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村行记》：行记文体与描摹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
当代知名作家欧阳黔森新著《黔村行记》，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收录了《黔村行记》《天堑变通途》《风景这边独好》《高原醒了》四个篇章。其中，《黔村行记》原发《求是》2024年第1期，并获“求是手机报”官微推送；《风景这边独好》为《山花》2023年第11期特稿；《高原醒了》为《中国作家》2023年第11期纪实版重点刊发。并且它们都由刊物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予以推送，获得了高关注度并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黔村行记》是作家深入生活、扎根到人民当中去的一步一个脚印，以兼具虚构文体特征的非虚构文体即行记文体，所标记出的一幅真切生动地呈现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描摹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
我们知道，《人民文学》2018年以3个头条，即在第1期、第3期、第9期皆以头条发表了欧阳黔森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和《看万山红遍》，此为欧阳黔森2018年写作的“精准扶贫三部曲”，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其中，第一部文学性地书写和记录了在花茂村扶贫脱贫的漫长征程和今昔历史巨变里，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花茂并亲临花茂视察所走过的足迹。第二部在回溯乌蒙山屋脊海雀村脱贫历史当中，映现着习仲勋同志感人的历史故事。第三部则是生动呈现了具典型黔地地域特征的万山这一资源枯竭型城市所走过的凤凰涅槃再度重生的脱贫致富之路，具有精准扶贫典型个案的示范性意义。202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欧阳黔森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该著以45.3万字的巨幅体量，为武陵山腹地的“精准扶贫”历史现场，铺写了一卷巨幅的、气势恢宏的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莫道君行早》不仅提供了“非虚构小说”这一堪称重大创新的文体样式，实现了作家志在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旨归，而且也呈现着新时代翻天覆地般山乡巨变中乡民的心灵史［1］。
《黔村行记》是欧阳黔森在如前文所述一路走来的写作道路上的新作，有着此前在记录和表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题材写作中所积累的丰厚的文学经验，文字精炼不失古雅意趣，炼字炼句的功力极为深厚，擅写诗歌、小说和极为擅长写作重大题材编剧创作的写作功底隐于字里行间，令这部纪实类的文学作品不仅好读、耐读，而且还兼具散文、纪实类文体的“求真”“务实”“客观性”特征和小说、剧本文体所需要的文学性、场景再现与适度艺术虚构性特征。欧阳黔森凭借他对于贵州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情，既笔力遒劲凝练，又所写不失诗意诗境，字里行间不断洋溢出诗性与文学性气质。欧阳黔森用自己的脚步和足迹所标记与描摹出的记录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读来备觉真切生动、感人肺腑，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般阅读代入感，为这里的一村一镇一山一木感动着，为这里所承载的那感天动地的中国红色革命历史故事感动着，为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里人民的深切关怀感动着，为这里的人们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扶持下走向了脱贫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生活新天地而感动着。《黔村行记》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作家，用他文学的笔触，对贵州脱贫攻坚、乡村全面振兴所取得的历史性伟大胜利这一功绩的一份生动感人的文学总结、一份真实纪实的文学答卷。《黔村行记》当中所展开的一幅幅“天堑变通途”“风景这边独好”的如诗如画的画卷，勾画出一幅呈现新时代山乡巨变、描摹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
一、呈现新时代山乡巨变、描摹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点提及了柳青。近年来柳青的“创业史”传统亦即柳青文学传统愈来愈受到重视。2022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国作协在湖南益阳相继启动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湖南益阳既是周立波《山乡巨变》故事发生地，又是周立波的故乡，两项重要的创作计划启动选址于此，也凸显了《山乡巨变》文学传统对新时代文学所具备的渊源意义与所起的重要影响。新时代乡土题材小说创作或者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当中，写作者对柳青“创业史”传统和周立波“山乡巨变”传统予以继承、赓续和创新性发展，逐渐形成一种主观自觉，也已经形成一种较为突出的创作思潮和文学现象。欧阳黔森此前的现实主义长篇“非虚构小说”《莫道君行早》，堪称“新时代里的《山乡巨变》”。而在这部新著《黔村行记》当中，清晰可见的是作家凭借兼具虚构性文体特征的纪实类、非虚构作品，在与《莫道君行早》可以构成互文性对读的行记文体当中，以建基于客观真实性原则之上的书写，呈现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即实现脱贫向富后贵州各地所展示的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描摹出一幅感人肺腑的堪称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
