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中复生——三部小说里的希望
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曾经写道：“人不仅是由失望铸成的，而且也是由信念和希望铸成的；不仅是由死亡铸成的，也是由对生命的热望铸成的……幸运的是，人几乎从来都不是理智的生灵，所以希望在灾难中一次又一次地复生。”
我们也都很熟悉这句话：“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此为哲学家海德格尔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里摘取出来的，荷尔德林的原句是：“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其实，两句话核心说的都是希望的重要性，也是如何活下去的指南。“诗意地活着”是一个希望，不仅在十九世纪是一声嘹亮的呐喊，哪怕放到现在，实践起来可能也非常困难。
荷尔德林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自己长大后的生活也过得很不易，虽然是好学校毕业，但很长一时间靠做家庭教师为生。直到1806年8月，三十六岁的荷尔德林精神错乱后，在病中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1843年6月去世。到他去世时，这个诗人不为当时的文学圈熟知，他写过小说、戏剧之类的作品也都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写下这些东西，对他个人内心的影响非常大，我忘记他曾在什么地方写过：“在我的职业里，人们获得的结果在本质上都太隐秘了，让人难以感受到它的力量。”
他是一个把写作当职业的人，这就意味着他的写作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当写作变成一种每天都要做的，并且周而复始的事，一下又和普通人的生活连接起来，但做这个工作的人，往往比做别的工作的人多出一种想象生活的职责。他们必须为此经历考验，如同考试合格才能上岗，而这个考试考得的内容是如何理解生活。
一个世纪后，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提出另一种看法：“以前，是要知道生命是否有意义，值得我们活过。而此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生活可能没有意义，它才值得更好地活过。”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总觉得，有无意义跟荷尔德林说的“难以被感受的力量”有关。我也好奇，那个隐秘的力量到底对生活做过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完卡夫卡小说《审判》时的简单想法，得出这个想法时我还是在一个没生活经验、无忧无虑的青春年纪。
我不知道，《城堡》的主人公K具体多大年纪，感觉上他和自己差不多，也像一个鲁莽、单纯的年轻人。于是，他才会在一天后半夜，一个人晃荡到一个村里，想在那里休息一下——最早他也没准备留下来。由于时间太晚，客栈虽然没关门，可早已没了房间，他在火炉旁将就一晚也行。至少，在小说开头，我对他就是这么个挺随性的印象：村子里来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随着熟睡的他被穿着像城里人一样的年轻人叫醒，被告知村子属于城堡，想在这里待着，就必须得到城堡主人威斯伯爵的许可，我忽然意识到，那股隐秘的力量来了。如果，不是K来到了村子，这个力量也许还不那么明显。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故事到这里也算合乎逻辑——你进入私人领地，总要得到主人同意。
问题是K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正常沟通，实话实说，而是声称自己是伯爵雇来的土地测量员!那时候，他还没意识到前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他更没想到自己根本无法见到伯爵，自己甚至连城堡都进不去。K对自己声称的这个职业的认识，也很有意思，他说：“我得先弄清楚人家要我干的是什么工作，要是我必须在这下面村子里工作，比方这么说的话。那我在这儿住着也许更妥当一些。再说，我怕城堡里的生活我过不惯。我是喜欢自由自在的人。”
接下来测量员是不是就要去测量伯爵拥有的土地了？这片土地的面积从哪里算起？K去城堡的路是不是也包括在其中？他的工作，早就开始了，而他浑然不知，后面去城堡的过程，慢慢变成了一个工作当中的流程，但这个工作还算符合K“自由自在”的人设，毕竟它无需许可，单方面就可以定下来。然后，他毅然决然地，上了路——“他走的这条村子的大街根本通不到城堡的山冈，它只是向着城堡的山冈，接着仿佛是经过匠心设计似的，便巧妙地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虽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没有靠近它。每转一个弯，K就指望大路又会靠近城堡，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继续向前走着。”
