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与半棵树》：批判性、超越性以及象征性
《星空与半棵树》是一部具有较强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当我阅读这部小说时，不断被它的深刻的内容所震撼。我已好长时间没有读到过如此有批判力的当代作品了。我知道现在作家要表达一下批判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因此只要在作品中读到作家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表示敬意。我尤其要向《星空与半棵树》的作者陈彦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向陈彦表达敬意，既是致敬他的思想勇气，同时也是叹服他在现实主义文学越来越弱化的语境下，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现实主义的正道。
批判性
《星空与半棵树》的故事与上访有关。透过上访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能最直接地触及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一现象多半是因切身利益受到伤害或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而被迫采取的方式，它往往涉及权力、资本所造成的不公平，也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社会黑恶势力等造成的结果。陈彦选择了这一素材，显然他是要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现实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温如风是一个上访了十年的农民。他“出访”的原因看上去很简单，他的门前有一棵古槐树，这棵树有一半的产权属于它，另一半属于这个村子的村主任孙铁锤。一天夜晚，这棵树被人挖出盗走了，孙铁锤马上派人追踪抓贼却没有抓到。温如风怀疑孙铁锤贼喊捉贼，就是他本人唆使人盗走的。他去派出所报案，所长何首魁以没有证据不予立案，温如风无奈之下便去县城上访，从此他就走上了一条不断“出访”的不归路，所告之人也由孙铁锤增加至镇长、派出所所长、县委书记。单纯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温如风的“出访”就充满戏剧性，但讲故事显然不是陈彦的终极目标，随着温如风一次又一次的“出访”，陈彦将目光一点点辐射开去，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基层或显或隐、错综复杂的真相。
并非写上访就一定是批判性的。处理上访也是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比如小说就写到温如风的“出访”给当地政府造成的影响，从镇政府到县级领导机构都高度重视，也非常认真地采取措施加以处理。由此还引出了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安北斗。安北斗是北斗镇的一个小小公务员，负责镇上的计划生育工作，温如风“出访”事件出现后，被领导安排去解决温如风的上访问题。这一“出”和一“劝”，便成了故事冲突的两面，也共同成就了两个有个性、有光彩的乡村小人物。如果只是陈彦将写作定格在塑造这两个人物上面，也不失为一部好小说，但显然这样做，批判性就大大降低了。这不是陈彦的写作初衷。陈彦是一位具有理论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吃透了现实主义精髓，因此即使文坛对于现实主义该如何突破、如何发展七嘴八舌、一片迷茫，陈彦也不会动摇内心的执守，始终走在现实主义的正道上。现实主义正道的表现之一就是持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建立在对现实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力量。具有理论自觉性的陈彦应该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在讲述温如风的故事时，丝毫不会收敛自己的批判锋芒。因此他以“猫头鹰说”来拉开小说的序幕，这分明是向读者表明他的批判姿态。他以猫头鹰的口吻嘲笑了只会唱赞歌的夜莺，“夜莺即使在你们面临死亡与灾难时，也是要发出美妙叫声，以博得爱怜与欢心的”。猫头鹰这一角色的设置当然有构思上的精心考虑，陈彦借用这种叙述技巧，使得叙述更有张力。但陈彦看上的为什么不是其它动物而是猫头鹰，这恐怕与猫头鹰在民间是被看成是不说好话的“不祥之鸟”有关。陈彦选择猫头鹰，其实是在明确告诉读者，不要指望我像夜莺唱出美妙歌声，我会像猫头鹰一样做“黑夜的主人”，将那些“在暗中捣鬼”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陈彦通过温如风的故事深入揭示了基层社会的既生机勃勃又隐藏着破坏性因素的生态。小说的故事大致发生在十来年前，其时代背景是全国各级政府把抓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农村也有了更切实可行的脱贫政策。这带来了基层生机勃勃的局面。陈彦很真实地呈现了这样的局面。但他的批判精神促使他对这种局面下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表现出极大的担忧。比如干部队伍中的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他们为了升迁，为了政绩，常常走入死胡同。