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物质、“物叙事”与城市文学

引 语

谈论城市，不能不说及城市的物。如果把“物”的概念放大，城市作为人类的居所，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创造物，为此学界会说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结晶、坐标，甚至说人类文明史就是城市发展史。“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人类的创造物，包括抽象的文艺作品等精神产品，更包括具象的物质，后者更可能是城市之所以为城市的根基所在。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思维来看，人文学界所探讨的精神意识层面的城市文化、城市文明，都要以城市的物质历史为基础。如学者德法齐奥就直言：“城市首先是物质性劳动关系的体现，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间从这物质历史中发展而来。”雷蒙德·威廉斯也曾说，“城市的脉搏是人类文明所造就的巨大建筑”，这些建筑包括会议厅、图书馆、大剧院、高塔及其圆顶等等。人类建造城市，把自己安置在各式各样的城市建筑空间内，逐渐远离大自然，与传统的农耕的、田园的生活割裂开来。马克斯·韦伯从经济角度界定城市时，就刻意强调了这种非农业属性：“城市就是一个其居民主要是依赖商业及手工业——而非农业——为生的聚落。”无论是商业和手工业，都说明城市需求物质，同时更生产物质。“城市就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存在”，这不仅是古代城市的基本情况，也是现代城市的基本事实。

一、乡与城：

“进城”时期的“物叙事”

城市的物质与乡村的物质有很大的不同。多数时候，讨论乡村的物质时，会将其理解为上帝的、大自然的馈赠，即便有人力的参与，也是依托土地、顺着万物生长的规律才能获得的自然之物。但城市生产的物质却不同，城市集聚的匠人、艺人，生产的是工具、工艺品，凝结的是人自身的汗水和创造力。传统意义上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还遗留了人的痕迹，存有一定的生命含量；现代以来的工业化、机械化产品，则进一步地磨灭了大自然或人的生命气息。本雅明探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时，指出复制品丧失了原作才有的“光晕”，现代以来机械生产的工业产品也是如此。李娟在《我的阿勒泰》第一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里，直接对比了城里的物和乡下的物。作品中的“我”生活在乌鲁木齐城市，每次回乡下的家时都会带一些东西回去，但却发现城市的物对于乡下人的生活而言往往是多余的、无用的。“乌鲁木齐这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即便是食物，像麦片，像咸烧白，经过现代工业的改造后，也成了乏味的“物”。“我”奶奶90多岁了，她品尝着这些来自城市的“物”，感受到的只是“悲从中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过去事物、过去感觉的‘永不再有’。”相比之下，乡下的家人给到城里“我”的生活之物，却是既实用、又饱含情感的、有生命的“物”。比如母亲连夜赶制、第二天一早出发倒了好几趟班车送到城里来的驼毛被，它由内到外地散发着温暖。内在的温暖来自母亲，它是母亲用双手打造的，制作过程充满了情感；同时，这床被子的材料，也是来自乡下牧民家里的羊驼毛，它是自然之物，材质可靠，特别温暖。