路是永无止境的。我一开始时还可以理解K的做法。即使，冒充了土地测量员，总要去城堡试一试，伯爵会不会大发善心，同意他留在村里。后来，这个合乎逻辑的理由，就被一路上的绝望给遮蔽了。目标是一个根本到不了的地方。
K沿着这段路途，走向了虚无，又从虚无中，感受着希望——我不认为，卡夫卡写的是绝望。如果找不到路，就放弃去城堡，我会觉得，这更符合逻辑。K的一举一动都在打破逻辑，不管有没有城堡，他都要去。K相信，自己一定会得到伯爵许可——信念的事很难评价，我这才发觉K开始时候的理性消失了。他之前，对想安定下来，就是理性推动的，到了“城堡”这个超现实的世界面前，他变了。他那点卑微的追求，让人体会到了不可实现的哲学意味。到这里，我差不多就能理解加缪为什么说：“荒诞于是被承认，被接受，人服从于它，而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知道他再也不是荒诞之人了。”（《弗朗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紧跟着，这股隐秘的力量，催生出K为了进城堡，和当地人耍的各种诡计。后来，这个单纯的土地测量员变本加厉，简直被信念冲昏了头脑，从“荒诞之人”变成了“奸诈之人”——荒诞之人还带点悲剧色彩，奸诈之人就只会让读者愤恨，讨厌了。但这个K的遭遇有点特殊，到最后你也不能说他不单纯，各种钻营的目的，只是获取去城堡有用的价值而已。这又让人觉得，他有些可怜。
后来，我们都有点忘了他的目的，包括他自己也不一定记得。一个人在路上走啊走，一直走不进城堡，所有人都成了他进城堡的“信息员”，然而所有人对城堡的事，也都一知半解，与城堡的关系也是，若有似无。
我有很多疑问：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为什么忽然想安定下来？不顾一切进入城堡真有必要吗？你的生活要得到别人的许可？发出许可的人是谁？
我带着这些问题，翻到了最后一页。在这篇未完成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卡夫卡像被什么逼急了似的，段落都懒得分，对话越来越絮叨……我想把这个变化算到隐秘力量头上。一个很简单的去某地的故事，在这股力量之下，硬生生地，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某地”甚至在小说里，都没有正面描写，顶多说一说远景——“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由无数紧紧挤在一起的小型建筑物组成……”越想越不对劲，我在小说前面看到这些描写时，还以为是K亲眼看到的，并且也对城堡里面的样子有所期待。这样的描写无限重复，又没有一次真正进到城堡里，转念一想，也许这些一直是想象出来的？以K的精神状态，我说这是想象不过分。当然，小说并没有真正结束，故事在最后几页大段落之后忽然中断了。准确地说，卡夫卡只写到K要和在村里认识的弗丽达分手。最早，K接近这个女人，是因为对方认识城堡的一个公务员。这样似乎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了，后来，他发现女人爱上了自己，她只会把自己拖到现实生活中去，而他要去城堡，一个超现实的地方。
印象中有人说，这篇篇幅不长的《城堡》的结局，可能是K在弥留之际，城堡的通知来了，他可以留在村里，但不许进入城堡。我觉得，卡夫卡没被那股力量弄崩溃，坚持写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把K丢进一个“西西弗斯式”的结构里。绝望永远也不会是重点，面对绝望的希望才是，甚至死亡也可以不算什么，死也要死在路上——K实在太累了，好容易睡着时，再次被开头驱赶他的年轻人叫醒。这次，他告诉那个年轻人，城堡主人已经在为土地测量员迟迟不到，大发雷霆，村里人都要为此负责，于是人们纷纷惊愕起来，不知所措……然后村里的人，又看着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出了门，上了路。
如果，读者按现实逻辑批评这个结尾，我也没办法！这么设计就是为了打破逻辑，卡夫卡的故事接近现代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如果，K和村里人顺畅沟通，大家通融一下，也许他就能留在火炉旁休息了，休息完说不定他又离开村子，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根本不用编理由说自己是什么土地测量员！就是因为沟通被什么阻碍着，大家都没听懂彼此的话，于是冲突就来了。“城堡”在小说里是一个象征，说小说主题是沟通障碍没问题。我觉得，最核心的障碍就是“城堡”，它是隐秘力量的核心。
