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采风，散文如何在场
读到周闻道的散文集《只为卿云》，我首先读出的是写作者的苦衷。当然，这种苦衷是我的猜想，并非是其中的文字给我的感觉。
收在这部集子中的28篇散文，绝大部分缘自采风。采风是华夏帝制故有的传统，自周秦至五四，这一传统源远流长。《汉书·食货志》记载的采风场景蔚为壮观，令人心仪，“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制度化的采风活动，是当此之时“江湖”通往“庙堂”、“庶民”联结“天子”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所承载的政治伦理，所具有的风俗感召，往往让骚客心向往之。《华阳国志》就有过这样的叙述，“‘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西汉扬雄即是受采风之俗的感染，甘愿作“輏轩使者”，而后有了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诸日月而不刊”的著作。不唯《方言》，《诗经》《乐府》《山海经》等等一大串典籍都是采风成果，或者离不开采风的工作。
当然，当代采风与传统采风虽属同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流向却未必完全相同。古之采诗、献诗是为了“王者”能够“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使“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今日采风，意图更加复杂多样。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采风往往都以“任务”的名义下达作家，并都有“主题”要求，且以集体活动的方式进行。周闻道是官员，又是知名作家，他在面对采风活动时，就不得不比其他作家更多了一种“身份”之囿，也更加“严肃”。
然而，周闻道又是在场主义散文旗手，追求散文的“在场性”“介入性”“当下性”，要在“去蔽”“敞亮”中寻求“本真”。“苦衷”或许就源于这里：面对采风和领受的“任务”与既定的“主题”，处于多重“组织”“身份”的迷局和语境之中，如何“在场”“介入”和“当下”？
这正是我对这本散文集感兴趣的地方。
我以为解决这个难题非常不易，它从各个方面去推断，都是一个“悖论”。可读完这本散文集，我被周闻道解决问题的能力“震惊”：“苦衷”在他那里根本不是“苦衷”，而是逼迫散文走出新路的契机与动力，仿佛“受虐狂”，这个难题让他欣喜，他又有机会在散文写作的荆棘丛中去发现“金蔷薇”。这又触及写作的圣经和在场主义的追求，有难度的写作是好的，每一次在场发现都是向极限的挑战。
重构现实是他的绝招。其实，采风的对象已经事先给出了一个“现实”——一个精心打扮的现实，有的甚至给出了关于这个现实的“文本”和“叙述”。但周闻道不上这个套，他或许认为“反映现实”的更高境界是“重构现实”，是在向极限挑战中发现。“重构”意味着给采风对象以新的时间和空间、新的内容和形式、新的人物和事物、新的行动和事件，尤其是新的视角、发现与讲述。而给出这些“新”东西的方式和过程，不就是实现其在场主义主张的方式和过程？重构现实不就是在“创世”，创出一个新世界，即“去蔽”和“本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创出难道不是最大的“重构”？我认为周闻道在采风活动中所遭遇的个人文学“理想”与面临“时局”的矛盾，正是在“重构现实”这一散文写作实践中达成和解。
重构的现实还是现实，是采风任务要求的现实。这是一个散文写作技术的问题。散文叙述的世界，是一个有别于“采风对象”这个“实在世界”的“可能世界”。莱布尼茨说，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上帝认为最好的世界。其实作家创制的那个“可能世界”，又何尝不是作家认为最好的世界？这样说至少基于两点：一方面这是作家按照理想的方式塑造的世界，另一方面这是作家按照对这个世界的愿景营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不管是针脚细密还是泼墨写意，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切都是符合这个世界的逻辑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圆满、天衣无缝，以至于读者说，对，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真实的世界！作家D.H.劳伦斯说，“在小说自己的时间、地点、环境中，一切都是真实的。”