比较乡村之物与城市之物，批判现代工业产品的标准化与冷漠化，这于现代以来的城市文化相关研究中并不鲜见，但对于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学而言，类似李娟这种反思城市工业之物与向往乡村自然之物的观念，却意味着当代中国人对于城市的认知以及城市生活的心态发生了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久居乡村、经受了长时间物质匮乏的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是极其向往的。就如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系列作品，作家刻画的陈奂生形象，这个一辈子住在农村、没有体验过城市生活的农民，见到城市各类日常的物质都觉得新奇。还如铁凝《哦，香雪》，这里的山村小孩们，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城市的、现代工业制造的产品是比农村的、自制的物品更高级、更具美感的。小说中香雪的铅笔盒，是父亲亲手制作的小木盒，而她同桌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是来自遥远的大城市，它可以“哒”的一声自动合上。“香雪的小木盒呢，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按当前时代城市人的目光来看，香雪这个父亲特制的小木盒才是最珍贵、最有感觉的，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乡村人都向往城市、憧憬着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工业化的塑料盒才最为高贵，自制的小木盒才是“笨拙、陈旧”、只能“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新时期以来有很多的“进城”题材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面对城市的现代化之物时，开始时基本是好奇的心态，对那些新奇的、意味着时髦和生活富裕的“物”充满欲望。但真正进入城市之后，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艰难，认识到了寄居在城市生活也只能感受到卑微和虚无时，城市的光环就瞬间消散，城市之物也就失去了它的神秘感和亲和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流行一时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就是直接让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物质祛魅的作品。《一地鸡毛》里呈现的城市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琐碎无趣，这对夫妻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忙得鸡飞狗跳，活得卑微无光，毫无现代人都市生活想象中的悠闲与浪漫。那些意味着现代化的城市之物，也不再是使人方便、令人愉悦的生活用品。池莉的小说《太阳出世》的开篇，那些大彩电大冰箱电饭煲录音机等等，是堵在大桥上影响交通、妨碍生活的“门面之物”，最后都被交警掀到了长江。新写实主义小说所讲述的，主要还是城市小市民小职员的生活，其祛魅效果主要来自作家近乎零度的叙事方法。所谓“新写实”，就是刻意突显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卑琐一面，而相对屏蔽了小职员小市民生活中也可能具有的鲜亮时刻。真正写出“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属于“乡下人”自己的城市体验的作品，要等到新世纪的“打工文学”。“打工文学”的作者基本是打工出身，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叙述，真正让城市褪下了光鲜亮丽的面具。比如王十月有一篇小说《在南庄》，开篇就是“南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压抑的”“陶瓷厂是高污染的企业，踏上南庄的土地，耳朵里塞满了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一根根高大的烟囱争先恐后往外喷吐着青灰的烟，烟太多了，无法飘散，在天空堆积成厚厚的阴霾”。高污染，巨大的噪音，如此压抑的城镇环境，对于刚从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出来的农民子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落差。而且，这里的保安居然不认识“我”从乡下带来的围棋。来自农村的“我”，反而是比城里人更有文化、更加的见多识广。王十月的“南庄”是城乡过渡地带的工厂所在地，代表不了现代化的城市。比王十月更晚一代的“80后”打工群体所见到的城市，才有了大城市的繁华景象。但城市的繁盛，带给新一代打工人的也只会是自卑和虚妄。如寒郁《朝低空飞翔》直接表达了一种“与我无关”的城市景象：“窗外是深南大道。华彩初上，霓虹闪烁，在立交桥上往下看，私家车如川流不息的河，LED立体广告显示大屏上不断滚动着这个城市高端的繁华信息，旁边开盘的楼群上挂着巨幅的宣传标语……灯火这么繁华，到处洋溢着大都市的火树银花……他抱着臂膊看着，置身事外，这些繁盛都不属于他。”繁华的城市，鲜亮的现代化设施，是打工人爱而不得的、属于他人的“物”。

“新写实小说”“打工文学”之外，九十年代还有很多新生代作家创作城市题材小说，都有一种为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物质祛魅的特征。张欣于九十年代写有很多都市感十足的小说，其所谓“都市感”，集中体现在其小说中人物对都市的、现代的物质生活的独特感受。不同于那些以乡土经验为基础的作家所习惯于表现的符号化的都市生活想象，也不同于“乡下人进城”叙事中盛行的乡土伦理观念和传统道德叙事，张欣是以一种平视的、相对客观的目光去描写和表现九十年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为此其小说中的都市感表现得更为自然，更像是城里人在讲述自己生活其中的城市故事，她知道都市人在日常生活中在乎什么，也懂得都市人的欢乐与忧愁。即便以故事发表感慨和悲叹，也是城市市民意义上的感慨和悲叹，而非“乡下人”看城市热闹性质的幸灾乐祸。雷达先生概括说：“在她当时的一系列中篇小说里，不仅写出了南国城市烦嚣的物化景观，而且写出了大众文化元素无所不在的渗透；不仅写出欲望这头怪兽对所有人的操控，而且写出欲望背后人对终极关怀的诉求；不仅始终以男欢女爱的爱情主题作为构思的原件，而且通过商战背景下，一个个‘痴情女子负心汉’或是彷徨迷惘花无主的感伤故事，表达着对超功利的人间真爱的强烈渴望。”其中的商战背景故事，典型如《首席》，小说写广州城里两个玩具公司负责外贸的女士之间的竞争、友谊与情感博弈。这两个负责外贸的女士，比拼的是外贸订单，较劲的更是个人的形貌与魅力。为了让自己在外贸市场上更为亮眼，获得更多海外客户的青睐，她们穿着时髦，打扮讲究，对各类城市之物的特性与用处谙熟于心。这两个人物，她们对于时装衣物的选择，品牌固然重要，但穿得舒服、穿出自己的性情特点才最关键。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男女，对于“物”的需求其实是既日常又讲究，不会刻意去攀比或炫耀，而是“刻意的随便”，是让“物”与个体的性情、心境相适应。同样站在都市人立场、讲都市时装女性故事的还如邱华栋《时装人》，这篇小说安排了一个观念相对传统的叙述者“我”，让“我”与都市里穿着时髦的“时装人”对话，“我”一开始也看不惯时装人那种表演趣味，认为时装让人变得不真实，“时装使人成了流动的人、面具人、灵魂外在化的人、不确定的人和包装的人”，但“时装人”自己的解释是：“时装给人带来了美、自信，时装可以让人塑造自己，因为人是先天不足的，通过时装可以让自己变得完美和自信，变成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人。”显然，作家让两类观念直接对话，目的就是让“我”这种传统的、保守的男性能够理解并接受新一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时装表演并非洪水猛兽，都市人喜欢新鲜的、时髦的衣物，这是一种新的自我需求，并不等于就是“面具人”“包装的人”“虚伪的人”。作为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张欣和邱华栋以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艺术形式讲述了都市人热爱时装、需要时装的心理和文化缘由，这是一类真正站在现代城市市民视角的城市祛魅——时装等城市新事物并不神秘，更不可怕，它们也只是都市人的一类日常需求。