事实上，现代人面临同样的问题，那还要不要沟通？如何沟通？诗人米沃什在一篇短文中思考过这个问题后，自问自答道：“沟通的价值有赖于承认自己的局限，而神秘的是，这些局限也是很多其他人共有的局限。”
卡夫卡不会过时的原因就在这里，人只要还活在自己的局限中，“障碍”就不会消失。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城堡”始终在离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就是没法进入，也没法绕过去。
看过德国作家威廉·格纳齐诺的小说《一把雨伞给这天用》之后，我觉得，一定要直面这个残酷的真相了——跨过障碍，走出局限是多么艰难。
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有一个有趣的职业——鞋子测试员。第一眼看到这个职业，我立刻想到卡夫卡，想到土地测量员K。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见到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一个鞋子测试员到底要干什么呢？
这个主人公比K更清楚自己的工作内容，虽然未必喜欢，也没有什么动力——每天，穿着半成品的高级皮鞋走路，去哪里对他来说不重要。他在乎走路时，鞋子给自己带来的感受，直到“摸清鞋子的特性，并且能够贴切地描述一双鞋子的舒适程度，尤其是鞋子对脚跟与鞋头可能产生挤压的地方”。
——终于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了，这就是时代变化在文学中的体现，看似K的时代翻篇了。其实，他这工作和土地测量员的工作挺相近的，比如都是关于测试、关于感受。
土地测量员直到最后都只是一个幌子，K的感受与工作无关，却紧贴更具体的交流，目的性更强的接触，这都非常生活化。城堡未必真的有，虽然村里人告诉K有这么个地方，但村里人也没进去过。K和他们接触，都是为了一个虚无的目标。
和K不同的是，鞋子具体多了，有大有小，可以感受，可以测量。鞋子测量员的感受再怎么无聊、重复、厌烦也有实际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比K远离生活，他的感受完全是没有生活的工作体会。这个工作也像主人公本人境遇的隐喻：他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社会上没人认可他，于是他只能每天在没人注意的河岸边，走来走去。“没人注意”这点很重要，一定要待在边缘地带，除了自己，没有别的人影。K是在“城堡”外围打转，不希望有人看见自己。鞋子测试员则是在被人忽略的河岸，默默干他的活儿。
鞋子测试员的故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走向，就是这个鞋子测试员和女朋友结束约会，明天还要继续工作，他表面上接受了工作，又没有完全接受——“我卷入令人厌恶的工作，或卷入了处理厌恶的工作，或卷入了真正的厌恶，我这时候并无法明确分辨出这些差异。”周而复始的，重复的生活才是核心。也许更多的人是无法跳出这种模式的，不过在我看来，哪怕是朝着虚无目标不停前进的K也不是彻底的失败者，因为他们守着一个信念：“尽管有些荒谬存在，我至今尚未发疯。害怕发疯往往只是在害怕投降。”（《一把雨伞给这天用》）
除了一些内心对这种生活的反思，这差不多就是这本小说里写的这个鞋子测试员生活片段的全部了。这样的生活不枯燥，反而奇怪。在生活中，看清现状，绝不投降，没有发疯的人占大多数，像这个测试员一样，在长期、机械性的生活中，他们要找到一个纾解方式。当然，每个人方法不同，但我清楚，大多数人能做的，恐怕不是跨过“障碍”，唯一的方法是看到障碍，不无视它，然后用沉默进行一个微不足道，且有意义的嘲讽。然后，向未来日子出发。
未来的日子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
一次意外的机会，我看了一篇2015年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小说家安东尼·多尔写的短篇小说，叫《113村》，来自小说集《记忆墙》。小说背景是中国某山区建大坝，涉及到一个村庄的动迁。这个村子无名，113只是一个水位标志数字。主人公是一个种子保管员，她连名字都不配拥有。不是西方人对中国不够了解，而是作者故意的设计，“保管员”这个有点古老的工作，与一个有冰箱、暖气、公寓、商业街的年代背景，产生了一种冲突效果。
这个故事讲的是未来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在现实中，早已经发生了。
我们沿着作者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说故事内容。随着大坝建设而来的是“迁徙”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土地在心中的位置，一直特别重。人难离故土，而建水坝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走向未来日子的必经之路，同时它也意味着，土地将被淹没。