从主题阐释的角度来看，近年反映精准扶贫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少，其中有作家深入乡村之作，比如贺享雍的《大国扶贫》、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2018）。以挂职“第一书记”的视角写作的扶贫日志式非虚构作品，比如陈涛的《在群山之间》（2021），等等。但仍罕见能够对精准扶贫成果“回头看”并对成功的乡村全面振兴经验加以总结的作品。《黔村行记》中欧阳黔森能够再度返回自己亲自帮扶过的乡村，以作家行记文体即作家所见所闻所历来记录精准扶贫成果即脱贫后乡村全面振兴面貌，能够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和书写乡村全面振兴双向维度积累经验。在当下的中国，脱贫致富、乡村振兴虽并非过去时但其实也亟需“回头看”，在回看中沉积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经验，其中所蕴含的写作意义不容小觑。就像欧阳黔森在《黔村行记》开篇题记里所说的：“只有贫困过，你才会知道，不再贫困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只有贫困过，你才会倍感珍惜，才会自觉地牢记使命、感恩奋进！”［2]1 《黔村行记》这本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世界宣告中国减贫脱贫的成就。在这份成就总结里，贵州便是“谱写了脱贫攻坚‘中国奇迹’”精彩篇章中最为成就斐然的那一个地方。
以行记文体呈现贵州在新时代里的山乡巨变、描摹贵州乡村全面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需要作家具备持续性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活化生活的能力。非虚构纪实类行记文体，尤其需要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决心和勇气。当年柳青曾长期（1953—1967年）住在长安县王曲区皇甫村半山坡那座旧庙中宫寺中，与农民14年的同吃共住，才得以完成可世代传承的文学经典《创业史》。欧阳黔森在《黔村行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曾是一名从这里走出去的地质队员，每到一地便随时引发回忆起他为这里的山水和革命历史所书写的作品、剧作，有些地方甚至就是他亲自帮扶过的故地，这些都是他写好贵州新时代山乡巨变作品的基础。要真实地反映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贯彻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脱贫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等的思想精髓与实践品格，作富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的文学书写，既需要作家具备深入生活、活化生活的能力，也需要作家在丰厚的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努力达成思想意涵、文体形式与写作技巧的有效平衡。
《黔村行记》是纪实类非虚构行记文体。近年颇具热度的非虚构写作是对一度闭门造车式虚构写作的一种反拨，甚至是对表象化、过度依赖主观经验或者主观臆想性表现现实所作的一种有效的反拨。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一度被认为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指向，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非虚构写作，因其通常具有纪实性、亲历性和现场感以及作家强烈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即作家主体介入扶贫工作、乡村振兴和介入到火热的新时代当中去，而成为非虚构写作领域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别。客观真实性原则和纪实、如实地反映与摹写现实，是该类题材自具的重要特征，而如何在真实、现实与纪实基础之上，更多地呈现“艺术真实”和努力寻求文体形式与写作技巧的平衡，成为该类题材需要注意的维度与可能的发展面向。
欧阳黔森具有能够冲破自己身处城市给写作带来局囿、冲破自己与乡村之间具地域之“隔”的能力，写出从心灵到艺术上都与乡村“不隔”的这部《黔村行记》。这与写作者具有内置的乡村视点有关：用像柳青那样融入乡村生活的作家的视角，用乡村观察者、体验者、生活者而非“外来者”的身份，来书写反映时代之变的、发生在乡村的全面振兴题材。能够拥有真正的本地人写作的姿态，是《黔村行记》能够以情真和艺术之真打动读者的重要因由。《黔村行记》中虽然也讲究写作者的身在现场的亲历性、介入性、在场性，却业已有效去除写作者常有的那种从上往下的俯瞰视角、去除那种作家自己仅仅是作为乡村“外来者”来作短暂采访与写作的身份与姿态，这是《黔村行记》在如实地记录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伟大实践这一客观事实之外，写出能够接地气、能够切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繁复性与多层维度的、具有丰厚审美意涵的作品的关键所在。
