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少数民族生态书写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台湾少数民族与大自然相依相契、和谐共存的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这种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具有一致性，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两岸作家的生态观念和审美思维。山林与海洋是台湾少数民族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他们敬重生命，善待自然，“自然世界观”成为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重要主题。
万物有灵与物我同一的自然信仰
同祖国大陆很多少数民族一样，台湾少数民族具有泛灵信仰，认为万物有灵，人和万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在自然面前万物平等。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口传神话故事中，人从被创造出来时就与万物有着密切的关联。达悟人认为人是由竹子和石头所生，排湾人有太阳卵生、蛇生、犬生、壶生等说，在他们看来，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由天地所生，或由万物所化，因此在各族群心目中人与自然万物向来都是平等共生的关系。
霍斯陆曼·伐伐在小说《玉山魂》中表达了物我平等思想。布农人认为生命在天神眼中没有任何差别，人与自然万物向来都是平等共生的关系。他们把狩猎看做神圣的生存仪式，只有像对待朋友一样，依靠自然神灵的帮忙，虚心采纳万物的意见，猎物才甘愿为他们而死。在肢解猎物的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因为精灵本身不会毁灭，肢解技术不好则会让精灵们认为在玩弄其灵魂。在小米播种季时要以虔诚慎重之心祭祀，平时讲话都要格外注意，以防新米拒绝成为家里的客人，也绝对不能得罪山林中包括石头在内的任何精灵，只有依靠自然万物的密切配合，才能使农耕顺利完成。夏曼·蓝波安则从海洋中获得写作灵感，更领悟到生存的智慧。他在《冷海情深》中讲述达悟人在海中遇到浪人参鱼时，会欣赏它们雄壮的美，与它们做灵魂里的朋友，即使是一些丑陋的鱼类在他们看来也是更有灵性。正是相信万物有灵，所以达悟人在进行各种生产捕捞前总是要向神灵祈祷，认为人的善灵在传统的生活祭仪里流动，有了这些仪式，大自然就不会淘汰自己的民族。而在夏曼·蓝波安重回部落寻根时，他也发现了祭仪恰恰成为了维系社会秩序、平衡生态环境、保持与自然界共存共依的亲密脐带。
台湾少数民族的自然信仰与儒家、道家的自然观是相通的。《易》中“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万物平等，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程颢、程颐和王阳明都认为天地万物浑为一体，王阳明又将此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一体之仁”，将人的道德理想人格与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相统一，以形成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以“道”为核心理念的庄子认为万物由道而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并在道的基础上衍生出万物齐一、人与天一的哲学观念。在共通的自然观念中，万物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差，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小部分、一个环节，并非是自然界的主宰，因此应对万物持有敬重之心，与自然平等为一、和谐共存才能永续发展。
台湾少数民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样态保留了自然的原始风貌，成为他们最素朴的生态哲学与美学思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沃土是山海世界，其灵魂则来自于自然宇宙与人文的和谐互动。作家们以自然为师，将山和海作为丰富的素材本源，从中汲取生存养分与生活智慧，在山与海间体悟出平等和谐、繁荣共生的生命法则。
取用以时与适量以度的生态观念
台湾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高速发展，只顾眼前经济效益的现代化进程使人们无视生态环保的必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台湾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山林与海洋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惨遭破坏。对金钱的渴望与物质的追求，使不少人漠视传统，摒弃自然生息的规律，固有的自然世界观被一些年轻人弃置不顾。不少部落为了追求高收入，将能保持水土的、需要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成材的高山阔叶林砍伐，改种能带来高利润的槟榔树、高山茶、高丽菜，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为了追求渔业高捕获量，人们除采用高技术装备捕捞外，还使用炸药炸，用药剂毒，致使大量珊瑚死亡，海水污染。传统信仰禁忌被抛弃，生态环境被大肆破坏。
19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开展了一系列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运动，1990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想要族群再生，传统复兴，就必须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壤去重构土地历史，重建社会结构，重塑族群文化脉络。少数民族作家在报刊杂志中不断呼吁自然资源循环再生的绿色哲学，发起各种轰轰烈烈的扎根、拯救部落活动，借此唤回族群集体记忆，认同并爱惜自身传统文化。此时，瓦历斯·诺干、奥威尼·卡露斯盎等作家纷纷返回自己的部落，从部落传统中汲取养分，或发掘钩沉族群丰富多彩的口传文学，或书写部落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自然传统，以重塑民族精神与文化。
