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本”：一个揭开“超真实”的通道

发布时间：2024-12-22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出身的女作家，舒雅（本名汪明明）惯于从“符号”“拟像”“表演”等视角切入，审视当代人存在于景观幻象中的境遇和样态，挑战内嵌于消费主义的镜像迷恋与符号异化。如果说在居伊·德波的景观批判理论中，景观并非只是视觉的滥用、图像的集合，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的中介而建立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1），那么，当景观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导模式时，真相反成为颠倒世界中一个个虚假瞬间的组合。鲍德里亚同样提出“超真实”概念，认为在大众媒介作用下，真实已经消解，符码化的“超真实”成为人们的共在，人的所知所感都来源于仿真机器制造的虚假幻象，人的身体和主体性则最终为符号暴力所宰制。正是通过对媒介与人关系的探讨，舒雅从女性“姿本”的滥觞与勾兑出发，深刻揭示了消费社会的媒介话语霸权和身体认同异化问题，并试图寻求从困局中走向解放和救赎的路径。

一

“姿本”时代的主体幻觉与身体谋划

从小说的精神逻辑起点看，舒雅首先立足的是对消费社会由“功用性美丽”所主导的身体关系新伦理的考察（2）。她指出，景观社会体现的正是一种围绕“姿本”的生产关系，从女性对明星的迷恋/模仿，再到追求完美的自我创造、自我消费、自我赋值，这样的价值循环就构成了“功用性美丽”（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兴起与扩张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也重塑了个体的认同方式。主体的自我建构某种程度上不再依赖以印刷文明为代表的语言技巧，而是转向符号价值的崇拜，由“物体系”使人产生甜蜜的主体幻觉来实现。在此过程中，欲望替代主体而沉沦于媒介乌托邦的符号操纵，身体则依据娱乐工具和享乐效益的魅力原则而被重新占有，按照直接指导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来开发和规训，从而贬值为客体化、异己化的视觉商品（4）。事实上，当代文学现场对此话题的探讨并不鲜见，比如，东西的《美丽金边的衣裳》《回响》实现了对消费社会的挪用与反思，艾伟的《镜中》《敦煌》则采用亦真亦幻的镜像叙事，来勾画凝视机制和沉迷于视觉机器的现代女性身体景观。21世纪涌现出的“70后”作家，如映川、冯唐、尹丽川等“新身体写作”的践行者，则试图重构生理身体与交往身体间的意义关联，从而突破消费社会身体拜物教的迷雾。

相较而言，舒雅更多从女性视角来探讨消费社会背后的精微权力网络。她不但在小说中全景展示了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教机制，而且将其与当代女性及其身体的认同变迁互为观照，揭示出性别化、人格化的“姿本”背后系统性运转的意识形态策略——在广告这盏魔术灯的五彩光源下，女性的身体逐渐被“颜值即正义”的视觉霸权准则奴役；时尚的白色神话使女性的自我意识游走于虚拟的图像世界，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则在“超真实”中简化成美学上的迷幻感；高科技医美手术进一步使“理想我”有了具身操演的可能，却在表象欲望源源不断地生产、复制和更替中堕入空洞的精神陷阱……这些当代现实模式下典型的社会化机制看似解放了身体和性别，实际上则是使女性双重捆绑于外部的审美暴力和内在的超欲望结构中。换言之，在消费文化逻辑和运行方式中，日新月异的技术表面上创造了“新自我”的仙境，实则动摇、腐蚀和瓦解着主体对自我的理解与认同，而在我们自诩为自主性主体的地方，恰恰是受到作为符号的“美丽”的幽灵化统治。

那么，面对更为隐蔽的不自主和不自由状态，女性或者说当代人如何才能抵抗消费社会的“姿本”美学对身体的谋划、对欲望的渗透呢？当美丽神话超越一切，天性逐美的主体又何以不为审美表象所禁锢而真正建构生命和心灵的审美感悟呢？这些问题正是舒雅小说的核心关切。

