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场域转型

发布时间：2024-10-28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一

1987年6月，老鬼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在历时八年，“漂泊了十六家出版单位之后”[1]，终于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工人出版社在决定出版这部小说的时候几乎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2]，但出版后的销售情况异常火爆。全国各地许多书店一再贴出布告：《血色黄昏》已无库存！在个体书摊“要买它还得搭其他的书才卖”。工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门前排起了长队购买《血色黄昏》。有节奏地久久呼喊：“老鬼，快点！老鬼，快点……” 一部被多家刊物、出版社退稿的作品竟然成了当年不折不扣的文学畅销书。

1988年1月30日，著名作家王蒙以笔名“阳雨”在《文艺报》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一文[3]，文章分析了新时期文学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一时间段内文学由“热”转“冷”的现象以及文学现场变化的原因与趋势。《血色黄昏》出版及销售火爆的时间，距离王蒙文章发表只有几个月，正是王蒙称之为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低谷期。进而言之，《血色黄昏》是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低谷期出人意料地制造了一股“文学热潮”，而且《血色黄昏》是老鬼的处女作，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编辑知道他是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老鬼在文坛和读者中几乎没有任何名气，也没有发表过知名的文学作品。

把时间往前倒推，把《血色黄昏》写作及发表的时间线和过程，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进程两相对照，可以梳理出一些有意思的现象。1968年，老鬼从北京到内蒙古插队，1975年夏末初秋，开始动笔写《血色黄昏》。1976年初，老鬼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调回山西大同市，离开了内蒙古，其间父亲因担心小说内容引起风波，“偷走了”手稿，在大同工作期间老鬼又重写小说。1977年高考恢复，老鬼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回到“朝思暮盼的北京”，此时距离他1968年离开北京到内蒙古插队整整十年[4]。老鬼返回北京前已经完成《血色黄昏》初稿，当时暂定名为“八年”[5]，即指在内蒙古插队的八年（1968-1976）。回到北京后，《血色黄昏》辗转经过多位文学编辑、作家之手，但均未获得出版和发表的机会，很“遗憾地”错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新时期文学的热潮。也就是说，《血色黄昏》从完成初稿、寻求发表到书稿出版、销售火爆的时间过程（1978-1987），正对应着《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一文所断言的，文学从“争相传诵啦，纷纷给作家写信啦，刊物销量大增啦什么的。就连当时对这几篇作品持严峻的批评态度的人‘批的劲头儿也是热轰轰的’”的阶段，逐渐进入到“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似乎已经很难出现那种‘轰动’效应”，“到了一九八七年，连圈内的热也不大出现了”，“值得称道的好作品就更少。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作品似乎确不如前”[6]。进而言之，《血色黄昏》在文学具有轰动效应的年代，没能获得发表、出版的机会，更谈不上产生“轰动效应”；而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不太张扬的但却颇有持续性的轰动”[7]。在这种作品接受与文学生态看上去似乎“错位”的关系中，值得思考的是，《血色黄昏》从不被认可、频频退稿到成为文学低谷时期的爆款畅销书的过程中，何种因素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血色黄昏》与文学现场构成的“逆向”张力关系中，又反映出当代文学场域的何种错综复杂的变化？

二

在回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文学现场前，有必要对《血色黄昏》这部作品的内容倾向和艺术特质做一个简短的判断，这直接关乎此后小说兜兜转转、出人意料的命运。《血色黄昏》文风粗犷近乎粗野，情绪表达激烈近乎激进，小说以主人公北京知青林鹄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八年的惨痛遭遇为线索，近乎原生态地展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经历的时代风暴与艰苦生活，以及在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人性的扭曲与相互倾轧。小说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主人公林鹄的命运几乎与作者在内蒙古的知青经历完全重叠；小说中大部分人物都有真实生活人物原型，小说中的主要事件、时间节点也与彼时的现实生活一一对应。以今天的文体类型反观，《血色黄昏》近乎非虚构写作，作者甚至对自己与母亲杨沫之间紧张、疏离的亲情关系也毫不隐晦，真实地写进了小说里。作者对“真实性”的强调，从“老鬼”这个名字也可以窥见一斑，老鬼既是小说中林鹄的外号，也是老鬼在内蒙古兵团时的外号，小说出版时也署名老鬼，可见作者对当年知青经历的深厚感情以及小说高度的真实性倾向。

