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临在瓦村麦田里复活了的死魂灵
引 子
我始终认为，一篇好的评论文章，应该是与一部好的作品的灵魂对话，评论者在书写评论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次再创作的心灵冲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书写第一部《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在落后却又强大的农耕文明社会面前，城市文学往往就是被文学边缘化的书写领域，而城市文学的确又是先进的现代文明的象征。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静态的文学描写从先秦的《诗经》开始，一直到唐诗宋词中的歌咏，达到了巅峰，尽管也有大量“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奢靡城市文学的吟咏，但文学主潮还是以田园牧歌为主的。直到晚清中国四大谴责的通俗小说为开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才在中国城市文学中兴起，而我们100多年来的文学史，却将“通俗小说”打入了另册，以所谓正统“纯文学”的白话小说——中国乡土小说的鲁迅作品《狂人日记》为旗，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发端。显然，这是缺乏公允的文学史判断，然而，这样的理念始终左右着我们的治史观。当然，在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以鲁迅为首的批判现实主义书写元素一直占据着文学的先锋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了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后，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悄悄地隐匿在中国文坛上。当时针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伤痕文学”的崛起，批判现实主义大潮如过境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却又像潮汐退却那样迅即，只留下了文学史沙滩上的人的足迹，五四“人的文学”，此起彼伏，却给中国文学史里的批判现实主义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近三年来，我在几部长篇小说中，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回归的显影，无疑，无论是在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之中，它们都是以显性或隐性的批判视角，去书写乡村和城市的种种溃败，尤其是那种精神上的迷茫与无助，带着“垮了的一代”情绪进入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更有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摆脱了将城市文学与乡村割裂开来，进行单独题材书写的创作模式，而是将城市与乡村连为一体，进行整体性的书写，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到贾平凹的《河山传》，再到鬼子的《买话》，我看到了恩格斯所赞叹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复活，尽管这些作品还戴着各种各样的写作面具，甚至穿上了形式上的“隐身衣”，例如《星空与半棵树》就是用了集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生态主义和荒诞主义为一炉的悲喜剧创作方法，试图掩饰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质特征，却让我在骨子里看清了它们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省与鞭挞。作为一个批评者，我也曾经企图用一种避开锋芒的模糊词语来形容这些作品的本质性创作方法，比如用“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掩盖贾平凹《河山传》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质。
