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多元构成
新时期具体指称的是从1976年特殊时期的结束或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起始，一直到当下时代这样一个时间段落。跨度将近五十年，即半个世纪。与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行机制紧密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这八字方针对新时期文学整体上的繁荣昌盛发挥了特别重要的社会政治保证作用。当下时代所特别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我以为就应该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正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奠定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也才有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再一次大规模介绍与引进，有了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才会形成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从逻辑上说，有了“新启蒙”，也才会有包括山西文学在内的整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根本繁荣。
新时期内涵的厘定之外，必须强调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山西思想文化领域，曾经形成过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色彩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主要成员分别是林鹏、谢泳、丁东、高增德、周宗奇、赵诚、智效民等。这一群体的存在，虽然从表面上看与山西的文学创作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某种潜在的辐射性影响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否认。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看似若即若离，实则彼此影响彼此成就的内在关联。倘若缺少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那么，山西文学在新时期这一时段的面貌究竟如何，其实很难想象。放眼山西之外的其他省区，在同一时段很难找到类似的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是我们在谈论新时期山西文学时不能忽视的一个根本特征。
就这样，从整体来说受惠于国家层面以“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涵的“新启蒙”，从局部来说拥有其他省区所不可能存在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新时期以来山西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由类似于向日葵式的众多花瓣组合而成的多元构成状况。在我个人粗浅的理解中，这一棵生机勃勃的向日葵共由十四个各具特色的花瓣组构而成。
一、政治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这一方面的两位代表性作家分别是1980年代的柯云路以及稍后一些的张平。先来看身为“北插”的柯云路。柯云路的引人注目，最早是那篇曾经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三千万》，然后是带有某种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新星》《夜与昼》《衰与荣》。虽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柯云路早已淡出文坛，但他的一系列小说作品，尤其是那部被拍成电视剧后曾经产生万人空巷效果的长篇小说《新星》，在时过境迁的现在看来，其思想艺术成就绝对不容低估。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作家相当成功地刻画塑造了李向南、顾荣、林虹、顾小莉、潘苟世等一些人性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这些人物形象依然能够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关于人物形象对于一部小说作品的重要性，杰出作家白先勇曾经在讨论《红楼梦》的一部著作中发表过非常精辟的看法：“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的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第192—1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参照白先勇的相关见解，同时也结合我们日常的阅读与研究经验，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衡量一部长篇小说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然就是能否成功地刻画塑造若干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依照这一标准，柯云路的《新星》当属优秀之列。