舒雅长篇处女作《零度诱惑》，承袭了鲍德里亚在《论诱惑》一书中对女性凭借着策略、游戏和外表魅力消解理性的本质思考，以“猎女”形象的塑造放大和抽象了“姿本”时代题写在身体上的拟真诱惑。故事由《新都报》编辑部的苏南之行展开，记者“我”陪同总编陈逸山去苏南某大型服装企业采访，同行的还有广告部职员尤嘉霓。在黑色奥迪车里，尤嘉霓首先启动了轻盈的诱惑密码，与陈逸山展开了一场“绵密而热烫”的对话。接下来的旅程途中，尤嘉霓趁下车透气的工夫，有意使高跟鞋嵌进石板缝，用其擅长的表演将陈逸山骗入“暧昧的轻喜剧”。继而，在抵达苏南的当夜，尤嘉霓就潜入了这个已婚男人的房间，伴随烁烁的烛光、迷蒙的芳香和水晶般流转的美酒，一段长达三年的不伦之恋由此开始。小说本可以单线推进尤嘉霓如何贩卖肉体和灵魂，陈逸山又是如何厌倦了单调游戏的故事，但作家为这个追猎的故事设置了旁观与窥视的另一重视角“我”，由此让“淑女”和“猎女”两种秉持不同价值观的女性建立起相互对话的关系，促成了情节、观念和话语的多重复调。

淑女囿于古典规则，在画框中保持姿态和距离，让人远观和梦想；猎女则千方百计挣裂画框，摧毁和砸碎一切，以迅猛的攻击力和掠夺力诱引猎物掉进“姿本”陷阱。在人人表演的“超真实”催化下，尤嘉霓们不可遏止地将自己推向重塑的角色巅峰，沐浴虚幻的耀眼光芒，真实的自我则在碎片化、功能化的身体镜像中悄然分裂、遁形。小说结尾，“我”偶然得知尤嘉霓在与陈逸山分手后，辞职回老家开了家广告公司，更加任性地用“姿本”来攫取财富和名气，最终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正如蓝江所说，“与其说文本中叙述的尤嘉霓是一个女人，不如说是一个被物欲消费和数字化时代构成的巨大象征能指链所穿透的身体，这具身体的灵魂早已出卖给狡黠的靡菲斯特，因此，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被标上尤嘉霓的标签的象征性的身体在小说中表演”（5）。舒雅细腻而又冷峻地谛视消费社会特有的符号异化悲剧，将讽刺的笔触伸到内嵌于女性伪主体建构的冰冷的资本逻辑之中。

“在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女性与其身体具有天然的同盟性与同一性，女性或者被等同于身体，或者就是女性性别的符号表征。”（6）判定女性的价值就在于其身体是否美。这种身体拜物教的运作方式在猎女尤嘉霓身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她在一种自恋式的追求中以自我投注的方式喝下贴着美丽标签的毒液，使外在喧嚣的“姿本”话语内化为无意识领域的自我规训。从鲍德里亚的“超真实”论域看，尤嘉霓的堕落过程也是女性在符号编织的诱惑之网中一步步失控的过程。她不但将身体当作流通的筹码来获取权力和资源，而且重新以计算的等价法则和资本的价值规律，来粉碎并整合一种在符号之镜中被当作赌注的“玩偶化”主体。