而当我看到鬼子23年前那篇《瓦城上空的麦田》续篇《买话》发表后，那种久别重逢的惊喜，让我无法抑制心头的狂喜——批判现实主义的显性回归，将我的批评面具撕开，我终于有勇气毫无顾忌地可以直面当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进行畅所欲言的论述了。尽管《买话》也融入了一点荒诞的描写元素，但它绝非是什么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是地地道道在写城市为背景下的中国乡土社会真实的镜像。作品是那个并没有消逝的农耕文明形态的真实倒影，无疑，它才是中国“新乡土文学”最深刻最本质的写照，其中充满着的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的元素，是面对乡土社会深切的哲学思考，也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推动历史前行的理论并没有过时，恰恰证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买话》在当今经历过现代主义文学四十年洗礼过的语境中，如果硬是想将它冠以“先锋派”的桂冠，我以为反而是降低了这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价值，当然，若是用“荒诞批判现实主义”来定义，倒也是说得过去的。
一
我一直在等待飘浮在“瓦城上空麦田”里，那个叫作李四的“死魂灵”返乡。
23年后，李四这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终于“重生”归来了，他“附体”在一个叫作“刘耳”的人身体上，回到了他以为可以安度晚年的生命停泊地——瓦村。
重新审视这个在瓦城里托生的归来者刘耳，他从乡村走进城市，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小公务员生涯，我毫不犹豫地指认出，他就是那个自杀了的李四“死魂灵”的附体。
在鬼子的中篇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里，李四在“瓦城”看到的是：“我眼里的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块麦田，我发现那块麦田是从远远的山里飘过来的，飘呀飘呀，就飘到瓦城来了。”但是，瓦城却成了他死无葬身之地的城市，而他却又无法返乡，因为他的农村户籍也被注销了，他成了故乡的“陌生人”。如今，刘耳告别了飘浮在白云之上海市蜃楼似的城市浪漫风景，而是真实回归到了乡村麦田的大地上，他又是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了。
同样题材的延续，让我想起了当年评论家吴义勤那段评语：“《瓦城上空的麦田》是一部让人感到彻骨寒冷的和强烈震撼的小说，在今天，如此有力量的小说已经是非常罕见了。鬼子在这部小说中，再次展示了他在拷问人性方面的天才。”20多年过去了，我以为，《买话》在人性的拷问上更具有时代性，也更有深刻的批判哲学意蕴，这是一般乡土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境界——思想的烈度足以震撼文坛，且是从形下到形上，再到形下二度循环的艺术化抒写。
从瓦村到瓦城，再从瓦城回到瓦村，还魂的李四，不，是还乡的刘耳，却又陷入了无限循环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尽管昔日重来的麦田风景美丽依旧，青少年时代的友情和爱情是那么纯真，可是，静谧的农耕文明田园牧歌早已成了精神的废墟，这是一个异化了的世界，刘耳只能靠着“买话”活在这个广袤麦田的铁屋子里，成为中国乡村返乡者的“死魂灵”，一个“多余的人”。
这让我想起了100年前，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创作出的那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主人公盖茨比也是从底层社会走进繁华都市的下层人，目睹了美国动荡的“咆哮的爵士年代”里的堕落，抒写了“迷惘的一代”作家心底的绝望，当然也包括爱情在金钱世界里的沦陷和背叛。那是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糟糕的虚伪时代，所以，那个既是小说叙述者又是剧中人的尼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然而，他们的精神其实是回不去的，“美国梦”是一个大萧条时代的前奏曲，作家的高明之处，就是预言了“垮掉的一代”的历史命运。
同样，在《买话》中，主人公刘耳也是在这样的大动荡时代里走过来的一代人，但他不是大富大贵的盖茨比，他只是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心理变态的小公务员。他回到故乡，不仅是为了躲避堕落城市里的喧嚣和腐化，也不是为了单纯地忆旧而来的，更不是来做“中国梦”的。他是来赎罪的，不单是为自己，更是为了下一代子嗣——这就是小说的谜底，也是小说作者鬼子精心设计的一个别样主题表达方式。那个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过的“隐形主人公”，就是刘耳那个当上了“瓦城”市长的儿子，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这个符号化的官员，才是真正主宰“瓦城”和“瓦村”世界上空的隐身主角。小说的隐喻和反讽达到了对时代本质揭露的艺术效果，我以为这是批判现实主义变幻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胜利。