一部长篇小说，在发表出版四十多年之后，仍然可以留在读者的记忆中，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其思想艺术的成功。由于《新星》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杂志，而那个时段恰值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时段，也因此，我们不妨把那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拿出来略作比较。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一共六部，它们分别是古华的《芙蓉镇》、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三卷）、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以及魏巍的《东方》。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一共三部，它们分别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九部作品中，除了古华的《芙蓉镇》一方面本身就优秀，再加上又有谢晋导演的同名电影助阵，到现在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之外，其他的那些作品，即使是人物的名字也很少能够让人想起来。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如此一个侧面，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当时评奖机制的合理性以及相关评委的审美能力，不能不让人为不幸落选的柯云路的《新星》大鸣不平。很显然，无论是从思想内涵，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抑或作家的艺术能力来说，《新星》都远胜于其他的一些获奖作品。
然后，是一向以反腐小说的创作而著称的张平。如同柯云路一样，从文体上说，张平也特别擅长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代表作有《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国家干部》《重新生活》《生死守护》《换届》等，其中，《抉择》曾经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换届》固然是他的最新作品，但就对现实政治的揭示与批判力度而言，也可以说更是最能充分显示其思想艺术水准的一部力作。艺术层面上，张平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善于营造紧张激烈的故事情节，以至于只要你一打开书，就会被深深吸引，欲罢不能地一口气读下去。思想内涵层面上，与一般只是聚焦于官员经济贪腐行为的那些反腐小说不同，《换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对于一整套包括干部提拔任用机制在内的社会政治运行机制弊端的深切揭露与犀利批判。与个别干部的贪腐行为相比较，真正严重威胁国家和人民安危的反倒是那些根本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懒政”与“惰政”。作为一位拥有自己决定政治立场的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张平而言，可以说也已经走到了极致。
二、文化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有郑义、李锐和高岸。但在具体介绍分析他们三位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对“晋军崛起”这一文学现象有所了解。“晋军崛起”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时间，是1985年。首倡者，是时任《当代》杂志编辑的章仲鄂。1985年第2期的《当代》杂志，集中发表了成一、郑义、李锐以及罗雪珂这四位山西作家的中篇小说。“晋军崛起”这一说法，就出现在这期刊物“编者的话”中。对于这一说法的酝酿与提出经过，章仲鄂自己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有过真切的记忆描述：“‘晋军’是指山西省新时期以知青为主的一批作家，它不同于原先的‘山药蛋’派，是当时在国内文坛可与‘湘军’南北辉映的一支实力派队伍。而‘晋军’的名号能有影响地打出来，实自《当代》始，我则是具体运作者。大约一九八五年左右，我首次去太原，那是因为找焦祖尧谈对他的中篇小说《跋涉者》的修改，从而开始接触山西一批年轻作家的。我先去原平县找到成一，他是河北籍的知青；后又去榆次找郑义和柯云路及其夫人罗雪珂，他们都是北京知青；李锐也是北京的，我去之前就已结识，他的夫人蒋韵是山西籍的知青，也是‘晋军’的巾帼将军。后来我在《当代》组发了一个山西作家中篇小说专辑，包括：郑义的《老井》，李锐的《红房子》，成一的《云中河》和雪珂的《女人的力量》。其中《老井》和《女人的力量》都被改编为电影，特别是《老井》还拿了国际奖。在这专辑前的‘编者按语’中我写了‘晋军崛起，引人注目’一段话，从此前和以后的晋军创作实绩看，我的估价是有根据的，因而得到了文坛的认同。”（章仲鄂《岁月如歌》，载《当代》1999年第4期）揆诸史实，章仲鄂的错讹之处，主要有三。一，焦祖尧的《跋涉者》是长篇小说，并非中篇小说。二，成一与蒋韵，均不是知青作家。而且成一的籍贯，也不是河北。三，应该是“编者的话”而不是“编者按语”。但除了以上这些个别处记忆有误之外，章仲鄂的回忆还是相当可靠的。他的回忆文章以其鲜活的细节丰富了关于“晋军崛起”状况的历史叙述。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自打《当代》1985年第2期出版发行之后，所谓“晋军崛起”的说法便在文学界不胫而走，居然约定俗成地成为整整一个1980年代山西作家的代称。