施努来整理的达悟人的口传故事中，飞鱼托梦于人，只要渔人敬重它们，遵守祭仪，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捕捞，飞鱼就会自己跳上渔船，渔人每年都会有吃不完的飞鱼。霍斯陆曼·伐伐讲述布农人传说，早期在天神的眷顾下，部落妇人只要每次煮饭时在锅中放一粒米，就能煮出一大锅饭，可后来妇人偷懒，一次在锅中放入多粒小米导致米饭涨满屋子，天神盛怒之下收回了恩赐，妇人也被变成了老鼠。在口传故事中，泰雅人原本可以用一根山猪毛煮出一锅肉，懒惰的妇人直接剜了一大块肉去煮，使得野兽生气也不再来了；布农男人贪吃，使烧烤的肉变成偷小米的鸟，导致部落遭受饥荒……这些部落传说警醒族人不要贪心，节度适用，也成为族群得以生存延续的禁忌约规。
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将这种做法视为养民之道，台湾少数民族自然世界观与之若合符节。亚荣隆·撒可努返回部落后，在山林中学习排湾人狩猎经验与自然禁忌，在《走风的人》中他讲述自己通过学习掌握万物生长的规律，建立与土地自然的关系。他会顺着自然的生态，有所节制地打他所需的猎物，绝不会因为太了解动物的习性而去改变破坏一个原本就存在的生态物种，要让动物拥有继续生息的权利。布农学者达西乌拉弯·毕马极度推赏族人古老的狩猎传统，族中若有人抓到小动物，会被其他猎人讥笑。他们的世袭习俗限制狩猎小动物，以免因过度狩猎使野生动物绝迹，以便维持野生族群的永续生存。夏曼·蓝波安回归兰屿，身体力行去感受树的灵魂、海浪的记忆与海流的脾气，他通过伐木造舟学会敬畏山林，学会了祝福祖灵。飞鱼祭的禁忌与仪礼让他更能体会捕捞以时、适量以度、物尽其用背后的海洋生命哲学。
在以牺牲自然生态来获取物质利益，从而加速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也逐渐在瓦解。此时少数民族精英们身体力行，回归部落与自然，秉持着传统猎狩文化，延续着生态保育传统，一边学着耕种、造船、渔猎和祭仪，一边用笔来书写族群文化传统与生态理念，通过书籍报刊、杂志媒体表达族群声音，对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缓解生态危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生态保育与生存权利的对立统一
在台湾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当局一方面由于过度开采，造成生态破坏，另一方面在水土流失、资源枯竭、土地污染的自然反噬下开始重视生态保育问题。在开发经济与耗时保育的矛盾中，管理者设置保护林区，禁止砍伐捕猎与开垦种植，或用法律手段限制台湾少数民族正常的生产劳动，或令他们迁出林区另谋生计，将生态保育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1990年代的田雅各小说《拓拔斯·塔玛匹玛》中，世代以山林为生的老猎人笛安为给将要结婚的小儿子做一张床，在荒山野地的树林里砍了一棵榉木树，却被冠以偷盗罪告上法庭，面临着赔偿或6个月监禁的处罚。然而，当地林务局一边声称要保护森林与公有财产，另一边自己却对树木拥有砍伐权，而世代居于此的布农人有需要只能去申请购买。淳朴的布农人连“林务局”是否是个人的名字都搞不清楚，他们只知道自己和这些树一样，从小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祖先依时按需砍树造房做家具，造物主从来不发怒，也只有天神才有资格惩罚他们，笛安始终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变成了小偷。与笛安一同坐车回部落的猎人乌玛斯，由于部落所在的森林禁猎，只能徒步一天半去深山猎狩，而在以前，山猪来偷吃他们的粮食，逃跑慢的就成为他们的美食，蹄髈大的则回山洞大量繁殖，他们将其称为“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猎人是森林生态的一部分，森林的粮食有限，当动物繁殖越来越多时，猎人可以减少动物为患的忧虑，以平衡动物在森林中的数量。而林务局的滥伐却破坏着动物本来的家园，将动物们从芦苇丛、草原、山谷赶到峭壁，甚至使它们不得不节育。林务局以猎人滥杀、破坏自然为由，到处“安抚”受害的动物，把它们迁到保护区，而很多保护区却是人工种植的树木。森林的破坏又导致洪水的发生，田地被冲坏，以猎狩和垦植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布农人生活则又陷入了困境。
新千年后，台湾生态保育工作和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依然存在着矛盾关系。卑南作家巴代小说《阿弥陀佛》写年轻和尚释慈来拜访先觉法师。释慈积极投入于关怀生命和保育议题的各项事业，他弘法说服南投移垦居民放弃整片山坡地的茶树与槟榔等经济作物种植，让原栖息于此的野生动物重新繁殖，同时也可避免泥石流灾害。为了物种繁衍与山林保护，他坚决反对世代居住在山林中从事狩猎的七八户人家，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假文化之名，违反自然保育”，督促当地管理者劝导他们转业谋生。先觉法师听后心情沉重，想起了几天前来寺里讨斋饭吃的几户落魄人家，想到新闻报道中公园内荒废数月的小型部落，而居民不知所踪。释慈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慈悲心，却没有恩及到人的生存权利，“转业谋生”也会迫使不具备城市生活技能的“山林原住民”，为生存而流落挣扎于都市的最底层。
大多数台湾少数民族将猎狩和耕种作为重要生活方式，在与山林万物和谐相处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与生态智慧。他们虽向自然取用，但却尊重生命，取用有度，保持生态平衡，他们是山林中的一部分，更是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这正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理念。一刀切式的土地管理制度与生态保育观念使他们逐渐失去土地家园，与传统割离，这也成为了另一种破坏生态自然和谐的形式。然而族群生存权利与自然生态保育并非二元对立关系，在新的历史时代下，使其和谐统一、共生共荣，则需要更加精细化的保育制度与道德引导。
自然世界观是维系台湾少数民族在山海间繁衍生息的重要生存法则与价值传统，也是少数民族作家们立足本族文化，倡导和谐生态的思想内核与书写根基。台湾少数民族作家针对台湾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自然生态和强调生态保育而限制族群正常生活两个偏差来发声，希望通过更合理更人性化的制度和观念来形成“仁民而爱物”与“一体之仁”的价值导向，这对于当下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极具借鉴意义。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青年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