二、物与无：

“物叙事”的日常化与虚无化

城市意味着物质的丰沛，同时也意味着物欲的膨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表现城市人物欲问题的作品极其丰富，我们提及的张欣、邱华栋也都有不少作品反映城市人被物质所困、为物欲所害，如《掘金时代》《生活之恶》《哭泣游戏》等。对于当代小说中的物欲问题的评论研究，也有不少的成果，如于淑静专著《“唯物”的新美学——论当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有专章分析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的“物欲”主题小说：“何顿、朱文、邱华栋等人对这个时代的直接书写，充溢着生活恣肆的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至上的物欲图示。”类似判断很是普遍。可以说，讨论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初中国城市文学问题时，多数学者都会关联“物欲”“物化”问题。为此，此文不再特意梳理文学史意义上的“物欲”故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当前的、青年一代的城市叙事处理那些显而易见的城市之物。

除开作为庞然大物的房子，一般意义上的“物”对于新一代的青年作家而言，已经不是引发故事、激起欲望的源头，它们只是人物生活在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也就成了作家书写日常生活时可以信手拈来的基本素材。如此，很多作家的“物叙事”，不再刻意突显人物的“物欲”或“物化”，而是表现日常生活时不经意间的物质铺陈，这些被罗列的物质本身并非叙事的目的，只是无意识的生活呈现，或者只是出于一种情节需要层面的叙事安排。如仁科《通俗小说》中的城中村叙事，《梦幻士多店》等篇目罗列了一系列的城中村“物品”：“左边两台冰箱一个小冰柜，右边一排货架，门口一个收银台。货架的第二排放着一个电视机……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个金色的塑料挂钟。挂钟上方贴着一张喷画，底下挂满了零食，泡椒凤爪、酒鬼花生、香辣鱼干。”仁科罗列这些物质，不是写人物对它们的渴望，只是客观地展示城中村“士多店”的物质构成及其商品类型，要表现的是寄居在城市城中村的普通打工人的日常状况。还如白琳最新小说《考古课》，小说开篇就是一堆日常之物：“夏天快要结束前有一天我不小心洒了一杯咖啡，浸湿了书桌上的铺着的蓝白格宜家绒毯——从冬天开始就这么铺着，打字时手肘触到时会软绵绵的。我扯掉了这条‘桌布’，把镜子、化妆品收纳盒、瓶瓶罐罐的香水香氛以及台灯插座挪到地毯，清理不断淌下的咖啡渍。”后面还有书桌、大窗户的镂空纱窗帘、扶手椅、纸张和笔记本、衣橱、棒球帽、运动鞋、洗手液、口罩……这里面的生活用品，对于当前的青年女性而言已很平常，它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符号意义，“宜家绒毯”也不过就是指代一种最普通的都市青年生活状态。作家叙述这些日常生活物质，没有文化上的特别内涵，但有叙事上的风格流露，它们让《考古课》这个小说开篇就有了一种关于“考古”的物质想象，而整篇小说也的确是围绕诸多“物”而展开，即便“考古课”里的诸多物与日常生活之物并无关系。再如蔡东的短篇小说《希波克拉底的礼物》，开篇处也是一大段由日常生活之物构成的城市家庭场景：“黛西拉过一把印着林戈·斯塔尔头像的椅子，坐在镜子前开始化妆。”紧接着是房间里的家居用品：黑胡桃家具、独立画廊购买的抽象作品、玻璃窗以及窗外花园的矮篱笆……后文还有很多内容描摹城市街道、社区以及餐厅的物质构成，如东方情调的庭院、秋千、黑朱泥壶、树根原貌座椅等等。作家叙述这些城市生活物品，只是出于一个最直接的目的，也就是说明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是那种普通的但有一点讲究的城市中产家庭。这些物品并没有特别的文化意味，但对于整个小说想要表现的中年夫妻的生活追求与情感问题而言，它们起到了叙事上的反衬作用：参与药物试验带来了更理想的物质生活，但这对夫妻的情感生活却越来越贫瘠。还如张悦然的《家》，小说讲述北京城里一对长期同居的情侣，双方在同一天默默地、各自地“离家出走”了。这对情侣刚在一起的时候，还对更理想的物质生活有欲望，但他们向着这个更理想生活目标奋斗的过程，也就是他们对爱情、对生活，包括对物质失去了热情、丧失了意义感、逐渐陷入虚无的过程。小说前半部分以女主人公裘洛的视角来讲述自己要“离家出走”前的状况，这里有很大的篇幅写她为自己的离开准备生活物品以及为她即将离开的爱人购买生活用品。对于自己的离开，她是希望“过一种崭新的生活”，为此“苛刻地筛选着陪她上路的每一件东西”，只收拾了一些最常穿的衣服，其他稍微“小资”一点的生活用品如电吹风、卷发器、化妆品、唱片、书籍等等，都是“放进去，又拿出来”，“觉得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等到超市开门时，裘洛像往常一样，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如黑色垃圾袋、男士控油清爽沐浴露、去屑洗发水、艾草香皂、节能灯泡、打印纸等等。对于这一部分的“物叙事”，杨庆祥曾有很好的分析：“女主角从早九点到晚九点的生活都被安排在刻板的日程表上，与‘物’打交道构成了个人生活的全部，人由此也变成了一个‘物’，生活仿佛不过是冷冰冰的机械操作。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张悦然在叙述这种生活时候的语调：机械、冰冷、没有任何热度，与女主角的内心情绪形成同构。”这里面虽也有人的“物化”现象，但人不是因为恋物、用物而被异化，而是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裘洛，其角色上的特征类似于一个“物”，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存在感，像机器一样每天重复着完成那些日常事务。裘洛与井宇同居多年，情感关系已陷入困境。出走前的晚上，裘洛内心还隐隐地希望与爱人有一个美好的最后时刻，但一切都一如往常，没有激情，没有爱欲，告别前的时间平静得要命。第二天，裘洛像平日出差一般拖着一个简易的箱子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家庭；同一天，其爱人井宇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房子。这一对同居情侣，其实都还爱着对方，他们只是对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每天为了所谓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奔忙的生活失去了兴趣，他们看似相互“离弃”，实则是抛弃、远离那个装满了各种现代都市生活物质的房子——这套房子，连同房子里的各种物，最后被保姆接续用上了。