《黔村行记》这本书里，欧阳黔森以细密的笔触书写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之后，通过自己计有3万多公里，行走了9个市州、36个县、156个村庄的亲身行程，其所真切感受到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政策所带来的贵州各地的山乡巨变。《黔村行记》一篇中写道：“通信靠吼、交通靠走、保暖靠抖”的比深度贫困更为贫困的化屋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赵玉学家一起制作黄粑，而当下这里业已形成了黄粑、黄姜、黄牛、苗绣等产业，也利用苗族村寨文化资源开发了旅游产业。“红装绿裹、花繁叶茂”叙事小节中，写的是苟坝村、花茂村的今昔巨变。集“六古”文化即集古生物化石、少数民族特色古建筑、茶马古道、金丝榔古树、天生古桥、古井文化为一体的普梯村，其所大力发展的生态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产业，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普梯村也成为文化特色产业发展的示范村、新时代“黔村”山乡巨变的一个生动例证。
有研究者明确指出，“与时代同行、与农民同心、与民族共情”［3]141，可视为像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等小说所形成的乡土书写传统的基本内涵。这样的基本内涵不仅统摄着《创业史》《山乡巨变》《莫道君行早》等这样的小说，而且也映现在《黔村行记》这本书里。《天堑变通途》里，作家以实地行迹展现了贵州的花江大峡谷和大峡谷的新旧大桥等，以及贵州何以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这里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逢山打洞、遇水建桥，令“天堑变通途”的雄伟画卷照进现实。始于抗战时期史迪威公路最后一段的七十二道拐作为俗称的“魔鬼路段”，本是一条英雄的抗战公路、红色之路，却因曾被当地人“靠路吃路”、视为牟利工具而被称为“强盗湾”。2005年12月，渝黔高速公路通车让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变成了5分钟，安全系数也翻天覆地般地提升了。配合以“重法治·感党恩·淳民风”为主题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加上狠抓产业发展、斩断穷根的致富道路，令“七十二道拐”被称为“魔鬼公路”“强盗湾”的过往成为历史，令七二村探索出一条适合当地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全面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欧阳黔森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数字和对于基层乡村全面振兴政策与变化的了然于心、极为熟稔，对贵州的道路桥梁建设成果作了系统全面的展示，并得出令人感奋的结论：“贵州由‘不平’变‘平’，从‘绝对贫’到不再‘贫’，实现了从‘千沟万壑’到‘高速平原’的精彩蝶变。”［2]39
《黔村行记》这本书对贵州新时代山乡巨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的书写，是通过作家深入每一处市州县、村民组的扎实与接地气的行记，将各处的防贫向富的致富经验，作为一帧帧具备时代性、人民性的“画面”，统合装帧成描摹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画卷”“文学图谱”。《风景这边独好》里，脚尧村的人们在党员和村干部的带领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造田，引种耐高寒稻子品种，试种茶叶。对种田来说原本并不肥沃的土地和云雾缭绕的高山，竟然产出了高品质的茶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那锲而不舍的“脚尧精神”震撼了作家本人也震撼了世人，而在现实中“脚尧精神”也早已成为网络热搜词条。“白岩之变”行记小节里，白岩村巨变中欧阳黔森还曾奉献出了自己的十万元奖金，行至白岩村的作家并非只作行记，还务实地帮助解决了当地亟需三台观光车的现实问题。“水寨之梦”行记小节中，小水叶村民组的庭院经济示范种植地块，“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的办公、联防联治模式以及“公平树”古枫树下的“树下会”皆别具特色，“十发十不发”的分配机制，成为农村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缩影。石板村则将“一区两园三基地”的产业布局与村里实际相结合，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探索形成了“三园两地一品一特”“庭院经济”两种产业模式。“三园”是每户至少有三亩板蓝根小药园、三棵九阡李小果园、三分蔬菜小菜园，“两地”指九阡白茶和九阡花椒两个基地，“一品”即每户贫困户要发展像稻花鱼、本地小黄牛、本地土鸡、中华蜂、食用菌等至少一个品种的特色养殖业，“一特”则是指每户均有九阡酒特色小作坊及千斤酒库存。可以说，最远的瑶山村也在历经七次搬迁之后，形成堪称一步跨越千年的“蝶变”。
《高原醒了》一篇，是对“黔村”纷纷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全面振兴作了具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呈现与书写。花茂村创制了鱼、鸭、稻“三物共生”的水田养殖模式，因地制宜发展了山地特色农业。刀靶村位于乌江天堑，这里一栋栋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令欧阳黔森也几乎认不出当年的刀靶村了。一个原本贫困落后的村子变成了现代化、城镇化的社区，令作家本人也脱口而出：“哦，原来这里不是贫困村”，与此次是对曾经的贫困村作调研这一调研方向相左的现状，其实恰是刀靶村在新时代里再度发生“伟大的转折”的鲜明标志。坪塘村所设立的“防贫基金”不仅有着严格的审核机制，能够做到将钱用在最需要帮扶的人身上，而且对于有着特殊情况的村民还可以一兜到底，避免了村民因失去劳动力而陷入贫困。而任家寨村将上过《人民日报》头版的中华山村合作社的“六二二”分配模式，加以改革变成更加合理的“二四二二”分红模式，也恰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阶段转换的一个标志。《高原醒了》中铺展着作家对化屋村、乌蒙山区、普梯村、任家寨村、黑岩村、普觉村、红星村等“黔村”巨变的亲历亲见所闻所感，这些现实素材经由欧阳黔森的行记文体，从而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画面”连缀型构而成一幅描摹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巨型“画卷”。