与现实一起被淹没的，还有一些词语。我们现在就不太说“社稷”这个词了，未来慢慢无从说起它，因为它背后的意义丢失了，落实不到具体的事物上，一说起来，显得很空泛。“社”指土地神，“稷”是谷神，对于过去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根。大家也都能明白种子与生命的关联。
于是，这篇中国背景的小说给出了这样的理解：“种子既是开端，又是结尾——它们既是一株植物的蛋壳，也是它的棺木。”这也是作者安东尼·多尔把“种子”作为意象，单拎出来的用意。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始终有点脱离真实的现实，我们的“保管员”可能没有这么细的分工，保管的东西也不限于种子，还有农具、废料、农药等劳作所需的一切。“种子保管员”的工作，就明显来自一个西方人的角度，但这不重要。
这篇小说涉及到了两代人：主人公种子保管员和另一个人物老教师，属于创造记忆的一代人；种子保管员的儿子是考上大学、离开乡下的一代，他觉得，乡下生活条件不好，没有电，没有炉子、冰箱等等，主要是物质条件。母亲守着土地，其实就是为了保管种子，进一步说是让自己有事可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安东尼给种子保管员的儿子取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叫李庆，然后给他设计了一个不够乐观的个人状况，一个四十四岁的未婚男子，生活上并不美满，其次他还是大坝委员会工程三部的安全联络副官。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工作不错，可是对于在这长大的人来说，含义就复杂多了。他的工作是，自己去故乡把乡亲们从这片地方赶走。按科学计算，“首先，水会从河里溢出来，然后会变得非常平静。急流会消失。接着，一天之后，码头会消失。要达到高水位得花上八天半的时间……”八天半后，这片地方将沉入水下。李庆回乡的当务之急是，在七月结束前，完成动迁工作。
李庆回到老家后，在村里巡查，直到他来到很久不见的母亲面前，说出一个问题：“在这座村子的东西里，有多少得自你的种子？稻茬、土豆田。农夫们背着去赶集的豆子和生菜，他们身上的肌肉。全都来自你的种子。”他显然没有忘了母亲的身份，只是想夸母亲一下。母亲听了儿子的话，尴尬地接话：“从前甚至不需要什么种子保管员。每个家庭的种子都是自行储存和交易的。”
改变在村里早就发生了。母亲也清楚，种子保管员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如今的人们不愿耕种，土地逐年减产，肥料却越来越贵，谁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上面？
小说没有写李庆催促母亲，只写了建筑被拆除、邮局被废弃，还有村民带着能带走的一切在搬迁。
种子保管员几乎是村里最后一个人了，当她孤零零地，在村子里见到了儿子，也就是李庆。当时，李庆则坐在一艘汽艇上，面带喜悦地巡视村庄，也就是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用小说里的话说，就是“只见他正戴着荒谬的眼镜朝她挥手”。
“荒谬的眼镜”在小说开头有过铺垫，母亲好久没看到儿子，因为迁徙的事，儿子来到母亲面前。母亲发现，儿子的眼镜是新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旧的。一切朝着新的方向而去，可她没有办法在现金安置和一份政府工作之外做出选择。李庆站在旁边叹了一口气说：“没有第三种选项！”
可想而知，儿子的沉默与母亲也就是种子保管员的沉默，组成了小说里一种更深沉的声音。在我不知如何描述它时，刚好看到诺奖得主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获奖演讲，巧合的是，题目叫《无声的语言》。福瑟歌颂着沉默，他说：“有些东西无法被言说，或不愿被言说，或在一言不发中才得到最好的表达……无声的发言，或无声的语言，主要是由作品整体发出的……这个整体也必须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或许我可以大胆谈论整体的精神，一种同时在近处和远处言说的精神。那么，如果你足够仔细地倾听，会听到什么呢？你听到的是沉默。正如人们所说的，你只能在沉默中听到上帝的声音。”
虽然，我们没有“上帝”这个说法，但我们心中有一个无名的“神”。要不就没法解释种子保管员身上，那种为着什么在坚持的东西了。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东西始终模模糊糊，像她这个人的形象一样，也许很快会被忘记，连同已经显得可笑的身份。小说最后几段，住进有大阳台和二十四小时电力的安置公寓，本该享受美好生活了，可是这个历史上无数的无名氏之一，想得却是“她的种子正在公寓配套的预制构件胶合板碗橱里腐烂、破裂或死亡”。
《113村》这个短篇小说里出现了很多有关这种“信念”的侧面描写。虽然，一个西方人对此的描写，在中国人看来，多少有点夸张，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比如小说的重场戏几乎就是一个仪式。
