动的漂亮的新娘······这里的人间烟火养育了“我”，让“我”懂得美丑、善恶、爱恨等一切基本的人性，给了“我”走向文明和城市最原初的力量。因此，作者的态度不完全是批评的。正是亲历者的叙述姿态和叙述者的多重身份，很难让小说写作只倾向于赞美或者批判，而是以一种更加本真或者原生态的样貌呈现出中国乡土本来的面貌和作者与乡土之间的关系，
三、叙事情感：对“缺乏”状态下“乡村性事”的悲悯和宽容
无论是在叙述“我”的成长，还是讲述同村人的生老病死，还是描述鄂东老区的婚丧嫁娶甚至是村斗的风俗人情，曾剑在写作中流露出一种对少年四郎、对故乡父老深深的悲悯之情。
这种悲悯充分体现在他对“缺乏”状态下“乡村性事”的宽容中。相对20世纪下半期之后中国文坛上的力比多狂欢，曾剑的小说似乎有点保守，他小说中的爱情一直在梦里、在想象中，一直延续着20世纪前期的纯粹和美好，但在他回望故乡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中，他一反常态，用粗粝之笔，真切地描述了竹林湾的种种缺乏，这种缺乏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有身体上的，最终却是指向精神上的，由此，他对“乡村性事”和“缺乏”的描写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悲悯之情。
在竹林湾，性的日常性首先体现在人们的话语中。“躶日的”简直就是男性乡民的口头禅，日常打趣也是三句离不开性事，而妇女对骂更像是一场“丑事”揭露比赛，谁的声音大、谁抖的“丑事”多、谁的话语更恶毒，谁就获胜。这在“我”母亲与葵花的日常话语和骂仗中可见一斑。其次性是乡民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和安慰：性生活使夫妻暂时忘却劳作的苦辛和生活的艰难；性幻想是寡汉“麻哥”的自娱自乐；乡村韵事是乡民劳作之余的谈资和话题。性又是权力、金钱的一种展现。奇货能轻易地“搞到”那么多女人，不仅是因为他有一个“硕大的裆”，更重要的是作为屠夫他有跟金钱等价的东西——猪肉。婚外性事是乡村男性的炫耀和骄傲，但它往往是乡村女子不幸的根源，例如毛小幺和气兰的悲惨遭遇。它还是扭转人命运的关捩，“我”父亲从军梦的破灭就来源于他与“我”母亲的一场“干柴烈火”。“我”的成长之痛也是与贫穷和“性”相关。乡村对性事遮掩和暴露并存的状态催生了少年“我”对性的好奇，加上贫穷带给“我”的耻辱感，让“我”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开始了自渎，进而断送了“我”上大学的前途。聋二和秀姑的命运也与此相关。在战争中失去性器的聋二回到竹林湾度过了他怪异而孤独的一生。假如他在战争中失去腿或胳膊，那他就是英雄，就会获得荣誉和好的待遇，但在世人眼里，失去性器则是无能的标志，因此，他就只能选择沉默、孤独、隐瞒和贫穷。
在乡村生活中，禁忌和稀缺共同造成了性事表述上的恣肆和躲闪并存，最后造成了少年四郎对性的认知偏差以及成长中的耻辱感。在《向阳生长》中，曾剑通过“我”的成长之痛、众多小说人物的不幸遭遇叙写了由贫穷带来的性的缺乏和对性的认知偏差而造成的人生困境。性本不是坏事或“丑事”，但当它和贫穷结合时，就凸显了性的原始性；当它和权力、欲望结合时，就露出了性的丑陋；当它和偏见结合时，就酿成了人间悲剧。所以，我们在读曾剑《向阳生长》时，不应该只读出“乡村性事”的粗粝之感，同样也应该感受到他灌注其中的悲悯之情。
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主要以乡村为主，乡土成为作家的常见书写对象，他们对乡土中国的切身感受和叙述方式多种多样，不仅出现了以赞美和批评的两种倾向[6]，也出现了乡土写作的三种面貌[2]，还出现了返乡的“情动机制”[8]，造成这些不同书写面貌的原因很复杂，既是作家个体乡土情感体验的不同，也是作家采用的叙事策略相异。曾剑的《向阳生长》很难用上述的任何一种倾向或面貌来形容或归类它。正如邱华栋在《向阳生长》序言里写到的那样，《向阳生长》“是在乡村生活背景下，以回忆或讲述完成”“是一部阳光之书，一部成长和忏悔之书，事一部在乡村树荫下渴望阳光努力生长，并且终于在阳光下茁壮成才的少年之书，也是一部向《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致敬的书”[9]。他在故乡和现在的“我”之间自由穿梭，这就是我将之称为“自在写作”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百年流变[J].当代作家评论 2018（1）：4-11.
[2] 何英.乡土小说的三种面目——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为例[J].长江文艺评论，2016（7）：050-054.
[3]宋先红.军旅作家曾剑小说的“三美”[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2）：130-132.；
[4]林 喦，曾 剑.富有诗意的底层叙事——与军旅文学作家曾剑的对话[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13.
[5]刘恩波.曾剑的小说风景[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4-17.）。
[6]陈金晶.批判还是审美——现代乡土小说的分流与嬗变[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7（3）：107-110.
[7]钟媛.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代际流变与宗法叙事差异以“饥饿书写”为切口[J].当代作家评论，2023（6）：39-47.
[8] 张洪艳，逄增玉“情动机制”:21世纪文学中的“返乡”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22（5）：4-10.
[9] 邱华栋.一棵向阳生长的书——《向阳生长》代序[M]/曾剑.向阳生长.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