1978年正是声势浩大的文学新浪潮扑面而来的时候，回到北京的老鬼也积极寻求小说出版，在后来的回忆文章《艰难问世的〈血色黄昏〉》（上下）中，老鬼详细记录了小说在出版社和文学期刊审稿受阻的过程：当时看过小说初稿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职业编辑和作家，包括著名作家陈建功、张曼菱，北京出版社编辑吕果，《十月》编辑田增翔，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许岱、文艺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清明》主编陈登科，《收获》编辑李小林，《黄河》副主编，作家出版社编辑潘青萍，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负责人王小平，花城出版社文学室编辑，以及老鬼当时工作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小说编辑，等等；另一部分是老鬼身边的熟人、朋友和文学爱好者，包括民刊《今天》的陈一凡、徐晓都看过小说，反响很不错，很多人写信或读后感记录下阅读感受。

专业作家、编辑与一般读者阅读《血色黄昏》后的感性印象几乎一致，但给出的价值判断截然不同。专业作家和编辑给出的反馈意见概括起来是：内容真实感人，有情感冲击力；艺术上粗糙，欠缺锤炼，结构松散，情节冗长，人物性格刻画不够；作品基调低沉、阴暗，缺少正面、积极的因素。基于上诉意见，建议稿子大规模修改或直接退稿。而一般读者，尤其是有过知青经历的读者，对小说的印象也是“粗野、真实、感情充沛”，但认为这是作品的优点、作者的优长，因为“缺乏写作技巧”，“不善于艺术概括”，使得“小说更加真实感人”，并将这些特点称之为“野猪风格”“野兽派”，直言不要改掉这些“作家文人们看了可能会觉得它不是小说”的特点，“不要去学习追求一般小说的艺术手法，要保持住你自己原有的特点”，“尽可能少修饰”。专业人士与一般读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哪个更重要，专业人士认为《血色黄昏》缺少的文学性、艺术性，在一般读者看来恰恰是对生活真实的尊重；专业人士强调的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尤其是增加正面因素，在一般读者看来是一种艺术的“虚假”与“伪饰”，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读者对“真实”的强调，对“写作技巧”“艺术手法”的排斥，也隐含着某种对当时文学作品中对历史创伤记忆的呈现不够“真实”甚至“美化”的不满。如果说文学现场不只存在一套专业精英话语，而是由两部分人——甚至更多——构成，一部分是由文学编辑、文学期刊、出版社、文学研究者等共同构成的专业精英话语，另一部分是由一般读者的接受效果构成的，姑且称之为“民间”话语，那么，在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文学场域中，《血色黄昏》既被排除在前一套话语体系之外，又在后一套话语体系中声誉良好。

