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霖：“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经济问题

发布时间：2024-10-28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冯至《十四行集·我们准备着》

2015年，初次在“豆瓣阅读”上发表“铁西冠军”系列小说的班宇，在他为小说撰写的“作品简介”中这样写道：

这三部短篇作品，或多或少都跟工厂有些联系。

东北工业区是共同的社会背景，如今它基本已经消失，但在主人公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里，它仍然蓬勃而鲜明。

我认为，能被它所吞噬，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1］

2019年，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异军突起，“东北文艺复兴”渐成热门词条。正在文坛忙于命名、定位之际，黄平与张定浩涉及该群体的两则对谈引发热议。不同于借用孙绍振对朦胧诗的声援，将“新东北作家群”独特风格视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黄平，张定浩直接表达了对这一群体创作取向，尤其是评论家对“产业工人”的身份政治及其隐喻过分关注的否定。他强调这种倾向遮蔽了评论者的视野与判断力，同时认定基于普遍人性的个体叙事的缺失，也将最终限制这批创作者所能抵达的艺术高度。

无论是班宇方面的自我指认，还是张定浩的有意强调，赫然出现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的，正是特定历史时段的经济形势对于“新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深刻影响。倘若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文学与经济的关联素来紧密。早在1888年，恩格斯即在《致玛格丽·哈克奈斯》一文中指出，自己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经济细节，胜过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贡献总和。待到新中国成立，草明的《火车头》与周立波的《铁水奔流》则成为以文学表征国家意志与工人伟力的标志性作品，文学更成为彰显共和国生产力优越性经济的绝佳载体。

然而从遍布“时间开始了”豪情壮志的五十年代，到遭逢转型困境、前途迷茫的九十年代，四十年弹指一挥，往日小说中众多创世英姿、大开大阖的典型人物，此刻却被一群迟疑麻木、忧郁寡言的父子取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也置换了往日的铿锵信念，成为作品新的情绪共识。“新东北作家”多属80后生人，他们的父辈分明曾与当年典型人物的原型们并肩作战，却为何在“子一代”笔下褪尽昔日风采？究其原因，恐怕正如梁鸿所言——“大量的破产、下岗所带来的后果，慢慢沉淀到了实际生活里边，败落、疼痛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又是这一代年轻作家所体会到的，他们就是后果的承受者。” ［2］梁鸿的洞见不唯揭示出“子一代”状写往昔的心态特征，更道出了文学与经济互动相生的内在理路。至少在“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现有研究中习见的阐释逻辑——无论是经济为主、文学为辅的价值秩序，抑或是类似于“冲击—反应”的单向度循环模式等，实际上都难以奏效。经济剧变对生存环境的改造，绝非一蹴而就，恰如一场海啸的来临，自有其蓄势、爆发以及余波不断的次生灾害，置身其中者也必然经历预警、恐惧、领受以及漫长的自渡。在这场艰难的身心转换中，文学的意义远非“现实对应物”所能简单涵盖。相反的，它更应被视为以文学的实感凝结转型时代的生活秩序、个体际遇以及情感结构的复合载体。

一

李路路在其经典论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和交换》一书中，对“单位组织”这一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如下定义：“大多数社会成员会被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中，由这种单位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3］

在“工厂办社会”的年代，单位正式工的身份往往意味着按部就班的发展路径和持续稳定的生活保证。“父一代”对“子一代”的职业期许，也多半是“抱着铁饭碗，铁饭碗里盛着粗茶淡饭，但是从来不会空。”［4］然而下岗改制的现实彻底颠覆了这种基于经济制度的生活惯性和代际想象。自此以后，在文学的“铁西宇宙”中，生存景观、财富分配、人际关系，这些昔日看似牢不可破的生活要素悉数遭逢逆转。下岗与生活秩序崩塌的历史关联，从多维度被重新拼接、延展——举凡《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梯形夕阳》《透视法》诸篇，都试图呈现被“下岗”这一决定性时刻涵盖在外的前因后果——“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5］，进而提醒后来者历史本相的暧昧与复杂。