抛弃物质，寻找生活的本真意义，回归人之为人的最内在的精神需求，这是当前小说“物叙事”的一大现象。张悦然小说《家》里的人物裘洛，一开始时也对理想的物质充满欲念，她最初看到丈夫的上司老霍居住的豪华别墅时，曾以渴望的目光询问井宇：“是不是将来做到老霍的职位，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物质化的生活目标，这对情侣的生活越来越无趣，他们的人生目的地似乎就是为了抵达老霍那个“大别墅”。后来，裘洛越来越害怕去到老霍家，面对老霍等人长时间地探讨那些奢华的物质、昂贵的古董时，只有一种“站起来、把它摔在地上的邪恶念头”，她开始憎恶那个她一直渴望接近和抵达的生活。同样，井宇也对这样的生活失去了兴趣，他为了升职、抵达老霍的位置，一直努力工作，确保了一个安定的、殷实的家庭，如果继续下去，他肯定可以让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当他抵达那个目标后，突然觉得那个“好”毫无意义，感觉到“整个人好像被掏空了”“觉得自己像个一直被鞭子抽着的陀螺，转得飞快”，抵达目标后就忽然停下来了，“站也站不住了”。井宇也离开了那个物质生活层面可以越来越好的家，而且以信件的方式承诺将房子和车子都留给裘洛。裘洛与井宇，抛弃了那些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多数人为之奋斗的城市物质，最后奔向的是新的人生：大地震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当了志愿者。这种放弃物质享受意义上的个人生活、参与时代大历史的选择，有其浪漫属性，但也很直白地说明了青年人的虚无化及其找寻出路的可能。多年前，杨庆祥讨论“80后”怎么办时曾对“80后”青年的虚无化做过讨论，其中也有谈及“物质”问题：“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象’之中。在对物质的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的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裘洛与井宇的人生选择，是不再沉浸于物质化的城市生活，主动从那些由各种各样时髦商品构成的“幻象”中抽离出来，投身到大时代、大历史的洪流中，找寻新的、真实的、最根本性的存在感和人生价值。我们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现实可能性，但作家愿意去虚构这样的故事，已然说明作家以及背后更多的青年对于追逐物质意义上的个人成功已有了很深的厌倦和反思。张悦然的《家》是在2009年出版的，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题材作品表达着类似的情绪和主题。尤其近十年来，城市房价的高涨，城市生活物质的继续膨胀，更多人感受到了“物”背后的“虚无”。王十月最新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小说主人公王端午最后也是离家出走，他的出走虽有赎罪的心理动机，但主动舍弃一切，成为都市流浪汉，这一行动背后更深层次的缘由主要还是“虚无”——人物已经厌倦了物质层面的生存游戏，抛弃一切是要去追寻人之为人的最本真的意义。包括青年作家宥予的长篇小说《撞空》，青年何小河一直在追问“什么是生活”，最后也是主动放弃一切，沦为街头流浪汉。作为流浪汉时，何小河从另一个流浪汉男子身上看到了一种最纯粹的“人—物”关系。那个流浪汉男子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是真正一无所有的人，但他有一床拾来的、誓死要保护的棉被。“谁抢我的被子，我就杀了谁。”“一点也不烂，但他们说谁要你的烂被子，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就要我的被子，谁都不能抢我的被子。”“我喜欢它的味道，闻着那个味道就能睡着，没人能抢我的被子。”这床棉被对于流浪汉而言，才是真正的、与生命直接相关的“物”。何小河从流浪汉与他要保护的棉被的关系中感受到了一种最原始的、最纯粹的“生活”：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简单，一床棉被足矣！