在老鬼完成《血色黄昏》初稿并寻求出版和发表的同期，文学现场正逐步进入到产生“轰动效应”的氛围中。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1期；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发表于上海《文汇报》；9月，王亚平的短篇小说《神圣的使命》发表于《人民文学》。这些作品——还包括当时影响较大的《铺花的歧路》《天云山传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共同汇合成“文革”后最早的小说创作潮流：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是讲述知青、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悲剧经历，遭受的身心创伤；情感基调以感伤、激愤、控诉为主。在文学史叙述上紧随其后的反思文学在内容、特征上与伤痕文学有很多相似，对历史灾难的反思深度更具有历史纵深感，作家从“对现代化国家的热切追求出发，来表达他们的相当一致的思考”[8]。覆盖作家群体更广泛的知青文学，存在的时间跨度更长，作品的形态也更多样，一部分以知青上山下乡经历为主的作品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形成重叠、交叉。从题材、内容、作家身份的角度来看，《血色黄昏》均符合当时文学创作的大潮流，与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高度匹配。而小说一而再、再而三未能发表和出版，与编辑从专业角度——也是当时主流对历史创伤叙事的态度与尺度——出发对小说艺术品质的判断有关。而老鬼当时对作品的态度比较固执，“宁可要真实，也不要所谓的艺术性”，拒绝做出“战略删改”。这也使得小说始终没能通过编辑这道关，致使小说在当时似乎最合适的文学潮流中没有机会面世。而正是作品的“野猪风格”和作者的“不要艺术性”又成为小说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剧烈转向的文学语境中受到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的重要原因。

处理历史“伤痕”的尺度也是《血色黄昏》在八十年中前期迟迟不能出版的原因，即小说无法纳入“相当一致的思考”框架中。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文学主题几乎都与“文革”有关，是历史受难者或亲历者对历史苦难的批判与控诉，但“批控”是有尺度边界的。这些批判都在用革命文艺特有的形式阐明彼时意识形态和思想解放落实在文学叙事上的限度。而《血色黄昏》把“社会写得一团漆黑”[9]，比照《飞天》《在社会的档案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批判《飞天》《在社会的档案中》的观点，如诋毁人民军队、艺术上的自然主义等[10]，同样适用于《血色黄昏》。八十年代中期前的文坛忽冷忽热、时松时紧，文学的“解冻”伴随着各种文艺批判，仅在1983年，上半年有对《苦恋》等作品的批判，下半年对“三个崛起”的批判，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等等，此起彼伏。出版社因为某部作品写材料写检查的情况时有发生，自然不敢贸然突破底线。经历了“因为出了《晚霞消失的时候》，整天都写检查，一遍一遍地写还通不过”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许岱所言“现在要再出你这本，那就更热闹了”，是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并非是推托之词。

《血色黄昏》与王蒙所言的八十年代文学的“轰动效应”时期错过，从小说本身的品质上看，确实有合乎历史逻辑的足够理由加以解释。但历史也从来不是条分缕析的推演，具体到某个微观情景，偶然与必然并非泾渭分明，到底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的使然也未必分得清楚。否则就无法解释《飞天》《在社会的档案中》能够出版，又被连篇累牍地批判。而且，未能赶上八十年代文学的“轰动效应”期其实是保护了《血色黄昏》，可以想见，当时即便出版了，也难逃《飞天》《在社会的档案中》的命运，更谈不上畅销。

三

《血色黄昏》能够出版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就像漫长的八年中始终未能出版欠缺一个机遇一样。1986年盛夏，《血色黄昏》时来运转，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找到了老鬼。小说还是那个小说，没有太多的改动，当年的“粗糙”还是“粗糙”，当年“没一个好人”还是“没一个好人”。工人出版社领导抱着“豁出去了”“能担当就担当”“这稿子有可能捅娄子，不就副主编不当了吗”的决心，决定出版《血色黄昏》[11]。1987年，《血色黄昏》出版后不但没有“捅娄子”，销售情况反而出人意料的火爆，毕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无论是历史伤痕叙事还是知青文学都已落潮，小说在题材和内容上没有任何优势。回到1985年中后期文学艺术转向的语境中，《血色黄昏》得以出版似乎是偶然的，但另一方面小说的畅销又具有必然性，那些曾经不被专业人士看好的“特质”又契合了彼时文学观念与潮流的更迭，以及读者阅读趣味的选择。