刘耳回到了瓦村，他想干吗呢？仅仅是守望麦田的风景画？还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抑或是寻觅曾经失落的情感和人性的密码，以及被遗忘在瓦村历史暗陬中偷食禁果的历史激情？这一切，都是我对鬼子新版长篇小说《买话》进行溯源的滥觞。
起初，我乍一看“买话”，误认为是“买活”——像余华《活着》一样的悲剧叙事。读了几十页，心想，的确也可以这样说，刘耳真的是在“买活”，如何融入乡村社会，重新活下去，才是他最大的夙愿。因为一个失去群居社会的个体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尽管历史上曾经有过因为战争与灾难等原因，成为独居“野人”的非虚构范例，但最终他们都是无法摆脱群居社会的诱惑，重新走入人居社会之中。“白毛女”也好，梭罗也好，他们的最后归属都是一样的。所以，刘耳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里，他永远就是一个飘荡着的“死魂灵”。这一次他试图在落叶归根的“瓦村上空的麦田”里寻找到他精神的最后栖居地，他能够如愿以偿吗？
可以这样解释刘耳返乡的最真实的心理——他是为自己的儿子来还孽债的。在瓦城里，他深知官场上无法摆脱的腐败，他早在冥冥之中就预感到当上市长的儿子会遭到报应。而在现代化的城市里，他没有祷告忏悔的去处，只有回到乡下，他才能寻找到灵魂忏悔之地，寻觅到护佑儿子的神灵。最重要的是，在整个救赎灵魂的过程中，市长的儿子终于没有逃脱命运的惩罚，刘耳本人却得到了自我灵魂的救赎——主题由此而突转升华，成为小说叩问这个异化时代的强音。
当你读完小说，掩卷遐思，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人生和人性的命题，会缠绕在心头，不能自已。
我本想将这篇文章的名字命名为《一部中国式的乡土忏悔录》，因为，作为彷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阴阳人”，他们如何洗涤自我灵魂中的污垢，是必须告解的隐秘；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为罪孽深重的子女赎罪。这也是李四在“瓦城”时，被子女们抛弃后无法还乡的异化问题，而这正是刘耳回到“瓦村”的最终使命，于是，救赎主题阐释的哲学命题从此展开。
虽然我与作者鬼子从未有过任何交集，但是，通过他的作品，我自以为自己时时都在与作者进行着灵魂的沟通与交流。这次，甫一看到《买话》出版，我就预感到瓦村麦田上空有事，充满着鬼影憧憧、人影憧憧的叙事，一定是在衔接23年前的那个没有了却的故事，于是，我就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朋友讨要《买话》。未曾想到的是，鬼子立马就给我寄来了他的三本新旧书籍《瓦城上空的麦田》《一根水做的绳子》《买话》。这是我与鬼子的第一次灵魂快递。
鬼子说，这部《买话》是他花了18年才完成的长篇小说，一剑磨了近20年，功夫花在什么地方了？难道是千锤百炼、字字珠玑的文字？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进入了深层次的阅读。的确，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精心打磨的，简短的章节，其精练的语言和节奏如散文诗一样，有一节竟然只有几百字。让“快阅读”时代的读者耐着性子去读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确实不容易，如果不能迅速“入戏”，恐怕连专门性的阅读者也会放弃的。可是，《买话》却是一本随时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长篇，不仅短小的章节可以让你随时停顿下来，留下阅读的悬念。而且，散文诗一样大俗大雅的语言，以及时时冒出来的乡间俚语构成的诗句，却像拿住你阅读兴趣的小精灵一样，让你不忍释卷。然而，仅仅就是这一点雕虫小技，是不能深深触动我的灵魂的。
二
