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往昔与畸零者的情动时刻
“年轻的时候，时间只有现在，和不断被现在吞噬的未来；年老的时候，时间只有过去，和不断被过去吞噬的现在。”这是米兰·昆德拉对于时间和年岁的感怀。二十出头的刘皓正在他年轻的时候，但在他的小说中，时间却“只有过去”和“不断被过去吞噬的现在”。
阅读《信客向山》和《马拉多纳安魂曲》，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说中密集出现了很多年份时间：1986年、1987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9年……宋步云、辛晓蕙、骆卫东、陈佐山，他们行止的每一步背后都是一座被时间标定的记忆废墟，而他们每个人——即便在现实中他们的身份或许是警与匪的对立——都是背负个体愧疚感和时代伤痕的畸零者，我们都可在他们身上感到时代巨变带来的落差。还有，虽然刘皓写的是山西大同（小说中的平城），但读者不免会从中读到双雪涛的“艳粉街”、班宇的“工人村”和郑执“穷鬼乐园”的影子，《北方化为乌有》《漫长的季节》《大象席地而坐》等作也与小说构成隐隐的呼应，这当然与作者对“新东北叙事”和当下优秀青年写作者的私淑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大同是以煤炭资源富集著称的工业城市，那里的产业工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经历过像东北一样剧烈的结构性转型，锈蚀斑驳的厂矿所构造的“锈带”景观也许业已随着城市的更新换代而消逝，但那份由荣耀到落寞的工业记忆以及由其催生的情感结节却并没那么容易消融，所以，小说中每一个时间点位既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而这正体现了关注创伤经验的学者所谈到的创伤的“延迟性”，即“创伤是通过重复而延迟产生的，创伤事件在其发生时可能并没有被意识到，只有在一定时间间隔或潜伏期之后才能被感知，而此刻创伤事件又是被压抑的、分离的或是被否定的”。如同班宇说的，“父辈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反映到我笔下”，在刘皓的这两篇小说中，父辈的创伤同样以被压抑的形式返回到当下，小说里的主人公总是执着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而无从摆脱，以至于当下的时间是被阻滞和覆盖的，而这些时间点所负载的创伤事件也因此具有了双重作用，既是确证自我主体的艰难修复，也是凿开障壁，让个体记忆透进历史的努力——“当事件发生时没有得到完全认知，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才具有指称性意义，历史成为创伤的历史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信客向山》从一则凶杀案开始，这几乎已是这类题材的作品开局阶段的一个定式，不过，小说并未采取“子一代”的第一人称叙事去感知父辈，而是用多视角的第三人称，直接把读者带入到二三十年前煤烟缭绕的往昔。就故事层面而言，小说有一些失真，宋步云手刃骆丰年显得突兀，姜斌杀了辛晓蕙又被宋步云斩首也发生得太急促，这几乎是犯了新手小说写作者的大忌，太轻易地便决断了人物的死生。但刘皓大概就是要险中求胜，在他的理解中，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关联的尊严，虽然创伤经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受害者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但也暗自激活正名的渴望，被压抑的生命元气在暴力杀戮中获得转嫁与代偿。