首先是郑义。他最早引起文坛普遍关注的作品，是中篇小说《远村》。曾经获得过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远村》，是一篇带有明显的田园牧歌情调的，带有一定抒情艺术意味的小说作品。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此种书写大约可以被归入沈从文那一脉的传统之中。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带有突出苦难意味的“拉边套”的故事。然后是那部曾经被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的中篇小说《老井》。假若说韩少功的《爸爸爸》持有的是文化批判的价值立场，那么，郑义《老井》所显示的，恐怕就更多的是对于民族精神的肯定与张扬。孙旺泉与老井村人那样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祖祖辈辈打井找水的悲壮努力，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来。潜藏于其中的，显然是面对生命困境而进行坚决抗争的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代代不已的生命强力意志。更进一步地，《老井》还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西西弗斯不断地推石上山的神话传说来。法国作家加缪曾经给予西西弗斯的神话传说以一种现代存在主义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郑义的《老井》带有一定的存在主义意味，应该也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一种艺术论断。
其次是李锐。虽然说在短篇小说系列《厚土》之外，李锐也还创作有《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囚徒》等许多重要的作品，但相比较来说，恐怕还是《厚土》系列最具文学史层面上的经典化意义。关于《厚土》系列，在学术界享誉颇高的由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第88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中有着甚为准确到位的介绍评价：“所写大都为吕梁山区黄土高原上有焉不察、周而复始的人事片断和生活情状，尤其着重于民族文化心态中沉重、黯淡、消极、麻木的负面，旨在以文化的眼光看取原始状态般生活的常与变，对民族心理素质作深沉凝重的批判和反省。”“作品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文体追求，在穷乡僻壤常见生活场景的摹写中，营造并渲染扣人心弦、动人情思的艺术氛围，达成叙事风格与所观照生活情感的相应与一致。叙述语调沉稳平缓，遣词造句简约有力，笔触富于包孕性。”同样是对吕梁山生活的表现，作家更早一些的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是侧重于叙写吕梁山民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而到了《厚土》，则不仅将侧重点偏移到吕梁山民生活中沉重、黯淡、消极、麻木的一面，而且作者也不再满足于对生活情状的再现与描摹上，而是将这些负面因素提升到存在的高度上进行审视表现的。这也就极明显地提升了小说的思想艺术品位。在关于《厚土》的众多评论文章中，李庆西《古老大地的沉默》（李庆西《古老大地的沉默》，载《文学评论》1987年6期）对作品有着更为准确到位的理解分析。李庆西说：“其实李锐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不在一般评论家眼界中的深度和广度。《厚土》固然有深度，却并未以深度而独领风骚。我读《厚土》，感觉到有一种别的东西。我想，这跟作家观照世界的视角有关。同样是对国民性的省察与批判，李锐笔下这个乡土社会的构造确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李锐的独到之处究竟何在呢？“对于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作者采用了一种缓解手法，从未使故事发展到所谓应该达到的某种高潮，因而使读者因既往的阅读经验提示而产生的期待一再落空。这种反悬念处理的效果不错。从这些方面看，《厚土》完全是现代叙事风格。它大胆摒弃了那种小题大作的花俏的戏剧程式，而代之以沉静、冷峻的现实主义态度。作者有意不展开矛盾冲突，并不是在回避矛盾，他让我们看到一幅矛盾自生自灭的画卷。窝囊汉子脚下这片古老大地正是在矛盾的自生自灭中保持着固有的沉寂。这里展示的人生世相足以使人心灵颤栗，却又使人欲哭无泪。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矛盾缓解和生命窒息的过程。”“结构作为一种方法，无疑表示着作者对中国乡土社会（尤其是作者熟识的吕梁山区）和农民心理的某些基本看法。在作者眼光里，历史发展之缓慢不但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固着，更深一层看在于农民心理的停滞状态。这就是《看山》中所说：‘山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着，木然着，永远不会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也永远不会和明天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位不能被忽略的，就是那位曾经在文学批评方面取得过特别成就的批评家李国涛。他以高岸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其中尤以短篇小说《郎爪子》最为引人注目。李国涛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化怀旧型小说。正因为作家拥有几十年丰富复杂的社会人生经验，所以，他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诸如郎爪子、程宜福之类小人物的悲剧（《郎爪子》《紫砂茶壶》），才会发现叶家、朱家和余家等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家族的败落（《苍凉街巷》系列中篇、《一片石》），也才会发现泰山脚下那一所矿工文化学校第三分校内居然潜隐着如此众多性格怪异的教工形象（《世界正年轻》）。