东北经济转型之前，工人村不仅是居住场所，更是彰显共和国对建设者历史定位的实体象征。曾经的工人村一派欣欣向荣，甚至能承担外交使命——“俄罗斯外宾来此参观学习，家家户户竞相展示精神面貌”［6］。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工人村则滑落为老弱病残杂居的廉价社会住宅。与工人村一起陷于衰败的，还有昔日繁忙的厂区，在《跷跷板》中，陪护厂长刘庆革的李默进入原来的厂区助其了却心愿，厂区的荒废令人触目惊心——“厂区的中央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是厂房，厂房都是铁门，有的锁了，有的锁已经坏了，风一吹嘎吱吱直响。”［7］唯有卫生所、工人之家与子弟幼儿园的残迹，提醒来者工厂往昔的荣耀。从历史的趋势来看，这种衰败似乎无可避免，在崭新的经济形势之下，保留工厂的残迹甚至都显得奢侈。因此《聋哑时代》的李默在偶然骑车经过自己原来的住址时，才恍然发现这里矗立着大片的商品房、超市、汽车4S店，自己“一直以来藏在心底的属于我的故乡连同关于它们的记忆，已经被巨大推土机和铲车推倒，埋葬”。［8］

与工人村、厂区一起在时代大潮中滑落的，还有寄身此地，无法迁移的人们。经济运行逻辑的调整，必然导致财富分配的易位，如何完成阶层跃升，成为所有人的课题。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手腕灵活的庄德增1995年离职，凭借供销科长时期积累的人脉资源，最终接手卷烟厂。而技术过硬的车间班长李守廉却难逃下岗的命运，为谋生开起出租。最终作者安排庄德增乘坐李守廉的出租车前往矗立着主席像的红旗广场，两人暗藏机锋的对话充满着对各自现实境遇的隐喻，也昭示着市场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崭新诠释。

资本的原始积累难以实现，教育就成为普通人难得的阶梯，《聋哑时代》中原本被父母寄希望于上技校进厂接班的李默，最后考上了重点高中108中学。为了凑齐学校要求的九千元择校费，母亲骑车借遍了所有亲戚。这位行将下岗的女工的最大发现便是社会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富人，个个拎着钱，等着顶替超过分数线的学生家长凑不齐钱漏下的名额。而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为人怪僻却质朴真诚的安德舜，为了给同桌李默争取保送新加坡的名额，写公开信揭发孙老师与隋飞飞私下交易，最终陷于疯狂。以及《肃杀》中父亲执意送孩子去上老师办的课外提高班，只为课堂上不被区别对待。这些被文学镌刻和捕捉的生活场景，实际都指向旧有资源分配机制失效后，教育成为工人阶级子弟们向上流动的少数机会的历史事实，以及抵达独木桥对岸的无限艰难。

质实而言，“教育改命论”的兴起正意味着共同体的终结，潜藏在个体内心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意识由是开始抬头，人际关系的走向也因此改变。作为刻画关系的艺术，“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作品密集地呈现了经济转轨下师徒、夫妻、工友等诸般关系的变异。譬如《双河》中写到了假意辞职，真心出轨，逃往佳木斯的父亲，《盘锦豹子》则记录了失去拜金妻子的孙旭庭的跌宕人生。《透视法》中的技术骨干刘志明与妻子戴青同时失业，妻子适应时势办起辅导班，他却身陷自怨自艾，终日只能与鸽子为伍。《于洪》《渠潮》《聋哑时代》则揭示出重启合同制和减员增效政策下工友关系的颠覆。《渠潮》中写到李迢去副食品商店买两瓶鸭溪窖酒，一条大前门，两包茶叶，两种糖果，作为拜师老工人满峰，进入工厂的见面礼。然而到了《聋哑时代》的李默父母眼中，《渠潮》中那种礼轻情意重的仪式性动作早已失效，身处下岗边缘的两人，开始不断打听别人送出礼物的价格，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超过他们，以便暂时保住自己的饭碗。经济剧变如何重塑置身其中者的生活秩序，人们又如何在冲击中经受筛选与背叛，小说给出了复杂且含混的记录与答案。