因为眼疾，这本20万字的小说，我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才读完。掩卷沉思，我脑袋里跳出了这样的理性判断——这是一部“返乡”主题的深刻力作，其历史和哲学的思考，远远超越了许许多多旧乡土小说和新时代乡土小说对这一题材的开掘。比起当下许多流行的“新乡土小说”现实题材的书写，其主题的开掘要深刻得多，因为多数“新乡土小说”都是漂浮在水面上“死水微澜”的叙事，那个先行的主题框架，均是早已阈定好了的，读起来如同嚼蜡，甚至连半个多世纪以前“旧乡土小说”《小二黑结婚》《山乡巨变》《铁木前传》《锻炼锻炼》等都不如。而奇特的“买话”故事，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乡土中国家族“差序格局”泛起的层层涟漪，更是在反思城乡结构二元对立中人际关系总和中的异化现象。这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不易察觉的书写盲区，竟然被一个叫作鬼子的作家发现开掘出来了。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褒扬的至理名言。因此，我便斗胆地将《买话》定义为“荒诞批判现实主义”的乡土叙事了，虽然它并不符合约定的“新乡土叙事”的规范。
23年前，我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白猪毛〉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一文。那时，我只知道鬼子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乡土小说别具一格，一部《瓦城上空的麦田》让我读得酣畅淋漓。这样有时代感、有哲学思考深度的作品，是百年以来中国乡土小说难得的精品之作。它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近百年来，我们可以失去对田园牧歌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描写，但是，我们绝不能失去批判现实主义对一个大时代的独立思考。
所以，我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瓦城上空的麦田》聚焦生活在底层的苦难者、孤独者和绝望者的灵魂悲号，放大了他们变形的灵魂，对这个世界发出了叩问！鬼子的创作终于从追求空洞的技术层面，回到了对人性的关注。同样是用近于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荒诞，但是，作品写出了乡土社会迁徙者与都市文化发生碰撞时灵魂世界的至深真切悲剧。
李四是谁？李四就是飘浮在城市上空的“死魂灵”！
所以，我23年前的结论就是：“一个从乡土社会走向现代都市的农民，他的复仇指向不是扼杀他亲手培育的‘麦田’，而是指向了这个物化环境中人性的堕落！至此，这篇小说在揭示‘城市边缘人’和‘乡村局外人’的灵魂异化中，完成了对乡土与都市的一次精神考察。”
如今，那个在“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李四“死魂灵”又复活了。刘耳再也不是既没有城市户口，又没有农村户籍的“异乡人”了。他是“瓦城”市长的老子。然而，正是这样的身份，让刘耳这个“还乡者”，不仅没有得到“瓦村”乡亲们的亲近，而是意外地成了“人民公敌”。他每一天都生活在故乡的痛苦煎熬中。
他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孤独生活中，而中国乡村社会仍然还保留着传统的人情形态，特定情况下的仇富仇官的心理，同样出现在这样的农耕社会的部落当中。但这是乡村治理中的表层形象，作品描写的却是那一个个县乡一级政府机构治理中无法抵达的精神世界。
无疑，刘耳并没有梭罗那样的境界，在“瓦湖”（《瓦尔登湖》）里自由自在地独居是“乡土中国”里的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状态。离开了乡土世界里的乡亲，刘耳就无法生存，即便买来一白一黄的公母两只鸡做伴，尤其是每天与那只叫“小白”的公鸡谈心说话，也无法解脱他心头的郁闷。他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然而，瓦村里的所有人都疏远冷落他。没有了倾诉的对象，他的返乡就失去了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所以，他就用金钱去买别人与他对话，寻觅与外面世界的沟通，这本身就充满着一种荒诞的反讽意味。
于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角出现了，让小说的故事延展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机，也为小说的叙述形式和主题，一步步走向了不落俗套的叙述路径——那个叫“小扁豆”的孩子，成为刘耳了解外部世界全部信息的来源，也成为他与瓦村人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个荒诞的叙事的结构，但是，正是这样的设计，才使小说有了形式与艺术的深意，也就更凸显了小说批判主题意味深长的美感。