其实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周闻道散文重构现实给出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个完整世界的构造，表现出周闻道散文写作的匠心。他每到一个采风地点，总能从采风对象身上找到一个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构成这篇散文统领一切的灵魂，它像一束犀利的光，照彻散文的血脉肌理，使每一粒文字呈现的“这一个”对象世界，既有了生命、体温，并持续散发出感性的活力，又有了个人愿景的光芒，整篇文字由此将理想与现实、“任务”与“创作”，熔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面对形形色色的“任务”采风，周闻道总是能够找到进入可能世界的秘密入口和通道；一旦进入，便阳光普照，海阔天高，散文自由的天地就被次第打开。而这种进入的方式，就是一种“介入”式的“在场”。比如他在呼伦贝尔冬季冰雪那达慕节找到的是“冰火”背后的生命意义，在中国的山海关和德国的柏林找到的都是“墙”及其隐喻，在雅安天全找到的是“天性”的秘密，而在眉山远景楼找到的是“远”和“近”的辩证，在马武找到的是“树”的根与魂，在丽江木府那里找到的是从“木”到“府”的修炼与蜕变，在泸州找到的是由名酒1573读出的“数”的玄机，在古城阆中找到的是“天心直理”的大道之理，在大梁江那里找到的却是“石头记”的时代故事……
这样的例子篇篇都有。这些“切入点”好似珍珠，散落在整部散文集里，交相辉映，光彩照人。有了可能世界的“灵魂”，剩下的就是“血肉”了，是鲜活的生命组织。
周闻道“找”的办法，是把每个“切入口”作为“深井”，不断地开掘下去，直到竭尽所能，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这时周闻道的个性暴露无遗，他的阅历、阅读与勤奋，他的博闻强识、见多识广，他作为经济学家和官员的视角格局、明察秋毫、明思善辩，他作为作家的多愁善感、悲天悯人，他作为四十余年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基层的推动者所养成的仰天俯地、高屋建瓴，都使他的思绪和笔触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传说，人文与地理，庙堂与民间，物候与气候，田野与文献，科学、哲学与宗教，种族、族群、民族与国家等等之间，极尽纵横捭阖之势，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搜尽奇峰打草稿，不达完美不罢休。同时他又遵循理性，尊重每一粒文字，讲究用词的精准，力求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把汹涌奔流的感性规范在可以把握的范围内。宏富的“质料”、自由不羁的“想象”，以及严整的“形式”，使他的散文早已越出他所面对的那个采风对象，活脱脱蹦出一个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的“出场”，即是散文的“在场”。
何以如此？我所理解的海德格尔的“在场”，乃是存在者的“去蔽”。在周闻道的采风散文那里，就是那个“重构现实”——新世界的“产出”或“显露”。它依赖于三个要素：一是那纵贯古今，跨越中外，突破学科，顺手拈来的丰富材料，构成那个可能世界的质地。二是作家对这些材料的深度拥入，包括选取、处理和再造。这种深度拥入，是作家主体意向对这些材料的强力介入，其结果是形成散文文本的“意向性结构”：一种主体与客体遇合，此在与物或周遭世界照面的形态。正是在这种“遇合”与“照面”之中，材料所具有的“指引性”和写作主体的“意向性”相遇，并被全部纳入和整合到为实现“重构现实”这一目的性写作活动，从而生成第三个要素即“有意味的形式”：一个有着统一时间向度和意义向度的文本，一个完整的可能世界。这个可能世界，虽然是从采风对象所在的那个“实在世界”选择一个“入口”出发，但又早已不是那个世界的模仿、反映甚至镜像。而是作家周闻道的重构、再造和形塑，隐含着深层的发现和创造。这个发现和创造，经历了从外在的“真实”走向内在的“本真”，又将内在的“本真”经由文字和叙述媒介化为“应然”的“真实”：那些曾经以“实然”方式存在的蔽障被解除了。我认为，从“实然”到“应然”，从“事实”到“价值”，从“真实的现实”到“本真的现实”，是周闻道散文“在场”的秘密所在。