对此，舒雅有非常自觉的批判意识，她通过叙述者“我”的声音来传递理性和思想之力对身体拜物教的解码与解构。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叙述不但引出尤嘉霓由成长到沉沦的全过程，而且透过内部视角来反射媒体权力对真实的编造，并实施了对物化女性的某种道德审判。换言之，虽然“我”的窥视只是一个偶然，但尤嘉霓的奴性状态却促使我们从媒介控制的角度重新提出身体问题。小说演绎的正是猎女们投资身体转变为“姿本”的种种策略：争先恐后地参加“亿万富豪征婚联谊会”，以讨好的目光追逐富商们挑剔的眼神；自我包装、自我策划，花高价上“爱商培训班”，学习如何做好企业家的妻子；取悦市场和男性，削掉下颌角。总之，年龄、容貌及三围决定了身体的价码，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则起到调节之效。在一种价值诱导和操纵的身体经济学下，女性的身体逐步被同质化、实证化，开启了一种诱惑、满足和魅力的新模式。

二

视觉霸权下的女性突围

与为了符号的增殖与交换而对身体的功能性开发紧密相关，“视觉化”成为消费社会的另一大重要特征。伴随“姿本”成为无所不在的“资本”力量，商品化的身体展示催生了身体美的消费，高科技实现审美追逐的“美丽工业”则成为时代的潮流。在长篇小说《她的姿本时代》中，舒雅深度剖析美尔康整容帝国的打造背后，“青春变脸术”的超现实状态如何制造了女性身体展示的欲望缺口，又是如何以“冻龄不老”的科技幻象诱导女性踏上自我雕琢和加工的漫漫长路，并最终陷入一种存在的本体论焦虑。

“科技凝固时光，美丽超越梦想。”（7）当夏芊芊、于堇们雀跃涌入美尔康抗衰老光疗会所，一张煽动欲望、催生梦幻的话语之网迅速铺开——“你想回到做梦都想回去，却怎么也回不去的少女时代吗？若想回去，就请走进美尔康，我会给你青春、美貌，还有男人爱慕你的心！”（8）于是，经由一系列技术介入、美形模拟，特别是以梅若伶、李博海为首的营销团队精心编织的一套话语催生情愫，整容不但与布迪厄意义上“性资本”的提升直接相关，甚至被构建成某种象征自律和勇气的自我赋能。漂亮的比喻、语言、符号统统被掌控和利用来激发对“理想我”的憧憬，同时将手术的风险和痛苦合理化，目的就是使女性喝下幻觉的魔液，从而为了流行于媒介文本的完美身体而“疯狂买单”，而“刷爆卡”（9），后果则是强化了无声的符号暴力与视觉霸权。事实上，美尔康的创始人梅若伶看似是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冒险家”，实则也深陷金融资本和媒介话语联手打造的符号陷阱。她的理念就是：贩卖无形的欲望和营销无形的幻觉才是真正掌握控制消费者的艺术；人们消费的是作为价值和符号而运作的名字、视觉偶像、神话；概念不再界定事物的性质，而意味着营造一个契合消费者的、超越现实层面的空间（10）。

而美尔康的前任企划林乐瞳则是一朵傲然挺立的芙蕖，出于“不愿与恶同行”的良知，她向城市频道《第一现场》的记者道出了许多内幕。原来DNA密码丰胸就是干细胞丰胸，说是干细胞注射，实则是价格低廉的人胚胎组织液、胶原蛋白和雌激素的混合，甚至大多成分就是生理盐水。为了获取高达数十倍的利润，梅若伶利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质检工商的人脉网络、偷换概念的广告话术，加上虚实表演的危机公关，直击关乎隐私和面子的人性暗疾，最终将没有药物准字号的产品注射进客户的身体，使它们与精微脆弱的纤维组织相栖相生，后果则是致命的癌变，或是一辈子对癌变的恐惧。面对行业内深陷瘴气的泥沼，林乐瞳选择亭亭净植地站立，冷峭峻拔地捍卫良知和尊严。