突然，《买话》让我想起了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以及剧中人侏儒奥斯卡。这部小说也是用插叙与倒叙手法写成的长篇。与《买话》一样，两者平行叙述构成历史和现实的叠印。这是许多长篇小说采取的结构方式，然而，重要的是，用一种荒诞的叙事表达批判主题的阐释，才是作家作品区别于他者的才华出众之处。侏儒奥斯卡的塑造，正是作者在精神废墟上对人性异化深刻反思与批判的结晶，同样是对整个德国社会危机的一种预言和警告，铁皮鼓一旦敲响，则是对一个时代发出的强烈控诉。无疑，这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直接对社会现实的鞭挞和讽刺，而留下的艺术空白，更能引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深入地去追寻主题表达的意义所在。因此，窃以为，好的作品不一定要取悦于大众，它往往只是献给少数读者的鲜花，它是耐读的，历久弥新的，这才是经典——它是给那些读得懂、读得深、读得了然醒悟的特别读者看的，没有生活阅历，没有丰厚的读书经历，他只能看到作品的表层结构，那只是一种“平面阅读”。然而，可以留存在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须为消费时代献媚，相信历史会在大浪淘沙中，磨洗出真金白银，就像伍尔夫《墙上的斑点》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样，它们虽然是小众难懂的作品，却不能阻挡它们成为入史的世界经典作品。
当然，《买话》中的小扁豆并不像奥斯卡那样充满着奇特故事，但是，他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人物形象——诸如诸葛亮式的神秘人物放在一个孩童身上，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人格镶嵌。
在刘耳的眼里，扁豆是一个“靠这两片嘴唇过日子的”孩子，“一个小小的瓦村，这么会有这样的小孩呢？这样的小孩属于哪一类小孩呢？好像他刚刚出生就大学毕业了似的。”“这个小家伙真是不一般，一会是人一会是魔。”所以，刘耳就在他的口中“买话”，了解瓦村的天文地理，重新深入乡村，重新认识新时代的村民。“小扁豆”就是作者塑造出来的一个充满着荒诞意味的神话人物，他主宰刘耳的前途和命运，是救赎返乡城里人刘耳的那个插着翅膀的小爱神，“他看不到扁豆身背后的那些金光。他看到的扁豆，好像站在一个毛茸茸的光圈里。他觉得出现在门前的扁豆，真是美极了，就像披了传说中的那层佛光。”与奥斯卡相反，他像是一个乡土的精神巨人。
至此，我甚至怀疑，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究竟是谁了，是上帝派来的这个救赎返乡者灵魂的小天使吗？小说最后描写的那个刘耳和扁豆相互下跪的场面，让人潸然泪下，他们在人类良知的感召下，让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隔阂在爱欲中融化了，一切仇恨成为救赎者眼中的过眼云烟。即使是刘耳得知当市长的儿子“出事了”，也不惊讶，因为他要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和忏悔，因为面对曾经的历史乡土，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刘耳必须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瓦村人，一起承担起时代重负和义务。
当然，这种救赎同样也包含着刘耳返乡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偿还懵懂的青少年时代与初恋情人在草垛根下鱼水之欢而带来的孽债。这同样让我想起了《铁皮鼓》里的奥斯卡16岁时和17岁的女佣玛丽娅私通的情节。虽然刘耳并不知道竹子怀孕的真相，与奥斯卡的变态心理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但是，其对社会的抨击却是殊途同归的。小说结尾，那个瓦村中年岁最长的“老人家”（竹子的母亲）默认刘耳为婿，以及众多的乡民与之和解，让他获得了真正的精神返乡。
三
《买话》中有许许多多带着时代色彩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描写，没有旧岁月中农村生活经验和阅历的读者，是读不懂这样的作品的。那些农耕文明时代种田的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只有走过那个时代的读者，才能深切地感动。
农耕文明田园牧歌式的静态美景大量地出现在作品之中，例如：“太阳快西落的时候，才想到要看一看村西头的夕阳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些模样，就慢慢地走到楼上，把窗户推开，把目光放出去，让目光越过村子的屋顶，远望一下西边山头上的夕阳。看着看着，脑子还是空空的。”这段风景画并非是近百年前对乡土小说总结的那种具有“异域情调”的风景，它是刘耳返乡时对早已“陌生化”了的旧日风景的一种迷惘。当然，也是鬼子这个叙述者的一种哲思的结果，风景自带“闯入者”的思考，那是现代乡土小说的一种进步，当然，一定是观念越隐蔽越好。
