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培钊：编辑的四个素质
图书行业要持续生存发展，编辑职业要得到读者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业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
首先是爱书。
这些年，在招聘编辑面试环节，我一般会问两个问题：最近读了什么书？最近去过哪家书店？我试图通过他们的回答，感受到应聘者对于书籍的一份热爱。一个对书籍没有感情的人，不可能做出好书；一个对出版行业价值没有正确认识的人，当面对其他职业的诱惑时，往往不能坚持太久。
对于新入职出版行业的编辑，我推荐他们去读已故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这位参与创办漓江出版社并主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从而影响了一个时代阅读的老一辈出版家，一生都对出版事业保持着赤子之心，是后辈出版人的楷模。
今年开春，我策划组织了“与出版前辈谈做书”的系列沙龙，每月一次，邀请集团旗下各出版社的老同志和年轻编辑谈出版，谈情怀。我始终认为，从事出版行业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对书籍、对阅读、对出版价值的基本观念和朴素情感。如果没有这种情感或者情怀的支撑，对这个行业就不会有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遑论出好书。只有在情感上对承载着传承文明的出版行业和书籍载体，发自内心的热爱，才有做出好书的动力。
其次是识稿。
一部书稿的去留取舍，取决于出版者的判断。如果编辑缺乏眼光，决策者不能果断，很容易错失好选题。
二十年前，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书稿，送到某出版社而被拒绝，书稿转到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知名编辑龙子仲的精心编辑，这本普通的学术专著被打造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作品《思考中医》。彼时，我正在广西师大社工作。多年后，我被调到了这家曾拒绝了这部书稿的出版社任职，每次想起《思考中医》就不胜唏嘘。我常常以此案例与同事共勉，要修炼“识货”的慧眼和“雕龙”的本事，不能重蹈覆辙。
2015年夏天，党史研究专家陈晋先生的书稿《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原计划在外省某出版社出版，因为这家出版社人事变动导致项目搁浅，书稿辗转到了广西人民社。当时，我在该社任社长。由于项目初步匡算投入近200万元，社里不少同志有顾虑，担心出版社财力有限，投入过大难有回报。但我认为这部书稿作者权威，内容扎实，坚持主张积极对接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又有同志提出，这个选题20年前某出版社已经出版过，担心作品的原创性不足。实际上，这部书稿内容已经大幅扩展，原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不同的声音，使得决策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在最后的讨论会上我说，如果这样有分量的选题人民社都抓不住、留不下，还谈什么出精品，做好书。大家最终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做好这个选题。
这部书稿还在编辑加工中的时候，我接到调任广西科技社社长的通知。不少人担心人事的变动会导致项目再次搁浅，令人欣慰的是，人民社新班子一如既往地重视并推进，这个项目得以高质量完成出版。图书出版面世后，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先后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两项大奖，并且多次重印，真正实现了“双效”俱佳。
后来，邻省出版集团领导带队来广西交流，在座谈会上提到当年错过的这个选题，扼腕不已。
再次是耐心。
一本好书是作者、译者、编辑、设计师齐心协力打造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足够的定力，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住煎熬，如果心浮气躁或急功近利，不可能打造出好的作品。
从2013年开始，我在广西人民社培育“大雅”子品牌，首推“大雅诗丛”系列，翻译引进世界诗歌经典。“大雅”团队对品质精益求精，因此推出的作品都要经过反复打磨。如《白鹭》这部诗集，篇幅并不大，但译者程一身说翻译的过程“像从地狱里走了一回”。又如《奥麦罗斯》这部史诗的翻译，凭借此书获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译者杨铁军先后五次修订译稿，反复调整句式，力求贴近原著，以致“翻伤了”。有的诗歌英文原作复句叠加、缠绕，编辑的核校过程就极为辛苦，往往要经历“孤灯苦对五更书”的寂寞，耗费无数时日才得以完成。正是这种对内容品质的极致追求，使得“大雅”经过10年锻造，成为了中国诗歌出版重镇。“大雅”品牌刚刚起步，我就调离了人民社，但我在各种场合都不遗余力为之鼓劲、点赞，不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而对其格外关爱，而是因为“大雅”始终坚守做好书的标准，耐得住寂寞，保持定力，持之以恒。
我调任广西科技社后，从社科人文转向自然科学出版。科技社的不少书稿，因为涉及大量野外考察、研究、拍摄，从策划到出书，往往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同样考验着作者与编辑的耐性与定力。如《秘境守望——东黑冠长臂猿寻踪》一书，摄影师黄嵩和二十余次进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斯特雨林无人区，追踪拍摄极为珍稀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密林深处孤独艰苦，环境险恶，而长臂猿的行踪极难捕捉。“有时蹲守一个星期，都按不下一次快门”，在和嵩和见面时，他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当场与他约稿，并提出预付稿酬作为后期拍摄经费。在之后的拍摄、撰稿过程中，我交代编辑不要催稿，只需耐心等待。书稿完成后，编辑过程也极为缓慢而费时。为了实现更好的出版效果，编辑和嵩和也常常有分歧和争执，仅是封面就讨论了近十稿。最终，这部作品历时近三年才完成出版，在全国科普作品评选中斩获银奖。
《广西植物志》编研出版时间更长，甚至跨越几代人。这个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历经36年，14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五代研究人员接力，这套6卷本、一千多万字、数千幅手绘图版的浩大出版工程才得以完成。我到科技社工作时，正值最后一卷付梓。我常把这套巨制称为广西科技社的“镇社之宝”，因为它不仅凝结了几代科技工作者默默耕耘的心血，更是专业出版奉行长期主义的优秀范本。
最后是深交作者。
1996年前后，北京大学的潘文石教授来到广西，扎进崇左深山密林中，从事白头叶猴的保护与研究，一干就是近30年。这样一位扎根广西的重量级科学家，之前出版社居然和他没有太多交集，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和疏漏。
到科技社工作后，我便安排联系前往崇左北大白头叶猴研究基地拜访潘老。潘老已有八十高龄，头戴一顶旧的棒球帽，他热情地和我们畅谈研究成果和出版计划。之后，出版社和潘老的走动就频繁起来，每逢重要节假日，我们都到基地看望潘老。每次我们到来，潘老都高兴地安排助手下厨烧上家常土菜，大家围坐成一桌，其乐融融。书稿完成后，他带着团队回访出版社，谈到兴起，午餐就叫外卖在会议室解决。潘老经常到访社里，社里年轻编辑和潘爷爷都很熟络了，围过来嘘寒问暖，合影留念，一片欢声笑语。为了方便潘老工作，我们在社里专辟出一间办公室，成立“潘文石工作室”。在我们的眼中，潘老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者，更是和出版社融为一体、亲如家人的一位长辈。
潘老带领团队完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工程“我们的广西”丛书中《白头叶猴》《中华白海豚》两本极具分量的书稿。之后，潘老又带团队投入《弄官山——在白头叶猴中间》的创作中，这部记录潘老三十年的野外科考的重量级作品，成功入选国家出版基金扶持项目，付梓在即。潘老不止一次说，他的所有作品都会放在科技社出版，这是对出版社莫大的鼓舞。
（作者系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