当然，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渴望的“物”，当前的青年作家也会写及“物欲”的问题。“90后”作家黄西蒙的短篇小说《高跟鞋上的三里屯》，就很直白地塑造一个为了获得“时髦的服饰、高昂的工资”等物质而被骗被害的“北漂”女孩。但新一代作家即便写及一些意味着更理想生活的物质，往往也只是小说中的一类情节，他们并不会让自己笔下的人物为了获得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一切。比如顾拜妮的《绿光》，小说中刚大学毕业的女青年罗飒，她工作不顺，也缺钱，希望遇到一个理想的男性，直接过上富裕的生活。当罗飒进入自己所崇拜的中年男性、大钢琴家穆先生的家里做家教时，她看到了许多昂贵且有品味、有创意的家具，并承认那就是“她向往的生活”。这些对于尚未成家立业的罗飒而言，自然是一类理想之物，但是她可以很理性地对待这一切，不会为了获得这些物质而迷失自我。看到这些物品时，她的内心直接呈现：“这里的每一件物品仿佛都在拒绝她：她不可能成为这里的女主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她能消费得起的，她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钢琴教师。”罗飒当然也渴望成为穆先生的太太，但是当穆先生的真实面目逐渐显露后，不再是她崇拜的、敬重的形象后，也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穆先生及其背后所拥有的一切物质。很难想象，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如果罗飒这个女孩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将如何拒绝穆先生的性骚扰，又如何能在穆先生等人开女性玩笑时直接出言反击并拎包走人，走后还有一种重获自由的解放感。“这是她第一次当众表达自己的愤怒，第一次捍卫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第一次敢于不顾形象地让别人失望……那一刻，她似乎找到了自己。”拒绝物，拒绝所谓的理想生活，回归自己，捍卫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个选择只能是出自新一代的、不再迷恋物质生活的青年。罗飒这个选择，对于新世纪前后一些陶醉于物质生活时代的人而言，也会被认为是理想化的、浪漫化的生活想象，但对于今天无物质顾虑、更强调女性独立和女性尊严的人而言，作会相信罗飒的选择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三、过剩的物：

情感叙事与新型“物化”

不再刻意突显城市人的物欲、物化问题，而是让“物”成为书写城市生活时的日常细节，人物能够理性地、平静地对待物质生活。这类全新的“物叙事”现象背后，是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中国广大的城市市民以及农村农民很多都走出了物质匮乏阶段。当前的青年，不再因物质匮乏而欲望更多的物质，却又出现了新的烦恼，即物质过剩的问题。当前时代，青年人的“物欲”不是实际生活中需要某些物质，而是心理层面的依赖物质。物质不再是用来使用的，而是用来填充内心空虚的。但“空虚的内心”永远也填不满，为此“物”越来越多，逐渐“登堂入室”，开始挤压人的生存空间、影响人的情感生活。

讲述城市生活中物质过剩一类问题的小说已有不少，尤其青年作家笔下的城市青年生活，经常会写及网购现象。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购物平台极其发达，购物变得便捷，“买买买”成为很多人打发空间时间的“不自主”的选择。无节制的购物，导致的是生活用品越来越多。但城市公寓、出租屋往往又是狭窄逼仄的，于是出现了人与物抢占生活空间的故事。如文珍的《物品志》，最为直接地写了大都市里青年人囤积生活用品、被物质所吞噬的现象。小说开篇就是一大段的“物质”铺陈：

一切物质都过剩，下辈子都用不完。卫生纸成条地堆在储物间里，不加拆了封的共计三十七卷。今年过年郑天华和刘梅两个单位不约而同都没发过节费，转而发了米、苹果和食用油，堆在阳台渐渐发出古怪气息。此外就是衣物。到处都是衣服、围巾、帽子。除了衣柜里，还有门背后、玄关洗衣间架子、沙发、椅子背、床头柜、床底下，大多是刘梅的四季衣服，以冬天的羽绒服和大衣占体积最大，数量则夏季裙裳遥遥领先。春秋的毛衣外套夹杂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东一堆西一堆，不成体系。帽子大约五十顶，一部分在储物间，另一部分和围巾一起挂在玄关的衣帽架上，揉成一团，横七竖八。还有袜子：连裤袜除黑丝、肉色两大门派之外，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短袜子八十五双左右。连在一起打个结，不说可以绕地球一圈，至少把他们的区区五十平方米绕个八圈完全不是个事。