二、《黔村行记》：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与文学地理学的意义
《黔村行记》不同于古时文人游记，此书中每个篇章所承载的都是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脚踏实地的新时代里的行走见闻所得来的深切体验与写作素材，进而熔铸成一种富有人民性的纪实类、非虚构文体。其与古代游记所表现的作者旨趣与闲逸态度等，都是迥然有异的。虽然并未承续古时文人游记的写作源脉，但《黔村行记》中对当地人怎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赓续、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作了生动的记录与体现。除了对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予以表现，对当地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当中怎样将其转化为可开发的资源予以生动记录之外，作家意图表现的并不仅仅是非遗传统在乡村振兴中的转化，而且还深具将地方的、民族的优秀文化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写作旨归。
或可以说，《黔村行记》中作家所作新时代里贵州山乡巨变的书写，对其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征程中文学图谱的描摹，其实也是新时代文学对地方“志”书写传统的一种赓续。地方志其实是自古至今都有的，通常是以方志、史志的样貌存世，传统的方志以地方性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对该地的地理风物、风俗物事人情等的记载，令其对所记载之地独具价值与意义，但文学性往往较为弱化，也不甚讲究可读性。《黔村行记》是行记文体，却在乡村振兴纪实类素材当中展现出作家纯熟的散文化的写作笔法，并以净雅舒宜的散文笔法勾勒出贵州山山水水的形状。这本行记自带别样的文学“副文本”特质，或可以说它还是一本关于黔地的山水志（记）、草木志（记）、动物志（记）。
当代不乏作家在作品中赓续地方志书写传统，像贾平凹就在《老生》《山本》《秦岭记》这“秦岭三部曲”中努力实现人本与物本理念的融合，贾平凹甚至想亲自整理出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置于这方面的精力不够而未能完成。但贾平凹在《山本》中通过并非涡镇本地人的麻县长这样一个虚构人物，来完成了小说文本之中的“内文本”亦即秦岭的草木记与动物记的书写。小说《山本》中麻县长所作的草木记、动物记与小说叙事融于一体，“这些秦岭草木的记载活灵活现地呈现了秦岭的自然风貌，了却了贾平凹书写草木记、动物记的心愿。”［4]82 《黔村行记》里《高原醒了》当中对普梯村所处的深谷湖景区的描写：“在这个原始深谷湖里，湖水两岸峭岩突兀，参差嶙峋，形如流云飞渡，林木繁茂，苍翠葱茏，一株株雄壮黝黑的古树耸立在两边的峭壁上，树干粗壮、遒劲，四周奇花异草，景象万千。”［2]158 作家如数家珍般道出了树丛里的“血藤、红五加、、巴岩香、白龙须、小黄草、四块瓦和兰草等数十种中草药和名贵花卉”，与此地“生活着黑腹锦鸡、红腹锦鸡、猕猴、飞虎、獐子等珍禽走兽”，形成“一个动植物的天然宝库”［2]158。作家对乌沙镇内广布各种古生物化石亦娓娓道来，道出贵州兴义早在1958年就发现了“胡氏贵州龙”，从而揭开了我国海洋爬行动物研究序幕的历史，将此后的勘察发展亦一一呈现。作家还将近年国家所认定的乌沙地区三叠纪海生动物化石这一举世罕见的“自然遗产”和资源真实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而与老松桃人相比，当地人虽听到过但并未去过的地方，欧阳黔森却可随口就一一道来这些地方及松桃的山、水、村等，这不仅得益于欧阳黔森曾经作为地质队员在野外到处勘察的工作经历，而且源于他那渗入血脉的对自己的两个故乡（一个是碧江区黄土坎，一个是松桃自治县的普觉村）的热爱。从赓续传承地方志书写传统来看，《黔村行记》兼具新时代贵州山乡巨变“志”、乡村振兴“志”意义维度，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当下的文学探索、现实性探索之成果即“贵州地方志”的意义。
古时司马光就以“博物之书”称地方志书，其实不止地方志有博物之书的特点，自古迄今的中国文学始终也未曾断绝“博物”的传统，而且很多当代作家的写作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地方志”的书写特征。有研究者曾通过周严的研究，阐析贾平凹的“秦岭三部曲”（《老生》《山本》《秦岭记》）“堪称秦岭山川的草木志、动物志、村落志和人物志”［4]80。王跃文的《家山》、熊育群的《金墟》等带有非虚构特征的小说，也都有着对地方“志”书写传统作赓续与传承的意味。而近年还有学者以“博物”作为关键词来研究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认为其小说自成黔地“地方志小说谱系”。此前，欧阳黔森的很多作品、影视剧作品包括近作长篇“非虚构小说”《莫道君行早》等，都存在并延续着他多年来在写作中形成的鲜明的“博物”“地方志小说谱系”的书写传统。欧阳黔森创作的影视剧剧本，也多带有“地方志”特色亦即明显的地域化特色和特征。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作家自觉所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资源、文体资源的当代转化。