在七月最后两个晚上，距离动迁最后期限很近了。种子保管员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她把种子从瓶子里倒出来，然后和反对修大坝的老教师，一起往里装上反映问题的信件。瓶子里不仅仅装上了信，“两人一起用纸做的漏斗把萤火虫摇进瓶中。昆虫四处飞舞，阻塞了瓶口，不过他们还是设法在每个瓶子里装了三十多只虫”。
我还记得他们走下河去放这些瓶子时的画面——
“她涉水迈进冰冷的河水中。卵石在她的脚下搅动。水流在她的膝盖周围微微分开。在她的手边，老师就是一个战栗的砝码……瓶子闪啊闪啊。终于，他们两人——种子保管员和老师——已经被河水没了腰。她把第一只酒瓶递给了他，任他把它放好。两人看着河水将它带走。一道蓝绿色的光芒闪烁着被卷进水流之中，加速时还微微调转了方向。”
外人可能无法理解他们这么做的意义何在，我把它看作是一种近似西方朝拜的仪式。
倒推一个章节，种子保管员问了老教师一个问题：“这些信能起作用吗？”
老教师回答：“你觉得呢？”
除此之外，老教师再没说过什么话，直至结尾，但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去怀疑了。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段重场戏里，看到老教师站在水中，望着第一只瓶子在河水里消失哭泣的片段，有所感动。这是小说里最动人的一段描写，然而抒情无济于事，村人离开的步伐，一刻不停。我曾有过一个幻觉，就是现代文学一直在歌颂前进，并且把那简化成一种对进步的隐喻，世俗道德也赞美“步履不停”的工作者，没人在乎走向哪里。
这些人，无论是种子保管员、土地测量员，还是鞋子测试员沉默时，也许是听到了上帝的召唤，心甘情愿地重复下去。过去，我总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支撑这些人这么做的。虽然现在，我仍不知该如何好好地解释那个隐秘的力量，但我大概可以体会，他们享受此刻的价值，一种向前走会带来希望的感觉，那让人觉得幸福。如果说，《一把雨伞给这天用》的作者威廉·格纳齐诺写出了现代人焦虑、没安全感、窝窝囊囊的生活，《113村》的作者安东尼·多尔写的，就是信仰土地的老一辈中国人，在新时代失去土地后的无望、失落的日子。哪怕只是局部，无论在东西方，人在生活中，选择余地都不多。大部分人都在试着习惯。
鞋子测试员有一段独白：“事实上，我越来越不想说话，这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这么多沉默的时刻是否还算正常……我近来想到，该寄给我认识及认识我的人一份沉默时刻表。星期一和星期二会是一直沉默，星期三和星期四只有早上一直沉默，下午则是宽松性沉默，也就是可以短暂交谈和短暂通电话。只有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会愿意说三道四，不过也要十一点以后。星期天则是绝对沉默。”
它只是一种想象，像生活中的希望一样。大部分时间，测试员还要继续和客户、皮鞋制造商沟通——事实上，连土地测量员K都得和能帮助自己进入城堡的村长、村学校领导等人沟通。这种沟通可能是无效的。城堡在哪这些人都不知道，所以他越努力沟通越无效，离目标越远。种子保管员呢？虽然，《113村》对话不多，迁徙之前，还有些交流，随着迁徙日期的接近，种子保管员陷入了沉默，“记忆来的时候通常是不流畅、无生气的，被困在遥远的表面之下，或是陷入神经纤维的纠缠之中”。这段写得太不像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了，换成我们的话就是，由于很多地方被水淹没了，逐渐想不起那里过去的样子了。
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谈到过去时，总是建造神话，因为忠实地重构飞逝的时刻是不可能的。”（米沃什《幸福》）对于保管员来说，神话和种子联系在一起。然而，土地没有了，神话也就随之破灭了……只剩一种选择，就是离开，无论是从支持儿子工作的角度，还是面对时代的变化的方面，都比坚持留下来的理由充分。
多少年后的失落，来自于她要接受安排：从此，生活在一个没有过去的地方，并且自己毫无用处。荒诞的是“种子保管员”的名头问题——是不是等于一直不存在呢？何时解除也不知道。没人关心个体，集体在前进，甚至没人有耐心告诉她，一切都改变了。
在离开村庄前，那个反对修大坝的老教师和她有一段最后的对话：
“一个地方会在你知道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它时变得不同。也许它知道再也不会有人看到它了。也许它知道没人能再看到它会让它发生改变。”
“改变这个地方，还是改变你怎么看待它？”
“两者都有。”
