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情感、历史书写与人类情怀：政治抒情诗的新维度
摘要：作为“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往往以集体的“大我”的身份表达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情感反应。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一如既往地具有“大我”的代言人特色，但这首诗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有了不同的特点，寓示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样式发展的新趋势：其一，抒情主人公不仅有“大我”代言人，还出现了“小我”的个人声音，“小我”的个人情感得到体现；其二，以喜悦为情感核心，以四重奏的方式讴歌香港回归之美；其三，表现出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人类情怀。
关键词：政治抒情诗 个人情感 历史书写 人类情怀
百年来，新诗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徐敬亚曾撰文描述中国当代诗歌的形态，他认为“日常化、叙事化、平面化、消费化，像一面四棱镜，隐射出一个精神自救、自赎、群芳自赏的自我消费时代已经来临”[1]。他对这种去隐喻、去修辞、去抒情、去感动的诗歌形态颇有微词。碎片化的时代和碎片化的生活，诗歌不得不日益变得日常和琐碎。
但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胸襟里有民族和时代的诗人，显然不会满足于只是记录生活的小感动和小事件，诗人的职责，是让个人的书写参与到时代的进程中去。壮丽山河和朗朗乾坤，时代风云和空间变幻，都与我们有关，这就必然应该有一种文字、有一种诗歌，会糅合个人情感和历史记忆，记录时代进程中的重要时刻。
一、时间里的“我们”，空间里的“我”
政治抒情诗似乎是一种正在被逐步遗忘的诗歌样式，直到我看到程学源的《紫荆花开廿年红》，青春时代的阅读记忆蜂拥而至。“我们”！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贺敬之、郭小川等高扬着“我们”——时代的我们、民族的我们、国家的我们、集体的我们——那是一个多么纯粹的“我们”啊，没有掺杂一点点私利。“我们”激情澎湃、意气风发，讴歌着一个伟大时代的丰功伟绩。抒情主体的情感是“我们”的，视野是“我们”的，视角是“我们”的，观点也是“我们”的，个人记忆和个人情感很自觉地让位给了集体的“我们”，被宏大叙事、宏大抒情激励的青春，建设强大祖国的信念澎湃着，“我们”都忠诚地热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所有的个体的“我”都是集体的“我们”的有机组成部分，异口同声，说出“我们”共同的情感、心愿和理想。
《紫荆花开廿年红》（以下简称为《紫荆》）的抒情主体承续了第一代政治抒情诗“我们”的身份，不同的是，这个“我们”，既是集体的“我们”，也是个体的“我”。“我们”强大的声音，并没有掩盖作为个体的“我”的声音，虽然“我”的情感和意志汇流于“我们”中，但“我”的声音依然清晰可辨。“我”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道发出热烈的声音，但“我”并没有被“我们”一体化，“我”是“我们”中独立的、有个性的、有独立意识的“我”。时间和空间都承载了“我们”的情感，但一个新的因素在空间里产生，就是“我”在空间里表现了“我”的个人情感，即表现“我”的心理状态和对事物的态度。《紫荆》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分为四个部分：“历史隧道”“炎黄之血”“百年期待”“历史的终结 新世纪的开篇”。四个部分的抒情主体都是“我们”，但“我们”之中，有“我”的身影，个人情感并没有被集体的洪流带走。
“历史隧道”讲述香港回归祖国前的百年历史以及“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屈辱感。当诗人在陈述这段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受时，“我们”会直接出场，表达“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屈辱、“我们”的不甘、“我们”的庄严、“我们”的喜悦。这时候的“我们”是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我们”，集体的“我们”完全取代了个体的“我”，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我”的立场、态度、情感和意志都是相同的，“我们”的就是“我”的，“我”是无数个“我们”中的一员。一旦视角转向空间，转向具体的地点，“我们”的声音虽然依然高亢，但“我”的声音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抒情主人公的声音在热忱地讲述。也就是说，“我们”在时间里诉说，“我们”的言说就是“我”的言说；而在空间故事里，“我”和“我们”并肩而立，“我”在用个人的声音讲述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发出了“我们”的声音。