如前所述，《黔村行记》是一部记录和呈现贵州脱贫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这幅文学图谱也是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和地域性特征的，是欧阳黔森为贵州业已取得的脱贫与向乡村全面振兴推进的历史功业所作的珍贵的历史记录、文学记录。相比于传统的地方志，它呈现出了更多文学的韵味与笔法。地方的、民族的，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黔村行记》也是对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和关于黔地的一份珍贵的文学志书。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资源赓续传承的文学视阈内所作的观照，而即便是援引西方文论中文学地理学研究框架中将文本作文学地理学意义考察的研究方法来审视欧阳黔森的《黔村行记》，同样也可发现它是以由点及面、以时空结合的立体维度打开并且是以地图铺展的方式，亦即是以极为鲜明的文学地理学呈现的方式，绘就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贵州”这样一本文学图谱。
从近年对文学的地方性写作即文学地理学的关注渐成研究热点来看，《黔村行记》不仅是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真实呈现，也带有文学地理学的鲜明标志与文学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方面，按照米歇尔·柯罗的《文学地理学》的提法，即文学地理学实际涵盖了“地理（空间）测绘法”“地理批评”方法和“地理（空间）诗学”方法。用这三个维度来考察《黔村行记》，会有很多精到的发现：第一，在《黔村行记》中行记的欧阳黔森所行至的化屋村、苟坝村、花茂村、普梯村、脚尧村、白岩村、石板村、瑶山村等地方，处处都是与贵州山川村寨等真实地点发生着关联，从而勾勒出整个贵州贫困地区旧貌换新颜、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形貌，以及它们所形成的新的文学地理图谱。第二，《黔村行记》当中，欧阳黔森用文学的笔法，完成了关于已发生山乡巨变的贵州很多地方的“想象的天地”或“景观”的建构。第三，《黔村行记》里，作家所到之处，都呈现了各具特色的贫困旧貌致富焕新之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颜，是各个不同面貌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崭新的且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空间。如果借助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路径来考察《黔村行记》，那么会获得有关“文学贵州”的一份文学地理图谱，从中发现这本书在提供一部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本价值之外，其所生成的“文学贵州”与现实地理中贵州每一处地方皆能对应，其所构成的，是一种诗性关系和由个体到总体的价值与意义。
三、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历史与现实融合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文学”是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文学加以总结与概括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这一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文艺主潮。从创作出版文学生产领域来看，2022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国作协已经先后启动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而在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研究领域，2023年至2024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作协已经先后在江苏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完成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在各大学合作研究基地的揭牌成立工作，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对于前者而言，对相关项目所作的支持是对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有力助推，可助益实现如下目标：“推动与赋能产生反映新时代文学价值的时代精品力作”“这对于书写乡土、通过书写乡村巨变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对于整合优势资源、深化合作、遴选和推出反映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经典具有重要意义。”［5］对于后者而言，是要从新时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文艺精品当中，发现与概括新时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指征与艺术规律，从理论与研究的角度对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作出梳理与阐析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6］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等等［7］。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具有对于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与话语建构的理论指导意义。