以天真的幻想和生硬的姿态，林乐瞳一面每天为了广告创意和营销策略绞尽脑汁，相信凭借才能和奋斗终能建造自己成功的殿堂；一面却不得不以漠视来忍受来自老板的打压和同事们的明枪暗箭，结果被选中当了一场危机公关的替罪羊。“受众不是以真实，而是以更强烈的幻觉克服幻觉。”（11）当林乐瞳困于真实与谎言间的幻觉诡计时，岚晴的意外出现终于令她混沌的思维明朗起来。小说中的岚晴是一位有着罕见精神力量的女性，她放弃了综艺节目导演的工作和资源，于滑入无意义喧哗嬉闹的人生中果断止损，独自一人到偏僻的惠村做留守儿童心理干预，并用拍纪录片的方式，试图进入生活的内核而真实地存在。她提醒林乐瞳砸碎他人设定的价值框架或固有的认知壁垒，让灵魂自由舞蹈，像孩童一样去探索真实。

对此，林乐瞳的回应是过滤纷扰，聆听自我，回归原位，最终选择在博客、微博、电台上发声，揭露“姿本”时代“速美不成反变速朽”的真相。“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制造假象，另有一部分人揭露假象，这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12）她深入地思考生活和人生的意义，甚至选择用一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之旅，在生与死的边缘感受真实自我的在场。令人庆幸的是，林乐瞳并非只是“例外的人”，除了岚晴的惺惺相惜，小说中苏怡创办的悦心堂也给来自各行各业的独立个体提供了发声的平台。悦心堂以探索新的艺术形式来反思当下，与现实进行博弈。热点新闻事件引发的开放式讨论直逼大众传媒的拟态环境和信息迷雾，剧场公演的情景短剧《搜一下》鞭辟入里地为景观占位的现实提供了矫正镜，实验工坊的极简生活则使心灵摆脱了自恋的情感牢笼，认清生活的价值其实是“创造”，唯有“创造”才能超越时空，将有限变成无限。

“我们的航行是需要灯塔的，倘若打碎一切，终将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走出去，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的改造中去吧！”（13）林乐瞳的存在既是对女性觉醒的召唤，更意味着重构自我与他者相互承担责任的交往理性。如果说针对消费社会的美丽神话，吉登斯曾提出著名的“自反式身体筹划”，提倡以体现自我生活风格和身份认同的美的实践，主动把握身体的意义。那么，基于深切的女性启蒙意识，舒雅致力于揭示媒介时代女性内在焦虑和矛盾的文化心理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理性主体的自我筹划和一种在和声与共鸣中的理想社会交往方式。在《奔向星星的列车》中，舒雅就以其特有的细腻笔触展开对当代人心灵的映现与谛视，使心灵深处的弦歌和微漾的幽微情绪获得表现的契机。小说既实现了作家对自我创作生活的艺术性回溯和记录，又昭示出舒雅身体力行的小说诗学，那就是：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梦的愉悦，循着自己内心的引导和方向奔向星空，并最终以想象世界的尖锐和激情反射封闭冷漠的、没有回声的现实世界。

三

镜子、自恋与“超真实”的异化结构

在舒雅的小说中，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现实的自己，另一个则是幻想的自己，两者间存在的缺口便构成幻觉的诡计和资本逐利的空间。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幻想的自己的迷恋构成消费社会一种重要的心理状态，即自恋式的关注与心理力量的投射。在这种状态中，欲望成了对他人的欲望，这种欲望“以人的方式欲求一个物体的人的行动，不是为了占有物体，而是为了要另一个人承认……归根结底，是为了要另一个人承认他对另一个人的优势”（14）。欲望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承载具体直接的内容，而按照一种完美的存在物来规划，随之也就成了无底的深渊。正因为对镜中自我的迷恋是自恋的建构条件，“镜子”便成了舒雅笔下挥之不去的意象。夏芊芊们喜欢在不同场合不同形状的镜子里到处寻找自己；茶餐厅的女人轻声说着“我只喜欢在光线昏暗的地方照镜子，镜子过于清晰会瞬间摧毁我的自信”（15）；更多的女性终其一生活在“双面镜”的夹缝中，“具象的镜子照见真实的自己，电视、电脑、手机里的另一面‘镜子’照见的是另一个想象的自己”（16）。最典型的还是尤嘉霓，她6岁时就已经学会寻找参照物，并和参照影像做比较。成年后的尤嘉霓更是迷恋于玩镜子游戏，她寻求榜样，按照“她”的尺寸重新裁剪、描摹和绘制自己，渴求拥有同样的眼神、表情和容颜。她的精神浮游于流动的虚拟情境，身体的一半沐浴于参照影像的耀眼光芒中，被幸福理想的空间催眠；另一半却浸泡在现实冰凉彻骨的海水里。幻想与现实的分裂固然痛苦，但当影像的机器注入身体与灵魂时，幻想与现实的界限便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言传的交感幻觉又使人心荡神驰。电影、电视、广告、橱窗、购物中心的大屏幕……到处都飞舞着理想的生活碎片，只留下空洞的感官欢叫着，肌肤灼烫着。