1985年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分水岭”，也是艺术革新、思想爆发的鼎盛年份，“在这个不寻常的年头，精神突然转向，文化的奇异爆发，都像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并对解释构成挑战”[12]，繁花锦簇共同形成了当代艺术史上的“85新潮”。这一年，先是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后有刘再复的颠覆性文章《论文学的主体性》[13]。前者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正在“寻‘根’”，为寻根文学从“文化—心理”结构而不是“政治—社会”结构展开提供证词；后者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以“主体论”终结了“反映论”的垄断。两者合力，分别在创作和理论的层面上打破了八十年代前期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论。作家和读者都有意识地弱化文学中政治功能的过度彰显，清理文学承担的过多的社会训诫职能。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派、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小说或在文体上或在内容上表现出挣脱束缚、回到文学自身的努力。《血色黄昏》出版的1987年的文学生产场域是这场指向明确、目的清晰的理论导引和创作转轨的结果。

1987年，池莉发表了《烦恼人生》，方方发表了《风景》，刘震云发表了《塔铺》，加上之前一年刘恒发表了《狗日的粮食》，这些作品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主力阵容。在历经现代派、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势头迅猛的轮番操练后，传统现实主义似乎陷入无从招架的境地。面对这种文学潮流的此消彼长，虽然有人认为文学以此获得了艺术上独立、沉潜、自我成熟的时机，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缺席了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切，脱离了现实语境，脱离了读者基础，也带来《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一文中所指出的读者降低了对纯文学的关注度。新写实小说的悄然回归暗含着对这种倾向的反驳。新写实小说一方面在形式和技术上区别于先锋小说，采用传统的写实叙事，没有太多繁复的“炫技”；另一方面，叙事上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本质化和典型化原则，表现出对生活和生存的“平面状态”的兴趣，叙事主体与叙述对象拉开距离，尽可能原生态、客观地呈现叙述对象自身。

《血色黄昏》得以出版，直接原因固然是工人出版社对小说的认可，但小说的畅销则与1985年后的文学潮流更迭有关。“85新潮”后，历史创伤记忆不再是文学书写的核心题材，意识形态也不再是统摄作品的最高标准。寻根文学走向文化历史纵深处，新写实小说在日常生活的表面盘旋。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烦恼、欲望，甚至无聊、平庸、黑暗，这些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应该被批判的方面，在新写实小说中成为重点表现的对象。在精神“去魅”、现实平面化的整体氛围中，《血色黄昏》曾经被诟病的“没一个好人”“社会写得一团漆黑”，在新写实小说的视域中获得了“合法”的解释。亨利·詹姆斯认为：“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越是看到那‘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在接触真理；我们越是看到‘已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代用品、一种妥协和契约所敷衍”[14]。广义上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所有进入小说的生活都经过了选择和重构，都是“已经”重新安排的生活，不存在“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詹姆斯所言的“未经”重新安排和“已经”重新安排，更多地是指向“主题先行”和主观意图的强行介入。新写实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驳也即在于此。因此，新写实小说不再以上帝视角把毛茸茸的生活整饬得平滑流畅，而是以平视甚至是低于生活的视角，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生活本身的芜杂斑驳。《血色黄昏》的“粗糙”“缺乏写作技巧”“不善于艺术概括”，放在新写实小说的语境中，便具有了对“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的真实呈现的意味，进而展现出文学话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正如评论家曾镇南的分析：“我以为这样的表现是非常真实的。他没有把梦醒后人们对那一场迁延十年的恶梦的剖析、评点、现象过多地加在这篇知青生活史上，而是直接把读者拖入梦中，按照做梦时的真实情境和心理，不加隐瞒和装点地显示了恶梦本身。”[15]“恶梦本身”即亨利·詹姆斯所言的“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这种“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更接近读者所经验的生活本身，与读者经验和认知保持对位平行，是小说畅销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文学对历史创伤的书写对于读者而言，具有一种“疗愈”作用，“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现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现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16]。八十年代中后期，对于历史亲历者而言，创伤记忆犹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知青文学等文学潮流中，由于对历史创伤的“‘已经’重新安排”的书写，犹如在伤口上贴了一块洁白纱布，而其中的血污在文学叙事中并未得以充分释放。对比《伤痕》与《血色黄昏》中关于革命时代亲情伦理关系的书写尺度，王晓华和母亲与老鬼和母亲杨沫两者之间的情感经历几乎一致——也是革命时代伦理关系的征候之一，前者用女儿的泪水和忏悔疏解了历史的伤痛，个体和历史都在新时期获得了“向前看”的心理机制；而后者自始至终没能消除相互间的隔阂、伤害与恨，《血色黄昏》刚出版时老鬼都不敢将此书送给母亲杨沫，隔阂伤害之深可见一斑。此时出版的《血色黄昏》以“本能”的方式原生态地呈现了以往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中未涉及的历史真相的一面，对于读者而言这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现场；更“误打误撞”地承担了清理历史血污、疗愈亲历者创伤的功能，历史淤积于心的情感伤痛在阅读中得以宣泄。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血色黄昏》叙事一如老鬼其人，粗粝质扑坚硬，就如同苍莽荒野上的一块在经受风吹雨打的顽石，这也是当年的老鬼予以我的印象，不修边幅，身著灰色的中山装，像极了文革时期的一位淳朴耿直的工人。坦率地说，若于文学性而言，《血色黄昏》显然是粗糙粗野甚而乃是不成熟的，但于他个人而言，则显然淋漓尽致地将胸中的一腔悲情与热血真切地表达了出来，是何等的痛快和尽兴，或许也正是这种文学上的不成熟反而造就了它叙事上的一种粗暴的力量！”[17]

