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体诗：为时代放歌，为艺术创制
2024年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百岁寿诞，也是他从事文学艺术创作85年。从少年时期为“北方的子孙”“解放的年代”歌唱的新诗，延安时期的新歌剧、信天游，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抒情诗，再到新时期之后的新古体诗，在每一个阶段，贺敬之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创建新的艺术形式，抒发人民的心声。2024年度推出的“贺敬之诗歌精选”全套五卷（鲁太光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以时间为序，全面呈现了贺敬之诗歌创作的总体风貌，为读者阅读以及学界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中，笔者承担了第五卷《心船歌》即新古体诗卷的编选工作，在编选过程中，对这位社会主义文艺大家的思想高度与艺术造诣有了更切实、深刻的领会。
贺敬之在新时期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为新古体诗。不过，与诗人其他时期的作品相比，他的新古体诗所受到的重视与研究都不够充分。笔者也是较晚才读到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最初出于个人阅读兴趣，翻阅《贺敬之文集》“新古体诗书卷”，常被佳作吸引。后来读多了，渐觉诗作朴实通俗又韵味悠长。仔细揣摩，则发现诗作诗艺精湛，看似浅显易懂的语言背后，有着千锤百炼的推敲琢磨功夫。出于对诗作的喜爱，也是希望更深入探究诗作的艺术创新，于是，在“贺敬之诗歌精选”编选工作启动之时，笔者便争取到承担新古体诗卷的编选工作。
如何全面呈现贺敬之创作的风貌，又提供一个便于读者阅读、体量适中的选本，是编选工作之初面对的一个难题。贺敬之的新古体诗创作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线上，诗作之间艺术水准差距不大，编选起来难以取舍。那么，选取多少首诗作为宜呢？
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确定诗作的总量。贺敬之的一些新古体诗，在同一题目之下有多首。在1996年出版的《贺敬之诗书集》中，通常将同一题目下无独立标题的多首诗作视为一首，如目录中标识《陕西行·谒黄陵等十一首》 ，其中在《皇甫村怀柳青》题目之下有两首诗作，因此该组诗实际为11题12首。再如《枣庄行·四园诗等四首》，其中《四园诗》题目之下便有四首诗作，作者在注释中指出这是“四段”而非四首。这种分类当然有其道理，不过，这些紧密围绕同一主题的诗作，具体的情感内容乃至抒情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各首作品角度不同，手法有别，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应和，带来丰富的诗意。因此，将同题之下的诸篇诗作视为相对独立的诗篇，亦无不可。面对此种情况，笔者根据文本实际情况，亦请教了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决定在统计的时候，采取以“题”“首”结合的方式进行计算。按此体例，纵览公开出版的贺敬之新古体诗集，可得280题、370首诗作。
在初步阅读完全部诗作后，笔者大致确定了编选原则，即以艺术性和思想性为标准，兼顾创作时间，力求展现诗人不同时期的所感、所思、所虑。就数量而言，从全部诗作里选取三分之一左右，可兼顾全面与典型。考虑到出版之际适逢诗人百年寿辰，选取百首，当然是首选。不过，经过仔细考虑，笔者决定选取99题。首先，以“题”而非“首”作为计量单位，是考虑到同题多首诗作构成同一主题下的多重奏，单首难以全面体现主题。其次，之所以选取99题而非100题，则是基于两重考量。其一，基于选本这一体例本身的限度。对于何为代表作品，不同读者见仁见智，笔者虽尽量综合主题、情感、诗艺、创作时间等各方因素，力求全面、均衡、典型，但不可避免带有个人喜好的痕迹，也可能遮蔽诗作总貌的某种面向。其二，基于诗人不断有新作发表的创作实际。贺敬之的新古体诗的发表途径有报刊刊发和结集出版两种方式。就出版而言，最早的新古体诗集是1996年出版的《贺敬之诗书集》。2005年出版的六卷本《贺敬之文集》中的“新古体诗书卷”增补《贺敬之诗书二集》，2013年出版的《心船歌集（增补本）》以“近年偶作诗抄”板块，收入2002年之后的部分诗作。而到了2020年出版的《贺敬之诗歌精选》，又收入2014年创作、2015年发表的《游黄山感怀》。因此，笔者决定选取99题，空下一题，权作“留白”，既给其他读者留下“填空”的空间，也给编者留下以诗人新作再进行补充的期待。
在编选过程中，笔者校订了此前版本中个别明显的印刷错误，对于有疑问的，本来打算通过加注释的方式标出疑问，不过幸运的是，在出版前有机会当面请诗人本人审定，做了相应的订正。对于在多个选本中存在文本差异的诗作，则综合权衡做了选择。如著名长诗《咏南湖船》，在《贺敬之诗书二集》中，该诗呈现为“楼梯体”的形式，这也是唯一一首“楼梯体”形式的新古体诗。而在后来的《心船歌集》《贺敬之诗歌精选》中，则取消了“楼梯体”的版式。在笔者看来，诗作以“楼梯体”展现，情感在同一阶梯内渐次递进、在不同阶梯单元间积蓄，最终升华为荡气回肠的战士心声。因此，笔者依然选入了出版时间更早的“楼梯体”的版本，以展现诗人的新古体诗与政治抒情诗之间艺术手法的延续及创新。当然，即使是取消了“楼梯体”的版本，因诗作本身饱满的情感、信仰的力道、叙事的从容，其思想和艺术意味并未减弱，别有韵味。
此次借编选之际重读贺敬之的新古体诗，生发出很多新的感受，其中大部分思考，已经整理成文，以《“形式的反作用”与“时代折光”——论贺敬之的新古体诗》为题在学术期刊刊出。此时翻阅印出的选本，笔者不由想起一个自己在理论研究中虽经努力但并未思考透彻的重要命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这一命题，学术界有不少理论层面的研究，对笔者很有启发。但是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是，体现“两个结合”的文艺范例究竟有哪些呢？读贺敬之诗作过程中，我仿佛找到了答案。“新古体诗”可被视为在文艺领域体现“两个结合”的一个创制。贺敬之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实践者，不仅在诗作中抒写了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坚定信念、对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信心，而且，也以自觉的创新意识，创建了既具当代品格、又富传统特色的艺术形式。
“延水育年少，今成九旬翁。百惭一自豪，未负始信峰。”这是2014年5月，90岁的贺敬之所作《游黄山感怀》中的诗句。作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哺育下长大，在“小鲁艺”与“大鲁艺”的熔炉中淬炼，在新时期和新时代前行的人民文艺家，贺敬之始终坚信“宝塔山下路，同道偕壮行”，始终坚持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咏唱、为艺术创制。在贺敬之的诗作里，笔者读到了延安文艺的根脉，读到了新中国文学的气象，读到了新时代文化的风采，亦读到了一代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却始终青春洋溢的心路历程。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