南归雁刚到北斗镇当书记，就想用“点亮工程”来发展镇上的经济。“点亮工程”基本思路是在全镇七座山上全部安装灯光，上演灯光秀，以此作为景点吸引游客，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可以说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也得到了媒体广泛的宣传。我最近读到了不少以当代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有类似于以开发乡村旅游来发展乡村经济并达到脱贫致富目的的情节。这些小说无一不给人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乡村旅游图景：乡村自然风景是现成的，村民们在自家屋里办起农家乐餐馆，办起民宿，游客如织，钱包也就鼓起来了。这一切似乎也不必费多大心思。但是，陈彦忧心忡忡地告诉人们，乡村旅游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灵的经验。小说中安北斗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南归雁的“点亮工程”，尽管南归雁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也毫无顾忌地指责南归雁是在“瞎折腾”。小说写到了“点亮工程”的热闹开场，但它并没有带来旅游的红火，反而使得山林的自然生态遭到了不小的破坏。令陈彦忧虑的是，人们一时半会还看不到它的破坏性，“点亮工程”将漫山遍野都照亮的效果却能够吸人眼球，它的确成为南归雁的“政绩”，南归雁也就被新来的县委书记提拔到县上去了。所幸的是，南归雁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当他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再次回到北斗镇时，不再考虑“点亮工程”，而是从调查研究做起，要修复以前盲目建设时毁坏的自然生态。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的这句话至今仍很有效。小说写了各种思想类型的干部，有兢兢业业干事的，也有在官场上混日子的，有贪污受贿堕落变质的。陈彦对干部队伍的批判性审视目光更严厉一些，因为他深知干部在基层工作中的重要性。南归雁其实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好干部，陈彦在叙述中仍然不乏对他的苛求。小说中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干部形象：储副县长。他是省上派来的干部，非常年轻，“前途自然不可限量”，他的风度翩翩，他见过大世面的作派，使他在县上很扎眼。他本来是省上一个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后来想走仕途，便在要害人的点拨下，以无党派身份提到了副县级，成为北斗县挂职的副县长。储副县长显然是利用了干部制度的新变来实现自己的私欲。干部制度的新变本来是要吸收一些专业人员充实领导干部队伍，发挥其专业的优势，结果在储副县长这里是什么状况呢？“到了县里，其实啥也干不了，既不懂农村工作，也不懂经济工作。以为他懂科技，让分管了一两个部门，也是被他搞得一塌糊涂。”县委很无奈，只好把他挂在“空挡”上，临时搪差。也就是这位副县长，勾走了安北斗妻子的魂，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最终拆散了。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干部却生存得特别滋润。安北斗是陈彦精心塑造的一个有光彩的基层干部形象，但这一形象本身又具有极大的批判性。安北斗通过公务考试进入行政系统，成为计生专干。他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储备，脑子特别灵活，工作中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领导凡有棘手的事情必然就交给他去办。他还有特别敬业的职业精神，只要是交给他的工作，再难再苦，他也要努力去做；更重要的是，他做工作首先想到的是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就是这样一位好干部，却难以在工作中得到提拔，因为他不屑于溜须拍马、讨好领导等官场上的种种潜规则。安北斗就像一面雪亮的镜子，照出了基层官场的丑态。贪官自不去提它，就说官场的常态，要么是为了“政绩”，要么是应付上级，他们也整天忙忙碌碌，填考核表时都要贴上好几页附录才能把自己所做的“一些大事情”填下来，什么大事情呢？书记出场时帮他拎包或打伞；领导下来考察，因公厕太远，赶紧把尿桶拎到领导房里。安北斗完全是基层官场的一个另类，我们在敬佩安北斗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他感到伤悲。
对于基层普通群众，陈彦同样采取批判性的审视。孙铁锤之所以能够在北斗村一手遮天，就因为众人在孙铁锤那里得到好处，孙铁锤被公安抓走了，众人也要护着他，为了救孙总上“万民折”，也愿意捐款为孙铁锤立一座大佛像。还不止这些，大凡发生什么糟心的事情，只要与己无关，一些人总是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来对待。陈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民众的这种低劣的精神状态。