三、艺术风格多次自觉转换的成一。现在看起来，有着南开大学学习经历的成一，在新时期以来的山西文学史上，是一位小说艺术风格发生过多次自觉转换的作家。他早期曾经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顶凌下种》，非常自觉地承接着“十七年”期间“山药蛋派”的艺术表现方式，但从系列小说《陌生的夏天》起始，他就逐渐地由“山药蛋派”式的现实主义而转向了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心理现实主义。然而，从发表在《收获》1989年第1期的长篇小说《游戏》开始，成一又更进一步地从心理现实主义干脆就转向了现代主义。但成一艺术风格转变迁移的脚步，并未到此为止。到了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一的小说创作再一次完成了一个堪称华丽的转身，又由《游戏》的现代主义转换为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转化与传承。这一艺术转型的标志性作品，就是他那两部旨在书写晋商历史命运的长篇小说《白银谷》与《茶道青红》。现在看起来，最令人遗憾的，就是他那部现代主义长篇小说《游戏》由于发表的时间节点特殊而导致的生不逢时。
四、“山药蛋派”的自觉传承和延续。这一方面，早一点的代表性作家是那位曾经凭借《镢柄韩宝山》而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张石山。在“晋军崛起”的1980年代，最能够代表张石山写作成就的，是系列小说《仇犹遗风录》。由于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主要是以仇犹古国遗民青石沟张氏家族为表现对象的，所以我们不妨把他的这个系列小说称为“家族文化小说”。从文本中可以看出，特别擅长讲故事的张石山把注意力集中在“遗风”二字之上，其叙写范围基本上是20世纪。他旨在以青石沟为人文地理环境，试图通过对张氏家族这只“麻雀”的解剖，勾勒数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命运，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命运的原因何在。张石山之外，进入新世纪后，能够以小说创作的方式自觉传承“山药蛋派”乡村书写传统的，是70后作家李骏虎。他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与长篇小说《母氏系家》《共赴国难》。《前面就是麦季》获得过鲁迅文学奖。
五、以吕新为杰出代表的先锋小说创作。自从1986年凭借短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在《山西文学》杂志的发表出道以来，长期置身于山西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的吕新就一直以一种固执的姿态行走在先锋小说的创作道路上。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之外，他的代表性长篇小说主要有《抚摸》《掩面》《下弦月》《深山》等。针对他新近正式出版的《深山》，我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推荐语：“齐头并进的三条故事结构线索，数十位艰难生存于北中国贫瘠乡村里蚂蚁般的普通生命。看似无常的生生死死，吕新式农业风景描写文字。苦苦求索兄长死因而不得的五灯，如同豆芽般孤苦的耗子，精神苦闷的回乡知青杜林。先锋作家吕新在《深山》中所真切涂抹出的，是‘这人世间无限的悲凉与荒唐’。”
六、短篇小说高手王祥夫。虽然出道颇早，但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王祥夫小说写作的自觉性就越来越明显了。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题材领域来看，王祥夫逐渐地把自己的关注对象凝固在普通的底层民众身上，成为那个时期“底层叙事”写作潮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另外一个方面，从写作体裁的角度来看，虽然王祥夫也并没有完全放弃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这两种体裁的创作，但很显然地，作家的写作重心是倾向于短篇小说的。说实在话，在这样一个长篇小说大行其道的时代，能够专心致志地用全力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并且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颇有心得，取得非常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王祥夫如此一种淡定从容的艺术选择姿态，确实应该首先得到我们充分的肯定。当然，这里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无法被否认的前提，那就是，王祥夫的艺术天性，很显然也更加适合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创作。但其实，小说这一文体之外，王祥夫的散文、书法、绘画俱佳，同时还是一位在烹饪上颇有心得的美食家。由此而得出的一个可信结论就是，从根本上说，王祥夫是一位传统文人气十足但同时兼备现代知识分子批判气质的优秀作家。当然，如果只是着眼于短篇小说这一文体，那么，在王祥夫之外，也还有那位曾经以《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而名噪一时的曹乃谦。