《血色黄昏》出版时封面上标注着“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探索性”和“新新闻主义”的限定词语，凸显小说区别于以往同类作品叙事的突破性和真实性风格，一方面便于读者迅速了解小说，激发起想象空间和阅读心理；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状况和文学潮流所做的宣传策略。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潮流的走向与起伏，既有文学自身的原因，更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与作用。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和人民普遍沉浸在改革开放的乐观而热烈的情绪中，对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走向怀着强烈的认知渴望和参与热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是对这种时代情绪和显示期待的文学表征。而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化，乐观的情绪渐趋理性，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阻力逐渐暴露，社会状况趋于复杂。社会整体文化需求从乐观的现象转向对复杂现实的直接关照，“潜伏着中国当代读者的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深化的心理欲求”，“认识当代改革中出现的种种新的矛盾”[18]的欲求。面对时代氛围与文化需求的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中国阅读者对文学的需求及其阅读惯性，作为有利的干涉者，迫使作家和文学不得不进行调整。刻意自我塑造文学史家形象的，不得不脱去长衫；尽力保持生命哲学家形象的，不得不放下架子；只在一条战线上孤军奋战的铁腕改革家，不得不环顾四周如蛛网般的文化负累。于是，他们都陷入了对我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思”[19]。文学现场也在“失却轰动效应”后进行着调整，报告文学因其文体的时效性在这种调整中获得了速度优势，“1985-1986是可以骄傲并大写特写的两年”，“在文学渐渐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报告文学以其他文体不能替代的特质，热情地颂扬，大胆地揭露，直面地干预，深刻地思考中国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各领域中诸问题，与人们的兴奋点、焦虑点、痛苦点取得了一致地切合。这两年的报告文学也展示了他以后发展的种种可能。所以，它具备了很强的启示性”[20]。