陈彦最重头的批判是村霸孙铁锤。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北斗村里发生的恶事凶事，几乎每一桩都是孙铁锤挑起的。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说，孙铁锤无疑给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村霸”典型形象。村霸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这些年中央也加大了对村霸的惩治力度。陈彦的这部反映基层社会生态的小说，将重拳打在村霸身上，可以说是打中了要害。孙铁锤作为村霸的典型形象，高度概括了村霸的本性和特征。村霸的手段就是粗暴的凶残，在孙铁锤看来，只要你手腕硬、手段残酷，就没有砸不烂的“生毛铁”。他说，世事就是这么个世事，强者为王，弱者服输。这也就是孙铁锤这类村霸的世界观。村霸最初只是祸害一个村子，但一旦他依附于权力和资本后，其危害就被无限地放大。孙铁锤就是这样的村霸。当他依傍上当大官的侄儿孙仕廉，并用金钱收买了县委书记等基层领导，他的为非作歹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仅村民们被他欺压，只能忍气吞声，就连要为普通百姓主持正义的派出所所长何首魁也拿他无可奈何，身为书记的南归雁都不敢直接与他打交道。陈彦写出了孙铁锤的心狠手辣和贪得无厌，更揭示出村霸对基层社会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因为村霸“完全带坏了一村风气”。陈彦公正地指出了北斗村村民们所表现出的平庸之恶，完全是孙铁锤利用了他们身上的人性弱点，以“摆平”“私了”“恐吓”“暗杀”等方式控制了人心。最深刻的一笔是，陈彦写到孙铁锤在勺把山顶上为自己立了一座九十九米高的石像，让全村人顶礼膜拜。有“乡村良心”之称的草泽明也为此事走上了上访告状之路，因为他深深懂得精神的重要性，孙铁锤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对维系社会底层正常运转的精神命脉造成致命的伤害。用小说中的话来说，也就是，如果将孙铁锤这样的村霸雕成石像立起来，那就是“村将不村，人将不人，正会歪斜、斜会成正、善必从恶、祸害无尽”。村霸是社会基层的一大毒瘤，只有彻底去除这一毒瘤，才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确保农村和谐稳定。
陈彦对社会基层的问题看得真切，他的批判之声也饱含着忧患之情，这种忧患之情恰是中国文人之道的一脉相承。陈彦在后记中坦陈了他为何要对社会基层问题发出批判之声，他说：“一个社会若缺失了对弱者的悲悯与‘大庇’，将成为同时代人要共同面对的大不幸。”我在阅读小说时，每每读到那些情真意切的慷慨陈词时，就仿佛看到陈彦愤疾的身影，他像屈原一样站立船头泪眼滂沱，叹息“民生之多艰”；也像杜甫一样面对狂舞的秋风和破败的茅屋，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也像鲁迅一样敲打着黑屋子的门窗，掷地有声地吟诵出“横眉冷对千夫指”！毫无疑问，在当下文坛一派轻言细语、阳光明媚的语境下，陈彦的批判之声弥足珍贵。
超越性
虽然《星空与半棵树》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虽然这一点在当下文学创作严重缺失批判性的背景下特别值得推崇，但必须承认，批判性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功能之一而不是全部，文学是审美的，现实主义文学同样如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是在审美过程中完成的。陈彦懂得这一道理，他不能止步于批判，他还要在批判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审美的享受。然而，要做到批判与审美二者兼得并非易事，特别是当现实的问题十分严重，作家不得不以激烈的姿态给予批判时，就难以顾及审美性，他们担心审美会削弱或遮掩批判的锋芒。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前辈作家那里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面对一个顽固的封建堡垒和仍在沉睡的民众，唯有采取激烈和决绝的姿态反传统，才能达到推进新思想的可能。因此，批判性也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潮。而一味地强调审美，则有可能无法给作品留下批判的空间。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不是简单地揭露问题、暴露真相。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是建立在作家对于现实的甄别和思考上，思想的深邃性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批判性的更完美的目标。陈彦在《星空与半棵树》中通过超越性的处置从而达到了批判性与审美性以及思想深邃性的和谐统一。
其一，以仰望星空的纯粹性超越俗世的功利性。
从反映社会现实的真相而言，半棵树就足够了。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由半棵树引发的。陈彦也是通过半棵树，达到了批判的目的。但作为一部具有审美价值的小说，陈彦认为仅用半棵树不能有效达到审美的目的，因此他要加上“星空”的构思。“星空”是指小说主人公安北斗的个人爱好，他是一个业余天文爱好者。在工作之余，他背着从市场或朋友那里淘来的二手天文望远镜和相机，寻找最佳地点仰望星空。星空成为他追寻宇宙万物奥秘的入口，也是他寄托理想精神的殿堂。星空，对于安北斗而言，是一种与世俗毫无关联的个人爱好和精神追求，具有一种纯粹性。半棵树则是温如风的个人财产，具有俗世的功利性，温如风就因为半棵树的无故被盗感到个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得不到补偿，要通过“出访”讨回公道。