七、三代女性作家的各领风骚。首先是蒋韵。对于超越于世俗功利之上的浪漫精神的刻骨热爱与深情书写，乃是蒋韵小说作品一个鲜明异常的艺术印记。这一点，在她的诸多小说作品中都能够得到极其有力的印证。阅读蒋韵小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守护者特征。无论是《栎树的囚徒》中的陈桂花、范金钗，还是《闪烁在你的枝头》中的表姨幼容；无论是《我的内陆》中的陈枝、林萍，还是《隐秘盛开》中的潘红霞、拓女子们，抑或《行走的年代》中置身于1980年代的莽河与叶柔，都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这可以说是一组打上了明显的蒋韵印记的，最能凸显蒋韵艺术特质的人物形象。这组人物形象最根本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明显的极端化特征。那就是，在这些人物的心目中，都有着某种刻骨铭心的精神追求，虽然在不同小说中的不同人物身上，这精神会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形态，但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维护自己内心中的精神追求，是这一组人物形象共同的特点。
然后是葛水平。能够代表葛水平小说写作最高水平的作品，恐怕还是那部获得过鲁奖的中篇小说《喊山》。关于《喊山》，鲁奖评委会给出的评语是这样的：“《喊山》是一篇读来令人震惊的充满现实感的作品：一个被拐卖的女人被以极为野蛮的方式剥夺说话的自由达十年之久，整日生活在沉默和恐惧中，最后终获解脱和自由。《喊山》以‘声音’为主题，在民间生活的丰厚质地上展现人心中艰巨的大义和宽阔的悲悯。它在艺术上显示出极为成熟的风格：作者通过诗意的语言、鲜活的细节和耐心的叙述，彰显了一个与尊严和自由相关的主题，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再有，就是刚刚出道不久却已经赢得了满堂喝彩的白琳。她最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有《支离的席勒》《玫瑰在额头上》《赞助苏珊》等。
八、不容忽视的钟道新小说。钟道新在“晋军”群体中的存在，会给人一种明显的与众不同的感觉。他的特殊处，鲜明表现为一种理性智慧的烛照。阅读钟道新的小说，你首先会感觉到他小说标题命名方式上的个性突出。诸如《权力场》《经济场》《超导》《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等等，皆属此类。认真想来，钟道新小说标题命名的一大特色，就是特别喜欢征用一些比较冷僻的专业术语。如“场”“超导”，都是物理学术语，“迷走神经”则是生理学术语。但与这些专业术语搭配的，又往往是当前社会上一些最引人注目的重要话题，如“权力”“经济”“股票市场”“单身贵族”等等。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本身所凸显的，即是一种典型的大概独属于钟道新的理性智慧。非常明显，如此一种独特的小说命名方式所透露的，乃是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生活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在《权力场》与《经济场》这两篇作品中，“场”字所表现的，是围绕权力和经济这两个中心话题而形成的，有各自内在运转规则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其中，显然潜藏着钟道新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某种深刻洞察。袁成吾虽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社会权力运转过程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弊端，然而，当他以一个县委书记的身份处理诸如徐志纯倒贩彩电、纸厂环境污染等与权力密切相关的社会事务的时候，却还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违心地遵循权力“场”内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则行事。也正因为如此，小说结尾处，当离休了的老部长陈默孤零零地面对新换了的市政府招牌时，叙述者才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如下感慨：“当一个人与一个机关、一套制度作对时，他显得是多么渺小啊！”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慨，实际上正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严重弊端而发出的。由上述权力场的所谓“场效应”，钟道新其实已经敏锐洞悉了市场经济转型期间中国现实社会进行变革的艰难性与迫切性。很显然，钟道新的睿智，就表现为他以一个“场”字，即把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某些难以言说与把握的复杂情形精确而鲜明地做出了富含艺术理性的概括，并由此而起到了突出的警世作用。