这对青年夫妻，租住在一个五十多平方的房子里，存的钱不够买房，但足以让他们购买各种生活用品以维持较好的生活水准。妻子刘梅的心理是，“反正也没钱买房，银行里的钱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各种买买买，“囤积一切可以囤积的便宜货”。丈夫郑天华是个文学青年，他感觉自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便宜货里，载浮载沉地被各种打折货彻底淹没，“他这五十平方米不是为肉身灵魂得以休憩租的，而是为了洗涤产品和它的姑表兄弟们”，他甚至做各种在垃圾海洋里无声呼救的噩梦。小说最后，刘梅突然也感觉到家里东西太多了需要来一场“断舍离”的大清理，但这其实也是她在网上看了知识付费课下单买了五本《断舍离》才明白的。妻子不但没有“断舍离”，还开始囤便宜书了，真是让人绝望！所谓“断舍离”，对于有囤物癖的人而言，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恋物癖就像毒瘾，哪能说断就断。”杨殳最近有一个中篇小说《困在镜子里的人》，专谈都市青年搬家过程中的“断舍离”问题。小说开篇写夫妻两人收拾东西搬家，两人一边打包、一边怄气，怄气原因是他们对于该带上什么舍弃什么存有分歧。丈夫小刘完全是凭感觉选择，妻子则“理性取舍”，但很多东西很难“理性”，比如小刘攒了很多年、已存下整整五大箱子的盗版DVD碟片，这些基本不用的“东西”到底该留还是可舍？妻子觉得这些玩意基本不用，可以舍弃，小刘却难以割舍。搬家时刻的“断舍离”还是小事，这篇小说的主体内容，是讲述小刘搬到新家后扔东西的过程。小刘要搬去的房子，是朋友出国了留下免费给他住的楼房，朋友有一个要求是保留房子里的家具用品，这就相当于在一个已经有很多家居的家里再塞进一个家，其物品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小刘搬至新家后开始一件一件地扔东西，扔东西的原因是他妻子在家闻到了一股找不到源头的臭味。但就小说最后部分由小刘搬家之前的合租室友透露的信息来看，小刘和妻子其实早已离婚，小刘搬家时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可以猜想，小刘搬家时所谓的夫妻一起收拾东西都是想象，搬家后关于他妻子的内容也都是想象。小刘是“困在镜子里的人”，他在镜子里还能看到妻子的存在，他所想象的、由妻子发觉的臭味，其实就是他自己身上的，以及他囤积的各种物品所带来的“臭味”。当初离婚时，小刘妻子连个包都没带走，走得干干净净，或许她就是因为无法忍受小刘囤积物品的“臭毛病”才选择离开的，而小刘也一直没能从这段情感中走出来，一直“困”在妻子常用的穿衣镜里。“困在镜子里的人”，这个“人”其实是困在自己囤积的“生活之物”里。

网购时代，囤积物品的故事往往是与“购物狂”关联在一起的。文珍最近还写有一个短篇小说《小铃铛的算法人生》，塑造了小铃铛这个典型的都市购物狂形象。网购平台发展起来之后，制造了很多所谓的全民购物节，让所有习惯网购的人疯狂地买买买。其中最具诱惑力的就是每年十一月的“双十一”，这一天，网购平台为了吸引客户下单，会设置各种各样的满减活动。小铃铛“整个十一月份都在买买买”，她购物的乐趣很多时候已经就“仅限于挑选和下单的那一刹那”，买回来后是否能用等等都不再考虑。小铃铛不但网购，还要去线下超市购物，她有着超强的心算能力，每次购物都能充分用好各种满减活动，她每次购物都展现出“一种锱铢必较一分钱优惠都不肯浪费”的能力和境界。小铃铛购物时善计算，却一直没能找到一个适婚伴侣，为此遇到同学聚会、闺蜜聚餐时，她都会有一种落寞感。后来，小铃铛为自己买了一个可以替她算好各种优惠的机器人男友吉吉。有了吉吉，她可以继续购物，但不再需要自己去算计，只要下单，“绝对是全网最低价”。小说最后，小铃铛不小心问了吉吉一个问题：“吉吉，你知道我最需要什么吗？”这个不经意问出的“最需要什么”与她之前曾问过的“此刻需要什么”完全不同：“‘此刻需要’，可以根据这个人历年来习惯购买什么、最近又浏览过哪些网站得出精确答案；而问及‘需要’，则必须要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最需要什么”是一个终极问题，对于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无法思考的禁忌，无法回答的吉吉直接“宕机”了。吉吉的宕机让小铃铛陷入了对“我究竟需要什么”这一最根本问题的沉思，最后在闲鱼上把机器人吉吉转售了，不再网购，只在家附近的小卖部买一些最日常的食物。这个小说用了极致化的叙事笔法，让人物成为最顶尖的购物高手，然后通过购物机器人的死机来获得反转，最终让人物从病态的购物狂欢中醒悟过来。所谓“醒悟”，也就是对“我们真正需要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有了反思和觉悟。当前社会，小铃铛这样的人物并不少，无数的“小铃铛”们每天都在购物，沉浸于“购物”的快感中不可自拔，这或许是一种新的“物化”。