二

在经济改革初期，与公有制关联紧密的共同体意识，被视为生产力落后的心态根源。殊不知共同体意识虽有动力不足之嫌，却也时常充当个体与时代间的缓冲地带。经济转型终结了企业终身雇佣与保障的承诺，也将高度细分的专业技能弱点暴露无遗，个体自此将不得不直面市场的冲击，个体际遇由此成为创作者关注的焦点。

上升或沉沦，命运的新篇中固然有庄德增（《平原上的摩西》）、刘庆革（《跷跷板》）这样的逆转上位者，但是更多的是与成功无缘，一路挣扎却难逃失败的落伍之人。《聋哑时代》中李默的父母极尽委曲求全，却最终难以逃脱失业的命运，时代留给他们的只有戏弄与苦闷。《肃杀》中的父亲自叹“青春期下乡，中年又下岗，本想顺应时代洪流，成为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但到最后才发现，只有自己四处碰壁”。［9］《蒙地卡罗食人记》中，父亲因为工友的上访，得到了贪污买断金的工厂书记赠送的一次体检，然而回来便告知我“几个从小看我长大的叔叔阿姨，在那次体检中查出了癌症，上访没要到钱不说，反而赔上条命”。［10］

旧有岗位难以保全，但至少毫无负债，相比之下追随社会潮流二次创业则更为凶险。《逍遥游》中许福明的遭遇，实际上正是大多数人的生动写照——“别人家赚钱了，看着眼红，也跟着往里投，结果轮到自己时，一塌糊涂，人脑袋赔成狗脑袋，没那命儿。”［11］回顾“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他们显然无意“为尊者隐”，而是毫无道德负累地，呈现“父一代”遭逢剧变的无措与颓唐。他们违逆“弑父”传统，重新发现了父亲，却也始终点到为止。因为他们知道，曲笔无法阻断困境的代际遗传，“子一代”需要奋力挣扎并且足够幸运，才有可能破解命运的困局。而班宇的名篇《逍遥游》则写到了这种幸运及其所附带的生活想象的脆弱。双亲离异的“穷二代”许玲玲罹患尿毒症，母亲为其卖房治病后，猝然离世，父亲许福明只得卖掉货车，以倒骑驴送女儿每周透析，顺便拉脚为生。小说起始，作者即通过追讨取暖费与卖掉老破小揭示许玲玲的困窘，母亲离世后，父亲卖车救女，却只能保证一周两次透析，这些要素完成了小说内在危机感的构建。也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危机感，使得许玲玲渴望与赵东阳、谭娜共赴秦皇岛，追求短暂的超脱。许玲玲为此找父亲许福明要了五百块钱，当她目睹一张张铺好的零钱时，突然“有点打退堂鼓，这种家庭条件，还要出去玩，确实不太合适”［12］。许玲玲罹患绝症，却也特重个人尊严。她体力受限，因此寄希望于最大程度维持旅途中的AA制，用金钱赎买朋友间的平等。因此她欣喜于赵东阳未能借到汽车，坐绿皮车可以各自买票。到孟姜女庙，她也介意于花了赵东阳的钱。经历了一番颠簸抵达北戴河家庭旅馆，她在三人吃喝后掏出一半以上的旅费买单，只因自己过意不去只让他俩花钱。然而这种由她费心费钱，精心维持的平等的假象在她撞见谭娜与和自己暧昧的赵东阳发生关系后丧失殆尽。陷入绝望的她唯一出路是提前返程，却还会因为动车的票价而感到心疼。小说叙事逻辑的动人心魄，全在于其一以贯之的及物性，许玲玲对于旅费的精密计算与勉强使用，赋予了她以有限金钱赎买平等行为惊人的超越性——即使罹患绝症，也要挣扎着追求人格层面的短暂平等。这与被选作小说标题的《逍遥游》中庄子所强调的那种物我两忘，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念恰是相反相成的。