即使，有什么人主动告诉种子保管员，她也有可能不会理睬，一个失去价值的保管员终其一生，未必能理解很多过于遥远的东西，比如时代、科技、能源，但就是这些把现在变成这样的。事实上，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也是类似悲剧人物，K不会相信，根本没有城堡，更别提城堡主人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那个赶他出村的年轻人编出来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变成一个小丑。这种事在加缪看来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理解故事的深意，感动于这种人，“他在种种矛盾中汲取了信念的理由，在丰富的绝望中汲取了希望的理由，把他对死亡的可怖的学习称为生活”。虽然，加缪文章里的写的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但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靠各种各样的信念生活着，为的是不至于完全麻木。
让这样的人存在，如同一个现代生活的魔咒，多少有点残忍。短篇小说《113村》的作者安东尼·多尔在故事里如何冲淡这种悲凉的宿命感呢？
他写一些古老的传说，比如每次满月会活过来的石狮子，脚趾变成根、手指变成嫩枝的猎人，包括这个所谓的中国故事，在我看来，还是沿着寓言，不是荒诞的结构在发展，我同意加缪的话，荒诞是没有普适性的，也就是说绕来绕去，悲凉的感觉又回来了——
种子保管员肩负着，保管信念和一个时代碾过之后的遗迹的责任，直至死去。
这个责任是谁给她的呢？《城堡》里K想进城堡获得许可只是目的，后来他的责任，可能是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一个人对说过的话的履行，或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尽职。还有《一把雨伞给这天用》里的鞋子测量员也几乎是把自己全都交给了生活，虽然有点想法，却最终接受了生活，履行一种他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责任——把一双鞋子的测试工作完成。
从旁观者角度看，这些责任似乎都有点大，大到让人有点觉得虚无。承担这些责任的，不是一个前种子保管员，就是一个鞋子测试员，要不就是一个土地测量员，总之都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有人问过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为什么对社会边缘人这么感兴趣？帕索里尼的回答是说，因为生活在那些人的悲惨命运中，保留下了神圣的一面。
是的，我举例的这几个小说人物不是如此吗？
“神圣的一面”就是没那么世俗的一面，可以说这些小说中出现的小人物都是绝望的，面对走不进的城堡，面对测试不完的鞋子，面对失去土地、种子毫无意义，能不绝望吗？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十分纯粹的，活下去已经很吃力了，所以活着成为这些人唯一的目的。哪怕死也不能改变这一切，像一首诗写道：
一个人死去了，可是他还在对死对遗忘
继续战斗
他们的生活不堪一击，脆弱得像玻璃一样，因为足够单纯、纯粹，所谓的神圣本身就有“易逝”的特质。上面这个句子来自最喜欢“战斗”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他还写下过另一个句子——
为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人们需要团结起来去希望去战斗
希望不仅是活下去的途径，也是动力。也许，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解释世界，但是每个人都要用力生活。加缪说：“他们都拥抱了吞噬他们的上帝。”这里把“上帝”换成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后，通过小人物的卑微和某些纯粹，引入了活着的希望。小说最爱在这时结束，留下余味。生活哪来那么多余味，甚至也没什么意义，“经历某一种经验，经历命运，就是充分地接受它”。（加缪语）
今时今日，更应该警惕“荒诞”这个说法，字典上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荒唐离奇；极不近情理。本质上，荒诞是逻辑上的事故造成的，而我们说的更多是不近情理、荒唐、离奇，统统都是感受。当荒诞被困在感受中，也许就慢慢失去一般意义上的逻辑支配了。
多回到逻辑上来，可能会别有意义。于是，我在海德格尔《林中路》里抄来一句事实描述：“在战役期间，士兵们把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与清洁用具一起放在背包里。”
文章从荷尔德林的诗句开始，也在荷尔德林这里结束。在某种用处上，赞美诗和清洁用具，都可以被视为一样的事物。走在漫长人生之路上，我们总该知道，身后的背包里装着什么，接受这个，那股隐秘的力量才会随之而来。日本大导演黑泽明说过：“没有希望的话，人们是无法被治愈的。”任何时候，人想要往前走，就必须带上希望。生活，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