如前文所述，《黔村行记》是欧阳黔森深扎乡村、扎根人民，通过非常扎实细致的调研工作甚至是凭借直接参与到协助解决当地实际困难的行动姿态，以行记文体写出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政策所带来的黔地山乡巨变的非虚构作品。纪实、非虚构、现实性书写是《黔村行记》的重要写作特征，但《黔村行记》作为新时代文学典型文本，并不是只有现实性叙事，它是兼具现实之笔与历史之笔两套笔墨的。这其实在近年的新时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比如，熊育群的《金墟》就是兼有历史之笔与现实之笔两套笔墨、两个故事序列。历史之笔叙写的是当年彼此原本有着很多矛盾与龃龉的两大家族，即司徒家族和关氏家族历经海外奋斗后又返归家乡修建了赤坎古镇的故事，现实之笔打开的则是现实中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故事——赤坎古镇的镇长司徒誉到处奔波，终于解决了已经或空置或易主居住的古屋的征收与文化改造工作。而将现实之笔与历史之笔连接在一起的，是在古镇改造过程中司徒誉与女主人公徐芷欣多处走访，并与返乡寻祖的海外华人后代会合相聚的叙述线索。欧阳黔森那部隶属于“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2期资助项目的“非虚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也在作现实性叙事的同时，时时将笔触伸向那些在中国革命史与红军长征史上都堪称浓墨重彩重要历史事件的还原与书写。
《黔村行记》是典型的纪实类、非虚构写作，具有重视作家创作主体的在场性、介入性写作姿态。现实性书写当然是无比重要的，但这本书如果缺少作历史之笔维度的伸展，就会在现实性的理性书写之外缺乏文学想象力所能带来的浩渺悠远的审美维度，以及对中国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里那些优秀文化传统、民族坚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力的深入表达，而这些其实也是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所不可或缺的角度维度与内在品质。《黔村行记》是紧贴着各个村寨的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写作行记，但同时又将现实中足以构成黔地地图的一个个的“点”所连接起的历史故事自如地加以打开与呈现。在贴地飞行且离地腾跃的想象力当中，紧贴历史褶皱书写着当地那一个个与现实互为映照的历史故事。《天堑变通途》中，开篇即回溯了早在公元742年、755年，李白就以诗句标记了自己所体会到的“蜀道难”和黔道等于根本就没有道，而直到公元1384年朱元璋时期，才终于换来了奢香夫人开辟驿道以供往来的承诺。作为乌江流域有名的“魔鬼路段”的七十二道拐，是抗战时期史迪威公路的最后一段。有关七十二道拐历史故事的回溯，是在叙述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骄人成果的现实性叙事当中，所讲述的一段颇为完整的感人的历史故事，即有关“魔鬼公路”的历史故事。欧阳黔森在石板寨背靠石墙时不经意间看到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是业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水族的“水书”。水书所承载的是水族的天文地理、宗教文化、民俗伦理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是与历史交融于一体的水族的文化记忆。欧阳黔森在现实性叙事当中宕开一笔所作历史之笔的书写，将当地文化记忆与悠远历史，在极为写实的材料当中予以凝结提炼，呈现出一种“脱实向虚”“虚实相融”的审美维度。贵州兴义“胡氏贵州龙”的发现，乌沙地区三叠纪海生动物化石自然遗产资源的发现历史，所作书写也是在极为具体详细的历史材料、一种紧贴历史真实性的写实之美中，与现场性、客观性的现实性书写嵌套，共同构成了《黔村行记》书写的立体丰赡的审美维度。
《黔村行记》不仅在行记的现实性书写当中，同时挖掘了各个村寨富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还随时打开并接续着现代革命历史、红色历史的文化传统。有研究者曾论及新时代乡土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现代革命文化传统，力图将革命精神接续到新时代社会、经济建设之中”［3]148。欧阳黔森不仅在《莫道君行早》中作了这样的文学书写，而且在《黔村行记》里根据行记的行踪轨迹，同时打开了一本有关革命历史传统与红色文化传统的文学地理图册。远近闻名的红村刀靶村在红军长征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任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曾在此击溃来犯之敌，也是欧阳黔森18年前撰写长征题材电视剧本《雄关漫道》时所到之地。往昔的穷破与今昔的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两相对比，愈加具有激荡人心的艺术效果。能够很好地接续与继承红色历史文化传统，对扎实推进当下新时代乡村建设与全面振兴的动力与意义不言而喻。
四、创业主题、新人形象与“新人民性”
欧阳黔森祖籍贵州铜仁，早年有着矿业从业者的基层工作经验，对自己所生长的黔地地域有着深厚的了解和深挚的感情。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与主题影视剧剧本写作，及至身处乡村振兴时代主题之下，欧阳黔森听从自己内心的文学召唤，调动他自己多年来长期深扎贵州各地村寨、厂矿等的体验生活的积累，定下写作主题之后经过细致的海量探访，结合自己文学创作的经验，在非虚构文学文本中展现出难得的活化生活的能力，给新时代交出了一份值得铭记的答卷。书写现实生活和新时代乡村题材作品，优秀的作家从来都是不仅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体验和感受生活来获取现实重大题材，而且必须要能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还要经过个人化审美创造，才能塑造出属于人民文艺的优秀作品。越是现实重大题材的非虚构文学创作，越是要深入现实的内部，将具有无限宽度和广度的现实生活以兼具文学性艺术性的笔法呈现出来。