然而，舒雅不但试图深入主体内部，更试图揭示镜中自我的媒介建构逻辑，也就是说，人们所追寻的理想自我正是人为的结果。我们所看得见的并非真实的世界，而是由媒体所营造的、由拟像分泌物所组成的“超真实”世界。在这之中，图像、符号、意象、拟真、镜像、人造品、角色扮演、面具、谎言、作秀……大规模的仿像秩序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世界。而一旦人们情绪的遥控器掌握在“漂流的能指”的制造与栖息之地的媒体手中，奇观翻转下的伪人物、伪事件、伪情境将彻底消解作为人的精神依托和生存凭证的真实，进而导致我们认知、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沙漠化。恰如舒雅在文本中写道的：“我们凸显我们想凸显的，我们涂抹我们想涂抹的，我们裁剪我们想裁剪的。媒体的‘凹凸镜’：被建构的视觉世界。”（17）“在很多广告中，这类新闻纪实式的广告因其自然朴素，反而更接近真实本身，甚至比真实更真实！”（18）在日常生活全面的影像化拟真之后，我们不再自主自觉地寻求创造，而臣服于圆满自足的图像宇宙，消费则成了救赎的唯一真理。通过引入媒介符码的观察，舒雅意在还原今天的“超真实”现实存在，实现对我们符号化生存维度乃至生存图式的反思。

鲍德里亚认为，从影像们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行为就已摆脱了我们，游离于我们之外，使我们失去观看自身的角度，甚至失去灵魂（19）。“当代异化不再预设一个本真的、未经符号结构和话语规训的先验主体，也不再追求一个本真的先验目标和理想。因此不存在出卖自身又寻求自身本质的主体，主体一开始就处于符号结构之中，并在此建构了自身。”（20）在此意义上，《她的姿本时代》是一则建立在镜像时空中的生存寓言，它描述了现代人被影像和景观所诱惑、捕获乃至支配的异化状态。作家所揭示的大众媒介的全面运行机制，使我们无可逃遁地生活在拟象的魅影之中。它一方面映照着现实，表达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也在建构着现实，召唤和规训对种种诱人范本与修饰技术的认同。当流动不停的影像、飞旋变幻的概念、鼎沸喧嚣的信息，不分昼夜地穿行于城市的肌体，真实本身也就喑哑无声，寂然行走于符号的森林。然而这一壮美又虚幻的宏大场景却如肥皂泡般，只需轻轻触碰，就会现出空洞脆弱的本质。