当抒情主人公穿梭在历史的隧道，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情绪也随之婉转：“美丽的香港/是我们的神圣领土/走过多少屈辱的雨夜/我们才踏上这辉煌的回归之路/亿万人的心海/已经彩旗飞舞/1997/我们为这个数字自豪”，“我们”一起——“我们用如歌的韵律/播种幸福”“我们推动日出/让万丈阳光/普照人类的帷帐”“我们用尊严的力度/洗净身上的污垢”“太平洋吹皱的每一纹波浪/我们都极力端详/祖国吹来的每一缕风儿/我们都驻足守望”“血泪与抗争/窜进历史的隧道……在黑暗的岁月里/译出民族的坚强”[2]。在这里，诗人明确表示，“我们”就是“亿万人”——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亿万人”，亿万人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当抒情主人公的目光停驻的具体的空间，一个个体的“我”出现了，他很不满意这个中国海港被命名为维多利亚，他略带贬义和不满地控诉说：“这海港/这中国的海港/什么时候/被蓝眼睛的洋人/被拼写和讲述鸡肠形文字语言的人/命名为维多利亚”[3]，这节的描述只能是个体的“我”的，“我”不太喜欢洋人眼睛的颜色，也不太喜欢英语字母的长相，这个会“以貌取人”的抒情主人公只能是个体的“我”，是“我”个人的审美倾向。其间隐含着“我”对黑眼睛的中国人的喜欢，对横平竖直的汉字的骄傲。抒情主人公以个体小我的身份，说出了对异邦统治者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又是“我们”所共情的。“我”用个体的喉咙，说出“我们”的话语：“我们”把他们当客人，他们却以炮火和刺刀开道，强行把自己当作了主人。
在时间河流里承续政治抒情诗大我的抒情主人公传统，在空间建构中悄悄树立起小我的形象。“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通常以阶级和人民的大我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事件的情感态度，小我是不需要涉及的部分。香港回归祖国无疑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事件，讲述这个故事时，《紫荆》中强悍的大我依然如“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一样高歌，但个体的小我却发出了自我的声音，小我甚至能够以自我的声音共情大我，在诗歌中牢牢挺立起自我的身躯。小我的出现是当代政治抒情诗的重要现象，一方面，它表明政治抒情诗在新世纪的发展变化，个人情感完全可以参与时代重大事件的叙述，个人视角也为观照历史重大事件提供新的观察面，为诗歌增添新的趣味；另一方面，它表明小我也在关心和参与重大社会事件，每一件重大事件的发生，都牵动着小我的情怀，哪怕微不足道，小我也是事件中的一部分。时代进程滚滚向前，谁又能置身事外呢？
二、四重奏：历史事件与情感回响
历史“既指人类所经历的如此这般的过去，也指人们凭藉人类过往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对那一过去所进行的编排、表述、解释和评价。”[4] 人类已经习惯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各种方式的书写。香港回归祖国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有不同的书写方式去记录它，包括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学的。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在积极参与，这其间当然包括诗歌书写，擅长宏大书写的政治抒情诗可能是最合适的吟唱香港回归祖国的方式之一。《紫荆》长达871行，从时间、空间、事件、愿景四个不同的角度反复吟唱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在国民心中的回响。这种抒情方式类似弦乐的四重奏，情绪激越的旋律是小提琴的任务，表达的是对回归的喜悦；大提琴讲述历史故事；中提琴娓娓道来，描述了回归祖国后香港的各个场景，声部虽有不同，音色也是各异，但演奏出的，都是香港回归后人民内心的喜悦和激情。
讲述一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时间自然是最合适的视角。大提琴悠悠道来，清清楚楚描述出时间中的事件和事件中的时间。时间中的事件赋予事件纵深感，事件中的时间凝结出时间的厚度和价值。时间是事件最深沉的横坐标轴，除了交代事件的前世今生，还会刺激深邃的哲学沉思。每个事件进程中的人和物，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时间裹挟，令人忆起先哲“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事件中的时间标识出时间的别具一格，时间因为事件而标出，成为时间长河里别具意味的存在。长诗的第一部分“历史隧道”，命名已经明示出诗歌选择的角度：“历史”带来时间的回望，事件的缘起以及过程是抒情主人公想要讲述的内容，而“隧道”是他对时间中的这一事件的感受具体。过于漫长的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让“我们”犹如在黝黑的隧道中穿行，但光明终究会出现，香港回归祖国便是光明闪耀的时刻。抒情主人公“我们”的感情，也从在隧道中行进的悲伤和耻辱感中释放出来。民族的自强自立，让“我们”无法抑制内心深处的喜悦，“我们”激情飞扬，豪情万丈。时间见证了“我们”的悲哀和耻辱，同样也见证了“我们”的自豪和荣耀。时间的坐标轴上，1997年7月1日，成了所有中国人的重要时间节点。