如文珍一般直接塑造购物狂形象的作品不多，但借助购物狂形象来讲述情感问题、生活困境的作品尤其普遍。如叶杨莉的短篇小说《折叠椅》，写一对青年夫妻的同居生活，其中丈夫孙朝阳就有囤积东西的习惯。孙朝阳“每一次购物都试图要买下所需几倍的用量：成捆的卷纸、抽纸、抹布、卫生巾，几乎能将家里的柜子空间占满；大蒜、葱头、生姜和种种调料也常常在用完之前已经腐烂发臭，过了保质期”。最初同居生活时，因为热恋，妻子张卉将这种习惯视作爱的表达，“但随着日子推移，这些爱，不，这些物品就渐渐堆满了房间，也常成为他们吵架的源头”。物质的过剩，不仅挤压生活空间，还影响了夫妻的情感。还如陆茵茵的短篇小说《安迪哇猴儿》，人物熙熙喜欢购物，她喜欢的东西，立刻就要，经常是“琐琐碎碎要一大堆”，她每次拆快递时都能感受到一种“纯粹的雀跃”：“琳琅满目的小东西从一只只小盒子里蹦出来，环绕着她，让她体会到一瞬间切实的满足。谁说物质是虚幻的，没什么比物质更实在。”在熙熙的生活里，用物质来表达爱是最为正常的。她爱她生活中的那些日常物质，也习惯于用物质去表达爱。比如对于一支泡泡裸金色唇釉，她从拥有它的那天起，“对它的爱没有止息”；还如她对男朋友甲鱼的情感，她的表达方式不是表现得小鸟依人，更不会有柔情蜜意的语言诉说，而是见对方时每次都化全妆：“涂雅诗兰黛粉底，Bobbi Brown 眉粉，Tom Ford 眼影，YSL12号口红……”还如张怡微短篇小说《双双燕》里的女主人公清瑶，她成长于一个富足的家庭，小时候所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极讲究的，后来家庭突遭变故，她生活中所习以为常的物也就逐渐坍塌，但那些“物”已经构成了她认知世界、衡量生活的基础性经验。结婚后的清瑶，对于生活变故以及情感关系变化的感受，几乎都来自生活中的“物质”，包括她对丈夫伯恩性情方面的形容，也是以“物”来衡量：“伯恩身上的一切，就像一台开机需要十分钟的台式机DOS系统，一张崭新却没舍得用过的跳舞毯，一盆未拆封的卡式磁带……”伯恩是个作家，前女友多，情感关系复杂，经济也比较拮据，他向来都不在乎清瑶的情感和物质需求。被冷遇在家的清瑶，其生活中的乐趣就剩下“为洗衣液胶囊挑选最合适的颜色或者气味，譬如洋甘菊、薰衣草、郁金香、佛手柑……”在“物”中获得生活的乐趣，也因为“物”的变故而感受着世界的日益萧条，这不是传统意义上人的“物化”，而是全新的人的经验基础的“物化”。新一代青年的儿童、少年时代，被丰沛的、优质的现代物品包围着。这些“物品”存留在记忆中，成为一代人认知世界的经验性基础。如此，当前青年人的“物化”，不是人变成机器，而是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图式是由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生活物质所建构起来的。在《双双燕》里，清瑶通过便利店里平价咖啡的价格变化，“有感”地认知到了世界“各种景气”正在变差，这里面的“有感”，就是来自于物质层面的生活经验——“总之万事萧条都起源于日常便利的减分，‘小确幸’被生计煎熬着杀戮，人的心地就变得暗淡起来”。