彼时《唐山大地震》《洪荒启示录》《中国的要害》等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些作品承担了新闻报道的部分功能，用“文学”的手法直面读者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现象，因而收获了大量的读者。这股报告文学风潮“明白无误展示为一种立足当下的立场，至少满足着变化中的国人对中国社会复杂化而又整体化的解释需要”[21]。“一种立足当下的立场”意味着文学作品从“当下”现实需要出发，解释社会的新方法、新视野、新角度。作为一种强调真实性、批判性的文学体裁，报告文学调整到了与社会变革、读者期待同频共振的适度状态，也反映出当时读者对文学真实性与批判性的强烈诉求。而先锋小说、寻根文学等小说潮流则显现出远离现实的“画地为牢”倾向，在各自的文学实验或文学主张的名义下缺失了对社会现实变革的应对，新写实小说一定程度上复归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因此，《血色黄昏》封面上特意标识的“探索性”提示着与同类记叙历史创伤的文学作品的区别——伤痕文学式的历史创伤叙事显然已无法再吸引读者，而“新新新闻主义”则是凸显了小说的真实性与批判性色彩——呼应着彼时受到读者欢迎的报告文学的特质。《血色黄昏》成为“文学低谷期”的畅销书，恰恰是其近乎原生态的叙事所形成的新鲜的历史真实质感，及其不掩饰不拔高的情感立场所产生的反思性，恰逢其时地提供了读者重新审视历史、探究历史真相，并在历史中反观自身处境，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走向的心理需求。作品与读者的“不谋而合”，催生了《血色黄昏》意料之外的畅销。

四

小说出版将近三十年后，拉开时间的距离，实事求是地看，《血色黄昏》是一部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作品，当年专业人士与一般读者对其小说的阅读感受和评价也均有合理之处。事实上，这种专业人士与一般读者之间文学标准和趣味的分歧是正常、普遍的，也是变化、流动的。《血色黄昏》的出版和读者接受过程充分反映了这种文学标准与趣味的实际作用，以及相互间的流动所带来的文学场域结构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文学场域中，专业编辑对小说能否面世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小说在出版和发表过程中屡屡受挫；而老鬼周围朋友的意见反映了读者普遍的接受心理和阅读趣味，小说在出版后销售的火爆也是基于读者对小说接受良好的基础，以及社会环境与文学需求的变化。借用布迪厄的观念，如果把作者/作品权、编辑/出版权与读者/消费权看成构成文学生产场域的三方，在出版前，掌握着出版权力的编辑与作者构成支配关系，而此时的读者在生产场域中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布迪厄语)；在出版后，掌握着消费权的读者则成为“实实在在的力量”，成为决定作品畅销与否的决定力量。《血色黄昏》的幸运在于虽然错过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文学热潮，但赶上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的末班车，与社会变革和读者趣味“不期而遇”，作品的缺点被忽视甚至转化为优点，成为特定时代的畅销爆款。

但当年专业人士对小说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中肯且确实存在的。《血色黄昏》基本上是对作者本人现实经历的照搬，语言粗糙、叙事冗长、节奏单一，缺少艺术剪裁和提炼以及思想上的沉淀和立意上的升华。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问题确实影响了小说持续的生命力，在脱离了当时特定的社会语境后，无法产生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因此，《血色黄昏》能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成为当时文学生产场域中的现象级畅销书，却无法成为文学史中的常销书。

本文系2023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文艺评论专项][L23AWY001]研究成果。

注释：

[1][2][11]老鬼：《艰难问世的〈血色黄昏〉》（下），《名作欣赏》2017年第5期。

[3]文章在《文艺报》发表后，2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了该文。

[4]参见老鬼：《艰难问世的〈血色黄昏〉》（上），《名作欣赏》2017年第4期。

[5]工人出版社确定出版《血色黄昏》后，责编岳建一不满意当时的书名“八年”，老鬼的姐姐徐然根据小说结尾的情节，提议书名叫“血色的黄昏”，岳建一将中间的“的”去掉，敲定书名《血色黄昏》。为避混淆，本文论述中涉及出版前后时书名不做区分，统一用《血色黄昏》。

[6]王蒙（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卷四），王尧、林建法主编，张新颖编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7][15][18]曾镇南：《〈血色黄昏〉与文学的轰动效应》，《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9]语出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许岱，转引自《艰难问世的〈血色黄昏〉》（上）。

[10]参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12][21]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