如何能？何以能？我们为何能够穿越历史幽深漆黑的隧道迎来1997年的光明？中提琴不急不慢，舒张从容。长诗的第二部分“炎黄之血”适宜中提琴的细腻与厚重。与第一部分强化时间不同，第二部分强化场景。以香港不同场景的夜晚和黄昏的和平繁荣，追根溯源，表达对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的勤劳、善良、勇敢和热爱等美好品质的认同，传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抒情主人公以主人的姿态凝视香港的夜晚和黄昏，这是属于“我们”的香港：“救世主哪里去了/炎黄的子孙/用自己的血肉和辛劳/终于托起了这都市的彩卷”“我们锤炼自己/用血和肉的代价/我们燃亮自己/让历史告别黑暗/我们用价值的秤杆/标明民族的力量/我们用挚爱的付出/化成阵阵的春雨/淅淅沥沥/倾泻成/香港闪亮的魅力”。[5]
同样是讲述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长诗的第三部分“百年期待”则定位于事件点：香港回归那一刻，尽情抒发回归的喜悦。这时诸音齐鸣，时而深沉时而激越，时而低缓时而迅疾。“百年期待”是长诗的高潮，足足209行诗来抒发一个民族不可遏止也不想遏制的激情。
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启了。大提琴稳重又富有激情的声音，告诉世人新时代的来临。长诗的最后部分，“历史的终结 新世纪的开篇”讲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造就了具有独特文化景观的维多利亚港。“而今日和明天/早已集合在/人类如歌的指挥棒下/让孔夫子/如泉水般的学说/蕴育策略/再溢出/歌德诗句的平和/偷来李白的浪漫/编成如星的情怀/在雪莱的瞳孔中/歌唱爱/让现实的维多利亚公园/幻变纯真”[6]。我们的目标，是要“求得精神的平等”，我们的愿望，是“我们高擎着和平/我们不愿让今天的美好/去重复历史的丑陋/我们不愿让人类的文明/再次沾染野蛮和兽性”，那就“让1997成为一段历史的终结/让1997成为新世纪的开篇/从1997到2017，紫荆花开廿年红”。[7]
2017年，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0年，经过时间的淘洗，我们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包容、和平、发展、进步，中华民族创造过，正在创造，未来也必定能够创造伟大的时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讴歌我们的时代，反思我们的时代，参与我们的时代，诗歌乃当行也。在时代叙事、记录历史、抒发大我情感方面，当今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依然延续了“十七年”的传统。只是变化也在悄悄发生，比如小我形象清晰地纳入大我，大我再也不能如往日那般取代小我，在时代的合唱声中，小我的声音清晰可闻。再比如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反思，在反思中批判，在批判中愿景，《紫荆》展现了与“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一路讴歌前进不一样的风格和态度。
三、世纪视野 人类情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政治抒情诗。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政治抒情诗已经边缘化，但它仍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会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产生新的生长点。创作于2017年的《紫荆》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激情，延续了政治抒情诗以往的抒情风格，但它也显示出了与以往政治抒情诗不一样的一面。当然，我们会说，时代主题和时代风尚变了，诗歌主题和诗歌精神当然会变；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变了，诗歌的样貌当然得变；诗歌技巧和诗歌的表达方式变了，诗艺当然得变；甚至，诗人的读者意识变了，诗歌也得变——这是诗歌何以变、诗歌必须变的理由。20世纪50年代，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等，都洋溢着强烈的政治激情和对新时代的赞美；改革开放后，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光未然的《伟大的人民勤务员》，公刘的《刑场》《哎，大森林》，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依然在书写、在歌颂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只是多了悲剧意识，对因政治而罹难的人们充满悲悯情怀。程学源的《紫荆花开廿年红》选取了一个政治事件作为书写对象，主色调依然是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但是，其间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抱负，已经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有了不同。正是这一点“不同”，拓宽了政治抒情诗的视界，政治抒情诗的气概，将不再阈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以人类为视点，表现人类普遍的情怀，即普天之下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精神。