有必要尝鼎一脔，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山海为关》。山海关在采风者周闻道眼里呈现为“墙”，而非莽莽苍苍的“长城”。于是，“墙”就成为叙述者进入山海关这一实在世界的入口和通道，也成为叙述者“重构现实”的出发点和着力开掘的“深井”。接下来，散文的全部元素都围绕“墙”聚合而来，一点一滴构筑起“新世界”的饱满细节和坚实质地。先是叙述中学地理课给“我”留下的山海关印象离“墙”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以至于“我”对它一知半解，亟需文化启蒙。这是欲扬先抑的老手法。其次是据说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两个人类文明遗产之中就有长城，不过长城在叙述者眼里只是“铜墙铁壁”，与“农家防盗防抢的院墙”在功能上没有两样。由此关于“墙”的材料被“激发”，它们穿越时空纷至沓来：从“围在老家院坝”四周的“墙”到“城墙”即城中之“墙”，再到修筑“万里长城”即国防之“墙”的意图、选址与工程的浩大艰难；从孟姜女哭长城的凄美传说到明王朝、清王朝外族入侵时“墙”的不堪一击；从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墙”的名存实亡，再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墙”的无视和践踏，最后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无“墙”胜有“墙”的启示。所有这些涉“墙”的元素，无不具有同一个“指引性”——阻隔，而“阻隔”又恰是叙述者投向这些材料的“意向”，两者融合便达成一种“意向性结构”，生成文本的“意蕴”：“山海为关，原来阻隔了自己”，这样的“拯救是徒劳的”。“心防”胜于“物防”，没有“心防”，“物防”形同虚设，认识到这一点，华夏民族用了差不多整整两千年的时间，吃尽了苦头，流够了血泪，历尽了沧桑，犹如叙述者“从围墙到长城，并没有距离”，可是他“一走竟走了几十年”。
到此，山海“雄关”一度让瞻仰者自豪、骄傲的那些“蔽障”荡然无存，一个在人、物与周遭世界关系中诞生的“可能世界”，“露出”了血淋淋的真相，足以让后来者警醒。山海关因“去蔽”而“在场”。
采风散文写到如此地步，依然“合法”，并大受好评，得力于周闻道的两个不二“法门”。第一个是他始终基于人、人性、人道、生命说话。有了这样一种“大人文观”，周闻道的采风散文搭起通向更高境界的阶梯，越出了“庸常”。第二个是他总是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思考问题，而这一思考又总是从两个关切点展开：一是政治认同，二是文化认同，并在两个认同的互动中寻求新的精神秩序和伦理秩序。
上面已经提到了“思考”，但这个词还不足以概括周闻道采风散文的整体特征。应该说，收在这本散文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是“思辨言志”散文。“思辨”的特征太过明显了，你想想，围绕一个“切口”做文章，盯住一“点”打深井，进行“精神钻探”，依靠的只能是发散式思维。如何“发散”？怎样“思维”？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正、反、合的材料，以“思”的不同方式联系、组织起来，“辨”就是随之而来的文体形态了。
周闻道采风散文的“言志”有点特殊，与《毛诗序》的“诗言志”有些不同。我是受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一个说法的启发。他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周闻道采风散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志”的。作为在场主义创始人，周闻道把“在场”“介入”与“发现”视为散文写作的最高目标，不管他身体力行的效果如何，在这本集子的散文中，他都力图说出“自己的话”，载“自己之道”。
周闻道的采风散文和他的其他散文一样，已经具有了较高的“辨识度”。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但又有可能成为其“桎梏”。这部散文集中的作品单篇看，很让人惊喜甚至震惊，但合起来看，在写作上就难免有同质之感，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虽不伤大雅，但仍是一个提醒：“优秀”作家通往“杰出”和“伟大”作家的路，或许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挑战自己，走出自己加之于自己的阴影，冲破自己所构筑的窠臼，不断走向新境地。周闻道采风散文中叙述者的理性过分强大，说理的声音太过硬朗，也容易吓退那些思想自由者、意志脆弱者或缺乏足够耐心的读者。这样的“文调”或“腔调”，虽无可厚非，但也少了点梁实秋所说的散文的那种“温和驰缓”“情致缠绵”“委婉流利”“简练雅洁”；少了点散文的“气象万千”“美妙多端”。的确，诚如梁实秋所说的那样，“散文的美，美在适当”。
以此与周闻道先生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