更令人感慨的这类描写是通过刘耳的视觉和感觉来写青梅竹马的恋人竹子时的那段描写，就是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相互融通的艺术桥段。它在二人的人生历史悲剧的结局中形成的反差和落差，正是这部带有悲剧性主题的反衬：“他喜欢看着竹子洗好牛耙从河水里出来的那个样子。那真是太美了！美的无比地迷人。那时的她，全身湿湫湫的。洗完牛耙之后，她总是一个人跑到河的上游去，在水深一点的地方，把自己慢慢地淹下去，半天之后，才从河水里突然冒出来，然后，就爬到岸上。刘耳总是这时候把自己看呆，他想挪开眼睛，可就是挪不开。刘耳曾经对他父亲说，如果自己一辈子都在家里当农民，他的老婆肯定就是竹子，只是，说这话的时候，刘耳已经在县里当上了国家干部了。他俩的那一次闪电，就是发生在他离开村子去城市里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显然，这就是这部“命运交响曲”的前奏曲，正是这样的风景画和风情画触发了刘耳和竹子那个夜晚的野合，种下的生命种子，导致刘耳毫无所知的竹子一生的悲剧。
所有这些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背后，都有一种象征和隐喻，正如韦勒克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引用P.德·曼《华兹华斯与叶芝诗中的象征的风景描写》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将风景视为客体，同时又将它视为进入位于可见的大自然那边的一个世界的大门”。当我们将《买话》作为这种通往另外一个世界大门的时候，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在象征和隐喻的修辞中，就达到对主题的完满阐释，这不仅是批判现实主义可以抵达的通道，当然，这也是所有创作方法的风景描写都可以运用的创作手法。
四
毋庸置疑，《买话》以其生动的语言和细节的描写，为我们展示出乡村风俗画的场景，包括对食物的描写、对婚丧的描写，都充满着俚语中的乡土诗意，其遣词造句也十分考究，这让我想起了23年前我在那篇文章中的结语：“在抒写乡土生活时那些得心应手的诗意性描写，更为作品抹上了一片斑斓的色彩，‘还乡诗人’的作者面影跃然纸上。而且，以这篇作品为一个考察视角，或许能够看到中国乡土小说在进入新世纪后一个新的支撑点和新的走向。”这段话依然适应23年后的《买话》。
在《买话》中，那些充满活力和张力的语言，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可读性，比如，对“香女”这个具有象征隐喻功能的乡村女人的描写，不禁使人想起清宫里传说的那位具有体香的妃子。《买话》中“闻香识女人”的那段描写就很生动，原始的女体香，与城市里化妆品的人工香味相比较，凸显出的是“更加原汁原味”的自然形态。这样的描写背后，突显出乡村自然和城市妆饰的反差，无论作者的主体观念如何，他写出了历史记忆里的女体香味，那是一种带着乡土“香茅草”味道的女人，在她身上，我们嗅到了大自然抵御现代文明堕落的味道，可惜她那屡屡被玷污的女体遭遇，不正是作品对现代文明发出的无声控诉吗，尽管被侵害者自身并没有什么主体意识，但是作品折射出来的意涵却是能够引人深思的。这不仅是嗅觉要寻找的记忆，更是要用通感解决的审美意识，它藏在历史的缝隙皱褶里，正如刘耳者言：“他似乎需要一点时间到记忆的深处慢慢地找一找。”因为，它是乡村风俗画历史的“活化石”，所以，这个充满着女体香的乡村女人一生奇特的经历，正是像“小扁豆”那样，是倚靠在象征和隐喻世界大门口那个浓妆艳抹的女性象征符号。
生动的语言将那个消逝了的乡村生活场景重新复现出来，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比如当年刘耳去公社文化站去借一本名字叫《剑》的书，站长在形容这本书的时候，“嘴里竟然吞下了口水，好像是刚刚吃了一块肥肉。那个年代的肥肉比瘦肉好吃，又油又香，吃完了嘴都不想擦”。显然，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比喻修辞内涵的，当然也包括精神食粮的严重短缺。所以，李站长要把这本书借给瓦城来的漂亮女知青，“李站长跟刘耳这么说的时候，眼光里得意得很，好像黄豆汤上飘着的一层油，好像他只要把那本书先借给了那个瓦城来的插队女知青，他就可以比别人更多地享受到那个插队女知青的美貌。”这种比喻是历史沧桑赋予的语言和才情。
对食物的描写，更是传达出了人物对历史记忆的追寻。一碗“瓦城玉米粥”，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历史故事的“楔子”。“老人家”——竹子的母亲长奶娘，为什么就是不给刘耳喝这一碗家乡粥呢，这个谜底最后被揭开时，其作品的悲剧审美效果就更加显现出它的张力。刘耳连自己儿子被抓的信息都不管不顾，最终以女婿的身份为“老人家”长奶娘送葬，取得了乡亲们的身份认同，这才是整个主题的亮点——完成自我救赎才是一种最好的人生解困。一碗“瓦村玉米粥”的细节描写屡屡出现时，都像一个灵魂的红丝带那样，牵绕着这个还乡者的一切言行，这就是细节力量的支撑所致。