当然，该诗最突出的情感是民族自豪感。香港回归祖国，被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释放。长诗871行，行行都透露出对于香港回归的喜悦。该诗以喜悦为核心建构全文，“历史隧道”讲历史的屈辱，更讲回归后的喜悦（“我们以正义为旗帜/以国力为筹码/取回了尊严”）；“炎黄之血”讲香港回归后的美景，讲民族精神，更讲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我们是自己的救世主（“炎黄子孙/用自己的血肉和辛劳/终于托起了这都市的彩卷”[8]）；“百年期待”正面书写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酣畅淋漓释放内心的情感（“长江卷起浪花/黄河以奔腾的气魄/母亲以青松般挺拔的身姿/迎接自己儿子的归来”）；“历史的终结 新世纪的开篇”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我们”将会更富有，更幸福。如果诗歌到此为止，只是宣泄一把胜利的狂欢，表达一番爱国爱民的激情，它仍然是一首好诗。但是，它并没有止步于此。
政治抒情诗向来理性与情感并举，《紫荆》亦然。不同的是，该诗思考问题的维度发生了变化，它不再阈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反思香港回归祖国的意义。诗人认为，香港回归这一事件，表征了“我们”对消弭不平等、反对侵占、反对战争的态度和决心。“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和平、平等是“我们”最美好的愿景，是世界最美好的未来：“十多万万人/日夜的祈祷/立在人类祝福的顶端/昭示一种选择/映现一幅壮观/传递一种信息/这是人类进步的故事/这是世纪成功的故事”“让世界都欢呼吧/这是胜利的日子/五星旗 紫荆花/飘扬在人们的心海/这是中国的庆典/这是人类的庆典/烟花如雨/烟花如画/这是中国人的胜利/这是人类的胜利”[9]，谁不爱壮阔雄浑万里江山？谁不爱博大澎湃无边海洋？谁不愿笑语晏晏人间温暖？所以，“我们”愿意“将良知和人性/放在未来的琴弦里/让人类共听/一如大浪过后的反思/静默在浩瀚之中/让我们伫立”，“白鸽/这和平的使者/这世界纯美的点缀/沐浴纯粹的人性”，“蓝眼睛与黑眼睛/全是造物主的创造/高贵如神/在茵绿的人类广场/在海蓝的人类空间/亮出的是同一张牌子/上面写着‘主人’”[10]。渴望和平，期盼平等，诗人一面激情书写对香港回归的狂喜，一方面又冷静思考，理性审视回归的意义。对过去百年屈辱的历史，诗人心有余悸，他说“我们高擎和平/我们不愿意让今天的美好/去重复历史的丑陋/我们不愿让人类的文明/再次沾染野蛮和兽性”，洪荒已去，未来值得期待，“让1997成为一段历史的终结/让1997成为新世纪的开篇”，这开篇，不仅仅是中国的新际遇、新发展，也是人类的新起点、新愿景。
结语
新诗百年，政治抒情诗曾是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诗歌样式。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向前、诗歌观念的变化，诗歌越来越走向个人化、私密化、生活化，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似乎越来越远。但是，只要诗歌对时代还有足够的敏感性，只要诗歌还在关心国计民生、关心人类的命运，政治抒情诗就一定会有顽强的生命力，也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新的语境下，衍生出新的变化、新的特性；也正是这些新变化新特性，赋予政治抒情诗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程学源《紫荆花开廿年红》中，“小我”的声音虽然融入了“大我”的和声，但“小我”并没有因为合奏而被削弱其声，“小我”的态度、立场甚至喜好清晰可闻。记录香港回归祖国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诗人高立意，巧布局，妙结构，以喜悦为情感核心，从不同角度讴歌香港回归之美，并从中体会到香港回归之于世界、之于整个人类的价值，认为其意在于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在于终结过去，开启新篇；在于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抒情诗体现出来的新力量、新态势。或许在不久的未来，政治抒情诗会表现出更多的新面貌、新特色，毕竟江山如此多娇，社会日新月异，我们的时代，给政治抒情诗留下了用武之地。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注释
[1] 徐敬亚：《诗的自我消费年代——中国现代诗当下四种形态》，载徐敬亚、韩庆成编选：《我的爱不紧不慢正好一生》，广州：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
[2] 程学源：《紫荆花开廿年红》，《华夏》，2017年，第6期，第31页。
[3] 同注 [2] .
[4]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5] 同注 [2]，第31页。
[6] 同注 [2]，第37页。
[7] 同注 [6]。
[8] 同注 [5]。
[9] 同注 [2]，第35页。
[10] 同注 [2]，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