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言说的隔膜——读胡诗杨小说《红旗袍》
如果要为胡诗杨的短篇小说《红旗袍》提炼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隔膜”。小说从“我母亲”沈梅和“我父亲”毛峰拍摄婚纱照写起。那时沈梅和毛峰认识不到两个月，为了陪伴毛峰赴美留学，两人不得不匆匆领证结婚。沈梅身着白色婚纱，心里想的却是母亲送给她的红色旗袍。“如今后悔也是来不及，只是遗憾没有提前细细考察他一番，就轻易与他缔结了婚约。”这是1997年的沈梅。
对于毛峰而言，沈梅是他的最优解。毛峰自小专心学业，从小镇来到上海，一路读到研究生，再到获取公派留学的名额，在求学之路可以稍微松一口气的三个月里，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娶到一位心仪的女性，带她出国陪读。于是“理想妻子”沈梅进入他的视线。在社交舞会、美术馆，在沈梅的宿舍楼下，或者实验室的食堂，毛峰一步步靠近他的“猎物”，并最终获得了她的应允。
尽管作者截取1997年的沈梅作为一个横断面，但我们仍然能从小说的细节中想象出她的前史。对于工作和生活，沈梅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没有生存的压力和内在的紧张感，因此，毛峰的一次次主动追求汇聚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沈梅完成一次次个体选择。恋爱、结婚、辞掉工作、去美国伴读，她的人生在毛峰的计划下顺利推进，三年之后，她将拥有一位出色的海归丈夫，在亲友眼中，这当然是令人骄傲的完美人生。
然而，在“完美人生”的表象之下，情感的隔膜也在悄然生长。沈梅喜欢读小说，每逢双月她都要从工资中挪出一部分来买文学杂志，读到《我爱比尔》的沈梅“沉浸于小说里阿三对外国的痴恋，除了后半段的堕落以外，她完全把自己代入成了阿三本人”。那天下午沈梅无心工作，“只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电视和小说里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热爱文学、对美国抱有幻想和期待的沈梅，实现她“美国梦”的毛峰，却是一个只看新闻、只读《平凡的世界》、带着奇怪苦涩味道的穷小子。这是1996年的沈梅。她在《我爱比尔》中勾勒了自己的“美国梦”，却没有读到这篇小说里的另一重深意——人和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性别的、文化的、国别的天堑。
于是毛峰伸出手时，沈梅自然而然地握住了——握住了“完美”的人生轨迹，更握住了成为“阿三”和实现“美国梦”的可能。美国不再是停留在文学作品中的符号和想象，而变成了她脚下真切的土地。毛峰来到美国是为了获得学位，成为海归教授，可是对于沈梅而言，跟随毛峰来到美国无疑是一场精神漂泊。毛峰的生活围绕科研工作展开，沈梅的人生却彻底失去了支点。
沈梅的美国生活过得十分无趣，她有大把的时间守在电脑桌前，等待好友阿青的电子邮件。后来她找了一份工作，做补习汉语的上门家教用以打发时间。于是沈梅认识了马修，一个纯正的美国小伙。为了一个昂贵的摄影镜头透支了信用卡，马修把富裕的日子过得无比拮据，这是沈梅无法理解的消费观；沈梅上门时，马修赤裸着上半身，沈梅不明白外国人是否都如此开放。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让身处其中的沈梅不断地感受到冲击，而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沈梅也在不断调试自己，努力让自己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摆定位置。
如果说沈梅和马修之间的隔膜来源于国家文化与观念之间的差异性，沈梅可以尝试去理解和接受，那么沈梅与毛峰之间的隔膜似乎更加坚固且难以打破。毛峰看不到妻子的精神需求，于他而言，沈梅是一个“理想妻子”的符号，是对外可见的漂亮摆件，他看不到她压在箱子里红旗袍、她钟爱的文学作品、她想看的《乱世佳人》和《廊桥遗梦》，沈梅的想法和欲望长期被忽视和遮蔽，这是一种细小的不适——甚至难以被称作痛感，如沙砾硌痛般隐秘，亦不足为外人道。日复一日，沈梅的内心变得荒芜。
离散的情感碎片需要落点，失落的自我也需要一个精神的出口，于是马修在沈梅写给阿青的邮件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他学习中文的声调，想象自己是迈克尔·杰克逊，而她是麦当娜；他主动要求为她拍照，因此沈梅带来了那条未曾穿上的红色旗袍；他有时是汽车发动的声音，有时像一袋土豆的颜色……我们似乎不能将之看作沈梅的精神出轨，它更像是沈梅在婚姻中的一场游离，一段情感的模糊地带，一次失落的个体的自救。
这段“关系”的终止，源于马修从汉语常用语中抄下的一句话。马修忘记这句话的意思，便在沈梅进门后着急地请教。沈梅念出了“我”和“你”，却在面对“爱”时，不敢看向马修的眼睛。写下这句话对于马修而言不过一个巧合，但对于沈梅而言，无疑一场人生的风暴。毛峰已经开始准备回国的答辩，追随他回国，意味着沈梅要放弃外人称羡的美国生活；离开他投入马修的怀抱，沈梅就会变成新闻中可耻的骗婚的女人。这句碰巧出现的“我爱你”，就像当初毛峰向她伸出的手，沈梅可以轻而易举地握住，继而开启别样的人生。但是这一次沈梅退缩了，她既不能面对道德的失衡，更无法想象和弥合与马修之间更为复杂的、更难以逾越的鸿沟。沈梅的内心经历了一场隐蔽而激烈的搏斗，搏斗的最后，她躲进汉语构筑而成的避难所里，也对马修藏匿了“我爱你”的意义。
但沈梅与毛峰之间的隔膜并没有在两年的美国生活中被打破。坐在归国的飞机上，毛峰计划着他们迟来的婚礼，想象沈梅穿上他们拍摄结婚照时的白色婚纱，而沈梅仍然在想那件红色旗袍——“过膝长，右开衩，斜襟，元宝领”，马修口中东方贵族的华丽衣裙。可也是在这班飞机上，沈梅和毛峰第一次精神同频，他们共同期待着女儿的出生，思考她该叫什么名字才好。小说的最后，沈梅想送给女儿一份礼物，一份藏了很久、自己可能再也无法拥有的礼物，直至构想了女儿的一生。
小说行至最后，这份礼物是否是那件红色旗袍已经不再重要，作者完成了她对情感关系的理解，写出了人和人之间精神层面的隔膜。这种隔膜是沉默的，它伴随着钝痛和阻塞感，一如《我爱比尔》中爱人之间难以言说的差异性。稍感遗憾的是，对于《红旗袍》中的沈梅和毛峰而言，现实生活是平顺到近乎光滑的，他们不必为生计感到忧虑，也不曾经历《北京人在纽约》中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如果再大胆一些，将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现实层面，那么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代人的“美国梦”将得到更为立体、扎实地呈现。
但值得欣喜的是，《红旗袍》让我们看到00后写作者不再沉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重复书写自我经验，而是将目光转向自己未曾亲历的年代，开始对于父辈母辈生活的书写尝试。这种勇敢的探索和尝试，表明了年轻一代写作者的写作姿态——他们开始面向有难度的写作。在《红旗袍》中，胡诗杨展示出她对于历史现实与时间纵深的认知、对于逝去的时代语境的心理探寻，小说最后，沈梅躲进汉字的堡垒回到中国，继续和毛峰的婚姻，也展现出胡诗杨对情感关系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以及对多重文化的历史思辨。这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更为年轻的一代写作者正在逐渐显露他们的才华，他们未来的写作之路广阔而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