九、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特别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作家，首先就是赵瑜。赵瑜的非虚构文学写作，在坚持批判性精神的同时，也一直坚持着很高的艺术水准。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稍为翻检一下作家这些年来写出的那些非虚构文学作品，就可以得到有力的确证。早期的“体育三部曲”、《革命百里洲》（这是赵瑜的鲁奖获奖作品）、《晋人援蜀记》、《开眼》、《王家岭的述说》、《寻找巴金的黛莉》、《火车头震荡》，当然，还包括作家早已写作完成但正式出版一直遥遥无期的那部描写特殊时期的《牺牲者》，这些非虚构文学，可以说都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比如说，那部广受赞誉的《寻找巴金的黛莉》，赵瑜以偶然发现的巴金写给黛莉的七封信为起点，开始了追寻黛莉的漫漫长路。实际上，这部作品是由两条不同的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一条线索讲述着历史上太原那位青年女学生黛莉与巴金通信的情况，另一条线索介绍现实中赵瑜他们追寻黛莉真相的艰难历程。实际上，也正是在赵瑜他们追寻黛莉的现实过程中，通过对于历史的回溯，赵瑜一点一点地拨开了遮蔽在20世纪中国历史之上的层层迷雾，在还原再现历史真相的同时，也成功地传达出作家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和洞见。如此看来，《寻找巴金的黛莉》的确可以被看作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非虚构文学作品。赵瑜之外，同样以非虚构文学创作而引人注目的作家还有鲁顺民、黄风、柴然等几位。其中鲁顺民的代表性作品分别是《天下农人》《380毫米降水线》《将军和他的树》。
十、传记文学创作的独树一帜。陈为人、韩石山、周宗奇等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家。尽管说陈为人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他真正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是近些年来专门从事作家传记写作之后的事情。使陈为人在文坛爆得大名的，是他那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他的这部传记，不仅真切地透视和表现了传主唐达成堪称复杂的精神世界，还进一步以唐达成为焦点，对于中国文坛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与犀利的剖析，所以在学界便赢得了极高的口碑。极端一点说，此作甚至被很多人当成了中国文坛最具经典意味的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此后，陈为人的主要精力就投入一系列作家传记的写作过程之中，先后出版《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十张脸谱》等长篇传记作品。在中国文坛素有文坛“刀客”恶谥的韩石山，最近若干年的主要精力，实际上也心无旁骛，一直专心致志于传记文学的写作。从现代作家李健吾、徐志摩，一直到山西的学术老人张颔，大学历史学专业出身，专门接受过史学训练的韩石山，其传记文学写作的关注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人文学术领域。这个时期，尽管说周宗奇的主要精力在于《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写作上，但也不时旁逸斜出，兼及传记文学的创作。除了被命名为《栎树年轮——宙之诠释》的马烽传记，他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就是《大獒林鹏》。
十一、刘慈欣科幻文学奇迹的创造。由于刘慈欣也即大刘的科幻文学创作的影响因其荣获雨果奖而已经波及全世界，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十二、诗歌领域的潞潞与张二棍。上世纪80年代，潞潞曾经以其独具艺术质感的系列组诗《无题》而跻身于影响巨大的朦胧诗的行列。近一个时期，产生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以底层苦难书写和悲悯情怀为显著特色的张二棍。且看他的那首《穿墙术》：“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摁着自己的头，往墙上磕/我见过。在县医院/咚，咚，咚”（第一节），“他母亲说，让他磕吧/似乎墙疼了/他就不疼了/似乎疼痛，可以穿墙而过”（第二节），“我不知道他脑袋里装着/什么病。也不知道一面墙/吸纳了多少苦痛/才变得如此苍白”（第三节），“就像那个背过身去的/母亲。后来，她把孩子搂住/仿佛一面颤抖的墙/伸出了手”（最后一节）。无须多加解释，只要认真地诵读数次，那种隐含于其间的个人与时代的精神隐痛就已经溢于言表。
十三、散文创作的别开生面。作为“新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张锐锋早期代表性作品分别是《别人的宫殿》《祖先的深度》《皱纹》，新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字数多达二百万字的长篇历史散文《古灵魂》。张锐锋之外，新近以系列散文《主观书》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是70后作家闫文盛。
十四、近一个时期年轻作家的小说创作。或许因为山西拥有着深厚的文学土壤，近一个时期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也不容小觑。杨遥的代表性作品分别是《父亲和我的时代》《流年》《把自己折叠起来》《理想国》，手指的代表性作品是短篇小说《走张城》，陈克海的代表性作品是《单枪匹马》《好汉坡》，李燕蓉的代表性作品是短篇小说《那与那之间》以及长篇小说《出口》，杨东杰的代表性作品是长篇小说《一嘴泥土》，李晋瑞的代表性作品是长篇小说《中国丈夫》。当然，前面提及过的白琳，也属于这一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