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记：日久见真情
不久前，《边疆文学》杂志举办创作培训班，云南省内一百多名创作骨干参加，遴选授课老师时，我想到了陶纯。办班地点在边境小城文山。陶纯授课之前，我做开场白时，把当年和陶纯认识的过程讲了一下。那是1992年的初冬，我26岁，当时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年轻编辑，正在做一本大型纯文学双月刊的前期筹备工作，这本刊物就是后来的《大家》。我是平生头一回进京，人生地不熟，分不清东南西北，但我胆子不小，闯劲十足，有一天，一个人摸索着去了位于东四十条的《青年文学》编辑部，偶遇著名编辑李师东老师。闲聊中，李师东得知我此行的任务是想联络一些在京的中青年作家，尤其是想结识几位刚冒头、有潜力的年轻作家，为未来刊物的稿源做准备工作。李师东当下便介绍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陶纯。那几年，军艺文学系因为涌现出莫言等一批名动文坛的军队作家，成为中国文坛现象级的存在，我当然是求之不得。那时候，比我年长两岁的陶纯已经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大刊发表过小说，作品还被《新华文摘》选载过，这在当时颇为不易。我拿着李师东老师写的纸条，先摸索着去了军艺，很顺利地见到了陶纯。这就是我与陶纯相识的简单过程，而李师东介绍的另一个军艺学员，因为他当天不在，至今我都没有见过他。这便是人与人的缘分吧！
那天，陶纯以《怎样成为一个好作家》为题，从做一个成熟的读者、确立主攻方向、在不断的积累中寻找爆发点、学会讲故事、塑造人物是根本、坚持就是成功等七个方面，给大家讲了一堂朴素的创作课。课后，有学员向我反映，陶纯讲得生动、实在、不虚，满满的干货，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我心想，这就对了，陶纯就是这样一个实在人，我们认识三十多年来，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实在与不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奇怪，有的人与你一辈子共事，彼此都难成朋友；而有的仅一面之交，便成为永远的朋友——我与陶纯，便属于后者。从第一面我就看出，陶纯有颗坦诚的心。这位出身于山东农家的子弟，善良敦厚，沉稳实在，做事低调，总是面带微笑，性格不愠不火，身上既有山东大汉的豪放，又有南方人的细腻，只要你真诚，很容易与他交心。1980年，16岁的他成为一名解放军，因为热爱文学，一心想成为一名部队创作室的专业作家，一辈子“端文学这个饭碗”——这与我个人的初衷多么相似！
从那时算起，我们相识已有30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面，有时一年见好几次，一段时间不见就得打打电话，聊聊生活，聊聊家庭，聊聊创作，聊聊趣事。我家老婆孩子跟陶纯的老婆孩子也都非常熟悉，多次见面，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是没有秘密的。时间就这么过去，眼见着都从一个小青年到年近花甲，我们共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悲喜。记忆中，我从未见过陶纯怒火中烧的模样，他似乎总是微笑着面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想到陶纯，就会阴转晴。
《大家》创刊不久，我就编校了陶纯的短篇小说《村殇》。说起来，我做了大半辈子编辑，也只仅仅编发了陶纯的一个短篇小说。而这个时候，陶纯已经从军艺毕业，如愿以偿，回到驻济南的空军部队当上了专业作家。对他来说，无疑这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这个年龄当专业作家，在全军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陶纯春风得意，写出一批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军旅文学作品，这里暂且不表。
我在《大家》做编辑期间，几乎每年都去山东济南组稿，每次都能见到陶纯，他总是笑眯眯地接待我，我们无话不聊，关系也迅速升温。如果说那时候我们之间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那么后来我离开《大家》，我们之间就变成纯粹的朋友间的交往了。我离开《大家》后，每次去济南，包括后来陶纯调到北京后我去北京，他仍然一成不变地、热情地迎来送往，让我每每感到温馨与感动，也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2002年秋天，鲁迅文学院举办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意外地在报到当天见到了陶纯。由此，我俩之间又多了一层同学关系。由于性格好，人实在，陶纯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同学之一。不论他是否承认，我都认为他是一个讨女同学喜欢的暖男。他和蔼、周到、宽容、热情、低调、平和的性格，在别人眼里是很有亲和力的，混了个好人缘。因为是老相识，彼此知根知底，我们二人之间的交流自然是最多的。