对于成长于城市的新一代青年而言，“物”不是让他们丧失自我的缘由，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从不缺物，反而是“物”的丰沛和过剩。过剩的“物”让新一代的青年对“物”不再敏感，甚至生出厌倦和排斥感。最重要的是，充裕的“物”也构成了他们理解世界和思考人生的经验基础。“物化”对于新一代青年而言，不是主体性、自我维度的被物异化，而是各种各样的“物”成为了他们诊断生活的经验基础和认知结构。由此，新一代青年人的情感关系，即便不再刻意用“物”来表达，但无处不在的“物”时刻都在干扰着他们的情感进程。以“90后”青年作家罗淑欣的一些作品作为案例。在其小说《回到面包店》里，向来爱吃面包的主人公，某一天到面包店时，看着面包店里各式各样的面包突然就变得毫无食欲；《母象》里的主人公对麦当劳充满了厌倦；《斑马线》里的人物遇见自己平时最爱吃的菜品，却也懒得多动一动，不会为了这个“爱好”而付出更多工夫。表达人物对“物”的厌倦感之外，罗淑欣写爱情的小说《江边酒店》，最为典型地突显了爱情也被“物”蛀空的现象。《江边酒店》写一对城市青年情侣的情感危机，小说并没有用多少人物对话来表达情绪，连纯粹的心理活动也不多，而是借着城市里供消费的各种各样的“物”来表现这对青年情侣的情感变故。开篇时，作者写人物吃零食的感受：“他推门进来，左手拎透明塑胶袋，橙绿相间的便利店商标。‘吃的要吗？’他乐此不疲嚼鱿鱼丝，又掏出大碗鱼蛋，竹签对准插入，混合甜辣酱，再咬下。”“乐此不疲”“对准插入”这样的表述，只看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冰冷感。随后是女主人公的心理：“他还不算大男子主义，会把饼干拆开放在你枕头边，芝士味，硬壳家庭装。”这对情侣的相处是靠“物”来维持的，他们的语言是干瘪的，行动是冰冷的。这对青年情侣，每周只有一次酒店约会，这本是难得的情爱时刻，但他们的幽会过程每次都差不多，都是通过消费各种“物”来打发约会时间，他们对约会已经疲倦，每次都像是例行公事。即便是进入到酒店房间内部，叙述也是被房间的各种各种的“物”所代替，而不是青年情侣该有的激情或暧昧。空调、窗帘、软得过分的大床、烟雾报警器、微型摄像头、电视机……没有情爱叙事，只有这一系列的物质描述。叙事上被各种“物”所占据，意味着这对情侣情感的淡漠，只是以按部就班的行动来完成约会。叙事上的有“物”无“情”，突出“物”，压缩“情”的分量，也就说明了这对情侣的情感陷入了何种困境。其实，这对情侣双方都“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但他们却不知如何表达——他们习惯了用“物”来表达感情，语言是缺失的。小说最后，他们进入酒店，好不容易抵达了最后的只有双方面对面的私密时刻时，女主人公“突然”亮出一句：“有时候，会觉得，不太想这样下去。”这一瞬间，所有的“物”退隐，叙事终于进入了“无物之阵”，双方应该直面这个问题，到了赤诚相见的时刻。可是，男方没能接上，他想到的却是女方“威士忌不加冰”时“嘴里都是烟草混杂蜂蜜的酒气”。“‘物’的萌现再一次消解了叙事的紧张感，最终换来的还是应付式的‘慢慢来’三个字。无处不在的‘物’，现代生活附着于它，最终它反噬我们的生活，侵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空间。物，把现代都市人的心和情都掏空了。”

余 论

韩炳哲在其近著《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里宣告：“我们今天正处在从物时代向非物时代的过渡。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所谓“非物”，也就是非传统的具象的物质，而是数字化形态的“信息”。自古以来，人类依靠具体的物质才能生存，人类文明的发展也都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物才得以彰显。但是，进入数字化时代，信息、虚拟世界的“非物”开始接替具体的生活之物，“数字化秩序让世界变得信息化”“它祛除了世界的物化”。韩炳哲等人的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在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全新的城市题材作品中，人物即便“恋物”，有购物欲、囤物癖，但他们对于拥有某些“物”的心理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物化”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物异化”。“物”对于新一代青年而言，只是内在于他们身上的一类生活经验，这经验不是因匮乏物质而渴望物质，而是因物质丰沛而无感或厌倦。新一代青年在物质生活方面的欲望越来越低，购物狂、囤物癖也是因为“低欲望”而去购买和囤积廉价或实惠的生活用品，或只是迷恋“物”到手时那一刻的欣快感，不再是传统的消费观里所谓通过购物来比拼或炫耀；即便是一些有比拼性质的数字消费，也多是出于体验的需要，而非原始的占有欲。当前，体验经济的发达，也从经济维度说明青年一代的消费习性和购物心态已发生改变。“通过购物，我们购买和消费的是情绪”“体验意味着对信息的消费”。现实世界的“物”已逐渐“非物”化，青年人消费“物”并非占有那个具象的物质，而是体验依着在物质上的情感内容和文化信息。数字化改变了城市人的生活，讲述当下城市故事的城市文学，也不断地生成新的“物性”和“物叙事”。

（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注释省略）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