为了让人物的动机合理化，小说还特别设定了申老师这个人，以及信与戏这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环节。申老师名叫光明，也代表了一道慈悲之光，他与骆卫东和宋步云各有缘分，本质上乃是为二人的人生提供一种彼此理解的可能。从身份上来说，二人是警察与案犯，但从时代大势来看，他们都是单位共同体溃散之后的抵押物，有着类同的情感结构，只是后来人生际遇不一同途殊归而已。信与戏则可视为一种转化机制，一种提供给脱轨人生的想象性的文字秩序。在信中，宋步云告诉申老师：“我想让他们活下去。我想活下去。”卑微的念头造就了她偏执的倔强。当沉迷于戏中，宋步云说自己“上台以后，斩奸人，驱邪鬼，心里的东西，全掸了出来。演到兴头，有时把自己的头也斩下，望它一路滚到台沿，咕咚一声掉下去，心里莫名痛快”。这里的人戏不分，其实已经隐然指向了她杀死骆丰年的那个时刻。再来说戏，申老师创作的《聂隐娘》第一场描写的是聂隐娘的学徒期，戏中老尼对聂隐娘道：“如今世道变迁，万物倾乱，你虽一人，也可倾动天平。”又道：“刀既染血，回首再难。既生死心，盖寥寥世间，已身无一物，何妨继续过活？如此存世一日，剑术便险奇一层，出乎凡人所表，反倒无往不利。”这几乎是以“说破”的形式向读者揭晓了宋步云命运的谜底。《聂隐娘》的戏文与小说之间，聂隐娘的人与宋步云之间形成了双重的互文关系，它们联手拓进了小说的叙事纵深，赋予宋步云更复杂的心理厚度，也为读者关于审美和正义的判读带来更大的盘桓空间。
必须注意的还有，小说一直把案情的走向和人物的起落放置在城市拆迁升级的大背景之下。甫一开篇，作者就提醒我们，“城改工程已启动两月有余”“，挖掘机沿途轰鸣，绵延几公里”，曾经作为城市地标的邮电大楼连同其上的大钟就要被拆掉。在骆卫东女儿骆寻寻的眼中，那面大钟像是巨人的手表，每到整点报时，广场上的白鸽会随着钟声朝天上飞去。及至小说结尾，在骆卫东与老陶搏斗时，大楼轰然爆毁“，大钟表裂成几瓣，雪片似的坠向地面”，而那群“白鸽飞出红旗广场，扑扑响过，空中盘旋一圈，波浪似的，一路涌向北方”。大钟自然意味着记忆网络中的一个时空结合点，见证过父辈命运的骆卫东明白自己也将要经历一次巨大的转轨，大钟所铭刻的时间既是祭奠，也是开启；碎裂的大钟既是要被新生活清扫的碎片，也是创伤记忆里兀自竖起的纪念碑，宋鹏手绘的老城地图则是未来主人翁踏入记忆之河时仅存的导游图。骆卫东让宋鹏带着骆寻寻上山，去寻超出现实城市秩序的申老师，这大概是属于刘皓本人的情动时刻，他明知道人不可能脱离时空，但还是要“寻”一次。
相较之下，《马拉多纳安魂曲》没有像《信客向山》在技巧上那么用力，但叙述反而显得更圆融，当然也和这个小说的题旨与人物更纯粹有关。陈佐山可以被视作得享天年的骆丰年，经历过下岗再就业，经受身份跌落的屈辱然后习以为常，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平平淡淡地熬到暮年。妻子在疫情中病故，孤零零的他在一个下着小雪的早晨，怀抱曾经无比挚爱的足球踏上了废旧的工人足球场，他在缅怀1987年的青春时光时，蓦然看到场上站着11个干练的自己“，这是一回后无来者的较量，陈佐山忽想让此刻无限绵延，一直到时间尽头，好让年轻的身体们永远同在。但他最后对自己讲：这回战斗不为自己，只为妻子，为老工友们，为所有观众，也为可能过去的北方寒冬”。
在这个小说中，刘皓展现了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叙事耐心和对细节的摄取能力，甚至可以说它是通篇由细节构成的小说：核酸亭中塑料桌上卷脆的枯叶和灰色的鸟羽、拂过旧纸箱后手心留下的猫爪似的黑印、妻子酥黄弯曲的指甲、从楸树枝头钻出的嫩芽……就像伍德评价福楼拜时说过的，福楼拜设法将一切细节变得重要又无关紧要，重要是它们被郑重细致地描写，无关紧要是它们堆满在小说中，像生活一样扑面而来。还有，刘皓用了相当细腻的笔触去写陈佐山给旧皮球充气的过程，画面感饱满，他像是面临“一轮豪赌”“，急需将这股气，从明处打进幽暗”，这是小说中的一个“刺点”，“它尖锐犀利又被压抑钳制，它在无声地呐喊，像一道将发未发的闪电，带有某种潜在的、未知的冲击力”，充气在此变成了一桩无比庄严的事情，因为，他所反抗的不是球内的气体，是沉沦，是倦怠，是被消磨的黯淡人生，是被宣判和归置的历史命运。于是，我们看到了结尾的又一个情动时刻，仿佛马拉多纳的精魂附身，陈佐山在奔涌的想象中完成了生命最辉煌的一次带球突击，具有潜在能动性的内爆情感呼之欲出，虽然它最终落脚于真实生活的细微之中，但它弥散的能力已然力透纸背，而刘皓也借此勾勒出无数陈佐山们作为情感主体不容践踏的尊严。
每个人都是大历史的构成单位，每个人的记忆和情感也不是只能呈现为历史可有可无的注脚，如识者所言，它们“将作为未竟之城召唤和守候未来小说家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