正如“小扁豆”爷爷捎话说的那样，喝粥：“一来呢，可以满足你小时候吃过的那些东西，证明你还没有忘本；二来呢，可以通过吃，和村里人套套近乎，说明你有了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想法。”我们不能说刘耳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融入农耕文明时代的瓦村人，走完了自我救赎的途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作品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扇从城市文明通向农耕文明的救赎大门，至于对不对，读者自己可以进行判断。然而，作者就像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将城市的堕落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阔别已久的一种创作方法的胜利。尽管我对作品中那些美化农耕文明的描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但是，我还是要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归来鼓与呼，因为它们往往就是拯救时代的强心剂。难怪恩格斯在1888年评论玛·哈克奈斯长篇小说《城市姑娘》时，留下了现实主义批判性本质的那段话：“在我看来，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应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本身就是批判哲学，他们无论是对《济金根》还是对《城市姑娘》的阐释，都包含着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都是将它定性为“历史的必然”。这就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和由此所产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买话》，作品对污秽和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完成度是较高的。唯一值得遗憾的是，作品对乡土社会里的种种恶行，虽然也有客观的描写，但尚缺乏一种“有意后注意”的自觉批判意识。尤其是对乡间流氓的容忍描写，有点过分了，这也正是主人公刘耳的“懵圈”之处：“他觉得不对！他觉得这帮光棍一定是想好了在给他挖坑。谁都知道，哪个螺蛳不吃泥，这话往往是老百姓们的一种看法，也就是说，你们当官的，有哪一个是干净的呢？哪一个当官的不贪点什么，比如钱，比如女人，比如喝点好酒，就说今晚拿来的这一箱茅台吧，有哪一瓶是你刘耳自己买的呢？没有！一滴都没有，全是人家送给你儿子的！凭什么送？不就是因为你儿子是当官的吗！”不错！罪恶与腐败是这个社会的毒瘤，这样的叩问与控诉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职责，但是，其镍币另一面的罪恶却被遮蔽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恶行，也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无疑，《买话》在此尚嫌不足，这也是作品留下的遗憾。
尾 声
《买话》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式的忏悔录吗？这样的“返乡题材”小说虽然在百年文学史里层出不穷，但是，作品只是对城市罪孽的反思，而缺少了一些五四乡土小说鲁迅式的对乡土世界的批判意识，从而对100多年来乡村社会的种种封建弊端进行反思吗？我觉得不能苛求作者在一部作品中完成镍币两面整体书写。但是，《买话》《星空与半棵树》《河山传》的出现，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为什么现实主义的创作唯独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思考上，画上了休止符？为什么“乡土中国”经过100多年的时代冲刷，仍然在文学描写的“差序格局”中翻不起大浪来，只是层层扩散的涟漪而已？显然，这也是鬼子、贾平凹、陈彦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何将这种批判的意识自觉有机地融入作品之中，或许就是这个时代作家的宿命，抑或也是每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夙愿吧。
显然，鬼子是一个被世纪交替以来中国乡土小说史低估了的一个作家，《买话》又一次证明了他的作品对大写人性描写的潜质。但愿他能够更上层楼，创作出更有力度和烈度的作品来，不过，再等23年，我已经看不到了。
2024年6月4日10：20写于南大和园
6月29日11：30改定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