三

一旦经济剧变彻底改变个体的生活秩序与现实际遇，就必然催生情感结构的异动，如何在新环境下重获安全感、尊严感与决断力便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中，个体的尊严与经济状况深度绑定，这就使得遭遇下岗，又亟须在新秩序下恢复尊严的人们易于丧失经济理性，走向某种歧途——或是赌博，或是诈骗，或是宗教。

在《工人村·破五》中离婚下岗的“我”在大年初五被刑满释放人员战伟拉到地下赌场赌博，巧遇身居首都的成功人士——儿时伙伴李林。战伟在几乎输光所有的时刻触底反弹，最终战胜了李林。直到他跪地痛哭，“我”才知道战伟原来孝心未泯，他击败李林是为了告慰亡母的遗愿。然而讽刺之处在于，他“尽孝”的方式居然是赌博，而赌资竟然是刚领到手的母亲的丧葬费。如果说战伟所迷信的是以小博大，那么《飞行家》中的二姑夫则是试图改命重生。他告诉前来寻找他们的小峰，“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13］。并且预言在一个月后，他们将乘热气球飞抵南美洲重启人生。而《他心通》《仙症》《鸳鸯》《超度》则涉及民间宗教信仰与诈骗，《森中有林》里退休的廉加海卷入在辽宁、内蒙古两省红极一时的投资项目“万里大造林”，然而没等到廉加海完成种植规划，项目就被证明是一场巨大的骗局。《他心通》中垂死的父亲对海清的依恋，以及《仙症》中因为偷吃刺猬而惹怒半仙赵老师的王战团，都是可视为对被秩序抛离而出，亟须寻求存在感的孤独个体的传神写照。而《鸳鸯》中吕秀芬和刘建国创业不断失败，最后在姐夫赵大明的授意下开设足疗店，却又被其反复勒索，无奈的刘建国只能以后院老太太口中人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玛门的戒律来开解自己和妻子。《超度》中下岗职工董四凤、李德龙则在为他们的新职业跳大神是否应当遵守仙家的出场时间进行激烈讨论。

有寄望于虚无者，便有直面现实者。《梯形夕阳》中的“我”，上班第一天就目睹下岗职工扔来的纷纷纸钱，初入工厂即知道其命不久矣，完全丧失了爱厂如家的现实基础。而《聋哑时代》李默则在小说中宣讲了他关于遗忘与记忆的辩证法，他确信那些消失的场景将永远陪伴着他。无论是直面抑或是逃避，寻找某种精神寄托，期待自我开解都是这些作品的重要主题。这种意愿在这片曾经工业繁盛、科技领先的地方突然变得如此重要，如此迫切，竟让人误以为经历此番变故，曾经意气风发的工人阶级已纷纷跌入虚无。然而《夜莺湖》与《空中道路》中民乐团的老者，以及被困空中，勾勒崭新城市交通模式的李承杰仍将以怀旧的声调提醒我们——那些独属于工厂时代的自由与浪漫还未褪尽，那些生活中的短暂虚空恰与人们跨越困顿、恢复正常的殷切愿望息息相关。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班宇：《铁西冠军·作品简介》，《豆瓣阅读》（https：//read.douban.com/ebook/6645565/）

［2］梁鸿、孙若茜：《专访梁鸿：东北是可以虚构的》，《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4期。

［3］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和交换》，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页。

［4］双雪涛：《聋哑时代》，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5］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6］班宇：《工人村·古董》，《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74页。

［7］双雪涛：《跷跷板》，《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8］双雪涛：《聋哑时代》，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页。

［9］班宇：《肃杀》，《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0页。

［10］郑执：《蒙地卡罗食人记》，《仙症》，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