也正是那个时间段前后，影视剧创作开始红火，不少作家转行当编剧，陶纯也禁不住“诱惑”，与人合作写了个剧本《我们的连队》，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反响不错。我认为题材和故事都很新颖，反复动员他改成长篇小说，他犹豫好一阵，终于同意。所以，在鲁院读书的四个半月里，他除上课以外，就是改写《我们的连队》。他戏称是为我打工。转年该小说在我当时供职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还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春天，出版社打算在北京召开这部书的研讨会，会期都定好了，派我打前站，陶纯从济南赶来配合。不巧赶上“非典”，我和陶纯每天冒着风险坐地铁或者公交车，给与会的领导和评论家送书。最终研讨会被迫取消，我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被人拉到郊区一个招待所隔离，我爱人从城里赶来给我送衣物和食物，她不顾别人劝阻要进我的房间。我说，太危险了，还是不要靠近。她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要死一块死。”过了好多年，我才把这个经历告诉陶纯。他听后，眼圈霎时红了。
鲁院毕业之后，同学们都在各自的地盘上播种和收获，陶纯彻底转行去从事影视剧本创作，十年多时间里没发表一篇小说。这让我为他倍感遗憾。2006年，他从济南调到北京。进北京的好处是，写剧本的机会更多，因此也离文学更远。他如鱼得水，先后写出好几部影视剧，都在央视等大平台上播放。由于他为人低调，极少晒自己的影视成果，极少参加研讨会，极少在镜头前亮相，所以他在编剧圈里也并不那么出名。我认为他是刻意为之，因为他从内心里认为自己是一名作家而不是一名编剧。
陶纯调到北京后，因为不再写小说，渐渐与文坛拉开了距离，和过去熟悉的出版社、杂志社的来往也不多了，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很频繁，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到北京，陶纯很少在小饭馆请客，每次请我和朋友们，都用美食好酒来招待。大约2013年前后，他突然跟我谈起重回小说创作的打算，说写剧本太折腾人，改来改去的，让人心烦，还是写小说自由。我就说，尊重你的内心吧。但是，对陶纯能否回到小说创作上来，我当时是心存疑虑的,不少熟悉他的作家朋友也有类似想法。有些作家，一头扎进剧本后，再也回不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陶纯就是陶纯，他的转身可谓是华丽的。2015年，一部沉甸甸的长篇——《一座营盘》的出现，打消了我们的顾虑。这部长篇小说题材稀有，故事劲道，人物新鲜，写法老道，一时好评如潮。如此有力度的军事文学作品，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读到过。事后想想，这部作品能够在最合适的时间窗口问世，十分幸运和难得。
继《一座营盘》之后，2017年他又推出书写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浪漫沧桑》，再度引起关注。归来之后，除长篇外，他还相继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芙蓉》《解放军文艺》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天佑》《秋莲》《平平的世界》《七姑八姨》《前程似锦》等几十个中短篇小说，题材多样，作品反复被各家选刊转载。2023年底，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仪仗兵》，这是他深入三军仪仗队深入采访两个多月之后拿出的一部令人称奇的作品，可视为军事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收获。
从影视创作重返小说创作的陶纯，不仅没有因为写剧本“糙”了自己的手，反而进一步拓展了创作视野，更会讲故事了，题材上也在不断开掘。我感觉，陶纯做起了小说家，活得很开心。文学让他愉悦，小说才是他创作的归宿。记得许多年前，陶纯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伯父养了一头小毛驴，拉上架子车往济南运货。毛驴不像马匹，它虽然没有爆发力，行路慢，但它有常性，有韧劲，吃草料为主，不需要喂它好食料，一百二十公里，四天一个来回。伯父的小毛驴启发了他。他曾经微笑着对我说：“我写小说，不靠爆发力，而是靠耐力。愿做一个走长路的人，坚持走到最后，才算胜利者。”
这话我一直记着，并把它作为自我的勉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情。这句话无论是之于人，还是之于文学创作，都是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