在舒雅笔下，真实被幻觉的诡计和技巧完美谋杀，其真伪转换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符号的诱惑。我们对物从“拥有”转向“展现”和“炫耀”，追求生命延续、自由解放的生存目的逐步演变成生存基础之上的表演欲望。这导致了资本操控下符号层面和外表王国的诱惑对自然与现实的取代，一切复杂的物的存在都变成了单一而平面的意象，影像的诱饵、圈套、规则和魅力完全铲除了物本身的价值。其二，景观的殖民。在消费语境下，媒体精心编排的美丽景观使我们的存在不再以真实的肉身需求为满足，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围绕景观的异化性欲望堆积。迷人又令人晕眩乃至沉醉的景观就是一切，它没有任何参照的处所，却以独立运动与自我实现构成新的时代法则，并最终在潜意识领域登陆，构造出我们生命的一种拟真形式。其三，他人之镜建构的异化主体。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意象在人身上出现的第一个效果是一个主体异化的效果。这是基本的一点。主体是认同在他人身上并一开始就是在他人身上证明自己”（21）。正是他人的面容之镜加剧了认同中发生的对自我的奴役和异化，而对于他者欲望的天然依赖则使我们似乎无法破解意象的暴力。于是，“可怜的自我主体，总是使自己融入那个众人面相写成的‘我’（伪自我）的形象。他不知道，那还是一个无脸不是镜子的镜中之像”（22）。当个体活在他人的意见中、无限放大他人的声音，甚至在本体论意义上由虚假的意象彻底蒙蔽和欺凌了自我时，就会发生一起又一起像倪诗诗那样，为了追求同质的审美标准而丧失自己鲜活特色的整容悲剧。以上就是舒雅小说试图表征的符号与景观的深层预演机制，它们在揭开“超真实”异化结构的同时，寄予了作者对景观社会生产关系的深沉忧思。在媒介盛行的时代，当代人从理性认知到本能欲望实际都已跌入五光十色的诱人景观之中，一方面以集体无意识的顺从助长了景观的魔幻政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抗拒高科技的赋能，于是便出现了大众趋之若鹜于具有巨大的伤害性、摧毁性和不可逆性整容手术的典型时代症候。

四

媒介时代的私人化小说现象学

在叙事策略上，舒雅的小说同样有其独特的发明，她在充满主体生命体验的各式各样的话语中构建了一种属于她的、谈论生命和哲学的文学现象学，使文本无外不打上鲜明的私人化印记。其一，片断式叙事是舒雅小说的一个特征，即解构和中断连续的故事，以情节的闪回、插叙、回溯，与大量的分析、阐释、议论相互交织、自由掺杂，最终由纷飞的语言片断产生诗意状态。譬如《零度诱惑》的叙述结构，无论是被比喻为“‘大乱’后有‘大治’”的“丛林结构”（23）、“情节、细节的‘飞地’”与“哲学‘暂停’”（24），还是被视作“‘哲学情境小说’的新类型”（25），研究者们首先把握到的都是一种游离于小说体系之外的文本策略，即用来休止叙事时间的碎片化的片断写作。而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将其指认为舒雅小说的现象学特性，是以我思、我叙、我抒、我议的现象学，来重塑一种鲜明在场的“写作主体”。从内涵看，这种小说现象学的建构手段包括时事议论的生发，“我们生活在秘密终结的时代，秘密终结意味着什么，边界正在消失，区隔被抹杀，真=假，丑=美，对=错，明=暗，在秘密终结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实则都已脱光了衣服”（26）；也可以是流行语汇的解读，“这是一个表演的浮夸的‘作秀时代’。‘作秀’这个词早已从娱乐界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成为人们日常生存的一种普通手段。作秀，是展示，表演，哗众取宠”（27）；还可以是触及灵魂的主观描摹，“一切都在情不自禁中滑行，目标模糊了一切，抹拭了一切，当然更容不得思考的存在。思考是灵魂范畴里的东西，灵魂已干瘪、缩小，就菜籽粒那么大，随它在肉体内晃悠来、晃悠去”。（28）各式各样闪烁灵晕的片断缝接不仅为舒雅的文本带来思想的自由和更真实的力量，更带来一种直面媒介时代的跨媒介性，它将自我与时代关系在哲学维度的审视，将自我对真理和意义的执着探寻共同作为掘发小说本质意义的手段，从而在这个被认为“作者已死”的充斥影像的媒介时代，高奏起主体性的旋律。