《黔村行记》在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方面，除了以历史与现实融合的叙述手法书写新时代所发生的山乡巨变、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国故事，还在创业主题、塑造时代新人与新人民性表达等方面，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柳青《创业史》文学传统、周立波《山乡巨变》文学传统。有研究者已经从“讲述‘返乡者’的故事”“对‘科技支农’的大力书写”“对‘开放’‘协调’创业模式的探究”三个方面，来探究“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业主题叙事对‘创新驱动’这一时代话语的涵纳”［3]142-143。欧阳黔森不仅在他此前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中有着相当充分的对创业主题的表现、对时代新人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新人民性的表达，而且在《黔村行记》当中将这些主题意涵与写作旨归作了更为充分的全面呈现。
第一，讲述“在乡者”“返乡者”人物的故事，呈现这些时代新人在创业方面的典型意义。“在乡者”“返乡者”中既有在政策与实践等方面都具有指导创业能力的村干部又有普通村民这些不同的人物形象序列。《黔村行记》中的“村干部”，成为作家欧阳黔森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立体烘托出的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一个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领头羊”，将曾经举目尽是危房旧房、又极富布依族民族文化的村子开发为乡村全面振兴新资源的郭成林支书，就是自己致富后不忘乡亲、带领乡亲修路办合作社等，做到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在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实现“创新驱动”，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衔接［2]8-9。给白岩村带来山乡巨变的是将产业驱动人才与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身份集于一身的能人唐文德。石板寨的村支书也是一位曾经在外地打工、返归家乡的“返乡者”，回村当选为村支书后，率领大家通过一条并不平顺的产业发展之路最终寻找到了板蓝根种植的产业之路，带领大家走向了共同富裕之路。坪塘村支书周仕伟不仅率领大家致富，还设立了防贫基金，通过严谨的审核机制与周严的防贫监测工作，令因病因各种变故返贫、致贫的村民能够及时得到扶助，个别的村民即便是永久性地丧失劳动力，村里也采取防贫基金一兜到底的做法，免去了村民后顾之忧和巩固了共同富裕、乡村全面振兴的已有成果。
在普通村民这样的时代新人典型人物中，“返乡者”即是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或者被乡村振兴政策吸引而放弃外地打工生涯毅然返乡创业的人物。花茂村的“乡村创业导师”王佳是大学毕业后的“返乡者”，他在花茂村通过土地流转了300亩稻田，既种植有机水稻又在稻田里养稻田鱼和稻田鸭等。花茂村作为农业现代化孵化园、绿色食品加工助推器、新农村建设带动点、旅游产业化的桥头堡的示范乡村形象里面，离不开王佳这样的“返乡者”的带头、指导与示范作用。打造“六古”文化的普梯村，靠的也是引新农人入村，而曾付国就是新农人的代表，也是“来屋头玩”品牌的创始人。“在乡者”也是新人能人辈出，时代新人典型人物总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在乡村振兴与乡村创业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即便是隐没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的红星村，也在新时代里与外面的世界作同频共振式发展，反映与共鸣着大山之外的世界里带有时代性特征的网络发展等时代脉动的方面。“天生兄妹”组合这对网红声乐组合，在他们许多歌曲中仅《贵州，我深爱的家乡》一首的网络播放量就超过3亿。作为内地民族音乐极具影响力的网红组合之一的他们，是红星村当家人有效发挥网络人才号召力，以“网红”形态带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凭借，进而推动乡村建设令红星村也成为特色产业示范村。这也是欧阳黔森所反复思考过的问题，即“山乡巨变”理应有很多途径，肯定有黔村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发展致富的途径中，另辟蹊径成为能够表现出差异化特色的存在。