其二，隐喻性是舒雅小说现象学的另一个值得探索的“现象”。她的文本始终贯穿一种寓言化的叙事视野，往往把文本的哲学意义延伸到女性的生命意识中去，以女性生活文本和现代人存在文本的双重结构，形成一种文本间性，并挤压出生活的本质就是：诱惑与欲望。面对“姿本”时代以人为主体的欲望贩卖，作家再也无法用平静的目光坦然看待消费符号的魔术障眼法对主体视觉的屏蔽，以及在广告、时尚的阵阵魔鼓声中，现代人无可逃避地迷失。她的隐喻叙事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形式，而借鉴一种心理与象征、梦境与幻觉的虚实交融，更凸显其女性语境与女性意识。在这里，舒雅在文本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边缘创造了一个意向性的经验主体“我”，它是全书的“说话者”，却并非任何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如果与其说如罗兰·巴特所言，“将话语片断化为各种形态绝非是符号体系对于想象界的一种控制，而是一种由想象界对于想象界的处理”（29），那么毋宁说，“我”的存在完全摆脱了象征界的语法规则与叙述强制，而深入到情感和人性的表现层面。于是，梅若伶和林乐瞳是你，是我，也是她们。这样的文本探索，伴随女性生命体验的敏感与困惑，又不失一种袪魅的锐利锋芒，在苍凉的底色中闪烁真实和澄明，最终以小说现象学为手段找到了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形式，重新夺回解码/编码的话语权。

结语

可以说，在一个宏大叙事的年代，舒雅另辟蹊径，专注对景观化生活富于象征性的书写，同时以智力探索的迷恋，建构片段的情境，独创一种“我思故我在”的小说现象学。以一种鲍德里亚式的符号批判视角糅合巴特式的文本戏剧形态，舒雅对所谓“疯狂忽悠”的“姿本”时代各种“诡异”现象发出诘难，对幻象谋杀真实的“完美罪行”实现了高度隐喻，完成了女性叙事的飞跃。苏格拉底将自己喻为雅典城邦上空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的一只牛虻，这也是我们在舒雅小说中勘探到的“牛虻特质”。面对令人眩晕的“超真实”生存场域，舒雅选择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哲学的笔法，如一味苦药，敏锐地刺痛失重时代的怪现状，用其批判的锋芒与痛彻的反省引发我们身心的畏惧与战栗。与其说舒雅始终未竟地探究女性自救的方式，或生存和价值的平衡，不如说她的文本重构一种直面现实、凝视深渊的牵引性张力，它使我们刺痛与警醒，甚而产生重审生活、重整意义根基的勇气。正如苏怡告诉林乐瞳的：不要太关注自我。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在画圈，圈画得越多，枷锁也越多，越易陷入不自由之地。

注释：

（1）〔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第4页，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4）（19）见〔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24-126、123-124、194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7）（8）（9）（10）（11）（12）（13）（15）（16）（18）舒雅：《她的姿本时代》，第333、2、5、26、178-179、43、230、387、46、332、5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22。

（5）蓝江：《肉体·符号·欲望：诱惑的三重维度——透过解码器来阅读〈零度诱惑〉》，《批评理论》2018年第3期。

（6）欧阳灿灿：《欧美身体研究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14）〔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第198页，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7）（26）（27）（28）汪明明：《零度诱惑》，第61、211、215、213-21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0）孔明安、石立元：《消费社会的双重异化及其批判——论鲍德里亚对〈布拉格的大学生〉双重解读》，《东岳论丛》2022年第4期。

（21）〔法〕拉康：《拉康选集》，第188页，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2）张一兵：《从自恋到畸镜之恋——拉康镜像理论解读》，《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3）王干：《〈零度诱惑〉推荐语》，中国作家网，201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