第二，对科技支农、因地制宜创业模式的考察、呈现与探究。《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农业科技至多表现在以科学的方式插秧等，而到了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科技在农业发展、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中对科技兴农、科技赋能新时代产业发展与对乡村创业产业模式的展现，已经初具脱贫攻坚后走向乡村全面振兴的面貌。而《黔村行记》中采用纪实类、非虚构的行记文体，更加方便作家用灵动的笔触、游刃有余的笔法，自如地书写科技创新在赋能产业创制与发展、产业升级、产能升级等方面的内驱力，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真是号准了乡村振兴的发展命脉”［2]9。富有“脚尧精神”的脚尧人大力发展的以茶叶种植为示范的绿色农业、与之相配合的一、二、三级产业融合发展，离不开村支书吴秀忠的不畏艰难、开山修路的魄力，与第一书记穆书记（穆修群）从科技与产业发展方面给大家的帮助和指导也紧密相关。正是在科技支农、科技创新的强大驱动力之下，给脚尧村带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绿色高效、优质安全的乡村产业体系，已经为全县乃至全州实现乡村振兴树立了标杆。石板村有了“一区两园三基地”的产业布局后，探索形成“三园两地一品一特”“庭院经济”这两种模式。无论是九阡酒酿造工艺还是特色养殖业，既有当地传统技艺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科技创新力量的加持，两者皆不可或缺。走向乡村全面振兴的“贵州经验”还有很多，在此难以一一尽述。可以说，《黔村行记》提供了一个个鲜活而富有时代性特征与历史价值的“贵州经验”的样本，它们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当地的创业模式、产业发展，全部都是因地制宜创制。《黔村行记》中，既有对地方特色、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传统资源的开掘与利用的呈现，也有对符合当地地理环境、风土物事人情的资源的开发利用，又有对当地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多项产业发展的悉数展现。以脚尧村为代表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布局与产业发展趋势，在各个村寨其实都有着不同样貌的发展与呈现，业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
第四，在创业主题下，各个村寨都各显神通发展各自的产业布局，其中科技创新、人员创新、思想创新等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人员创新指村干部与外来干部像“第一书记”等，与“返乡者”“在乡者”中带头致富的典型人物，都能够以创新性的思想力与实践力，成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新人。如果说，《创业史》《山乡巨变》中的下乡干部与农民先进人物是当时的时代新人，表现了当时时代所需要的人民性表达；那么，《黔村行记》中的本地干部、外来干部、带头致富并且指导乡村创业的多个典型人物，全部都是当下新时代的时代新人。《黔村行记》对这些时代新人的书写与表现，恰是将《创业史》《山乡巨变》里的人民性表达作了更新的发展，表现出富有新时代之时代特征的“新人民性”发展趋势。
《黔村行记》真正地体现了作家“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创作原则。这里的很多村寨、地方，都是欧阳黔森创作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电影剧本的故事原型发生地，他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写作于此。作家每到一处，对自己创作经历所作不经意地回忆性书写，可视为能与欧阳黔森创作历程互为参鉴的一个文学“副文本”，读者可以从他此前的影视剧作品、文学作品与当下故事原型地所发生的山乡巨变作互文性考察，能更加体会到每一个“黔村”刻在作家生命体验里的那份深深的烙印，以及由此所生发出的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厚的感情。这也不难解释《黔村行记》为何展现出那样强烈的现实主义品格、牢固坚定的人民性立场的写作原则，并内蕴一种富含创新性内涵的新的人民美学的艺术旨趣。在这种新的人民性表达与新的人民美学精神里，《黔村行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文体资源、现代革命传统所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不容忽视的方面。《黔村行记》勾画出一幅呈现新时代黔地山乡巨变、描摹贵州乡村全面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其所表现出的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写作传统所作的继承、赓续与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方面所作的探索，以及在创业主题、新的人民性表达、新的人民美学原则等方面所作的探索，都为同类题材的写作与新时代文学提供了可供参鉴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17BZW17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１］刘艳．为武陵山腹地“精准扶贫”历史现场铺写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评欧阳黔森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２３（５）：６７－７７．
[２］欧阳黔森．黔村行记［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４．
[３］王仁宝．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传统的转化［Ｊ］．文学评论，２０２４（３）．
[４］陈国和．论贾平凹“秦岭三部曲”的地方志书写［Ｊ］．文学评论，２０２３（３）．
[５］刘艳．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５）：４２．
[６］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４１．
[７］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０６－０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