陈彦让一个喜欢仰望星空的安北斗去劝解陷入半棵树利益之痛的温如风，他们构成一对矛盾体，由冲突走向相互认同相互体恤，最终融为一体，这样的构思，显然不是指向俗世功利性的一端，而是指向精神纯粹性的一端。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星空的参与，故事增添了更绵长的意蕴。如温如风闯进镇政府要告状，镇上叫来安北斗劝解温如风，这是两人矛盾纠缠的开始。有意思的是，安北斗连哄带劝，带着温如风一起上山去看流星雨，安北斗告诉他星空属于每一个人，温如风则嘲笑他是阿Q。他们之间关于星空的对话，看似牛头不对马嘴，却是别有深意。但是随着两人的反复纠缠，他们相互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安北斗认识到半棵树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一个人的尊严，后来都把“劝访”工作变成了对温如风的贴身保护，他甘愿以自己的前程，去守护一个“蝼蚁般卑微的生命”。温如风则从安北斗身上看到了如星空一般的纯净辽阔，他在最危难的时候首先想到只能依赖安北斗，甚至还将自己的妻子托付与安北斗；他虽然不能像安北斗那样享受星空，但已经理解了安北斗为什么要仰望星空，因此他要想方设法帮安北斗去仰望星空。小说结尾在一个非常搞笑的场景中。温如风的问题圆满解决了，就连那棵被偷走的老树也找回来了，栽种在他的新房的院内。可是他又“出访”了，安北斗立即赶往省城去劝止，却发现温如风在省委门口举着一块写有“安北斗不做镇长人民不答应！”的铁皮，他这回是在为安北斗而“出访”！他还给安北斗留下一句话：“昆明天文台见——！”这一场景具有喜剧效果，也是陈彦理想愿景的一种特殊表达。
星空是如此辽阔、深邃，每当小说的情节进入龌龊的局面时，陈彦便将视角一转，跟随主人公去仰望星空，浩瀚的宇宙洗涤着我们的心灵。比如写到当安北斗回到镇上听到关于他的满天飞的谣言时，懒得解释，还是望他的星空去了，陈彦用了很长一段抒情性的文字表现安北斗坦诚而又充实的内心：“最美妙的时刻，最重要的思索，就是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仰望着无垠的星空。”可以说，无垠的星空就是安北斗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星空也是美好爱情的见证。杨艳梅与安北斗的相爱一直有星空相伴，她“由爱他，到爱天文，跟他整夜到阳山冠上看星空，白天一起看日出、日落、日食、日珥、日冕”，星空下的爱情更有诗意。但杨艳梅毕竟摆脱不了俗世的功利和诱惑，最终抛弃了安北斗，也抛弃了星空。而在书写爱情上最惨烈的一笔是，当安北斗不得不与杨艳梅分手时，安北斗回到镇上，“只是窝进房里，狠劲把观测仪器用铁锤砸了，再不想看星空了”。这也说明一个人要彻底超越俗世的困扰是何等的痛苦！杨艳梅一直在俗世功利和精神追求这二者之间挣扎，特别是当她想依托终身的储有良在外面又有了新的相好时，她才知道俗世功利既是蜜糖也是毒药，才格外怀念与安北斗仰望星空的美好，她买了一架天文望远镜摆在阳台上，可是“肉体上又绝对回不到那个世界去了，尽管精神上在不断回溯反观”。
仰望星空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对哲学的追问上。安北斗正是在久久仰望过星空后才懂得，“在浩渺无穷的宇宙里，地球几乎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星空引导人们超越俗世的功利，还在于星空对于北斗村来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北斗村的孩子们小时候就爱仰望星空数星星，“搬个板凳，坐在婆婆或奶奶身边，看着满天星星，听她们讲嫦娥、牛郎和七仙女的”。安北斗的女儿安妮从小跟着父亲仰望星空，也对天文知识充满了兴趣，星空给了她无尽的想象空间，她要父亲把星星从天上摘下放到身边来。但父母的离婚使她告别了与父亲一起看星星的日子，随母亲搬到省城后，生活变得非常富有了，但她发现“这里没有星星”！
其二，以戏曲的间离效果超越小说叙事的写实局限。
小说叙事追求细节生动、逼真，能够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但过于写实的叙事很容易让读者坠入故事的具体情境之中，而忽略了叙事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现代小说通过在叙述上的多种变化，打破了故事性在小说中的至尊地位，从而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表意功能。星空意象的加入显然就起到了这一作用。不仅如此，陈彦还借用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法，以一种虚拟性叙述方式，阻隔了写实性叙事有可能产生的身临其境的感受，让读者从具体情节中彻底走出来，从而更好地领会小说的思想意蕴。
陈彦在小说中设置了一只猫头鹰，它有着洞穿隐秘世界的锐利眼睛，有着预知未来的灵性，还有着与神鬼通话的本事。我在前面提到了猫头鹰这一意象的设置体现出陈彦对批判性的强调，另一方面，猫头鹰意象的出场也给陈彦提供了叙述上的便利，许多他想说却又不便说的话就可以借助猫头鹰的嘴说出来。陈彦在一次创作谈中谈到了他设置这只猫头鹰的初衷，他说：“这部小说里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猫头鹰，它比我说得多，比《喜剧》里那条柯基犬说得也多。它不时对人类的过错絮叨个没完，有时对自己也十分不满。但愿这只猫头鹰不是某种后现代技法的刻意，而是一个创新的艺术形象。希望人类有更多的它或他存在，赐予我们从更广阔的星空来打量现实、省察生活的能力，增强自己更高层次的觉悟。”
陈彦希望人们不要把这只猫头鹰看成是“某种后现代技法的刻意”，的确如此，这只猫头鹰不是从西方后现代派的树上飞过来的，它来自中国戏曲的舞台。小说的开头就是一台舞台剧的序幕，猫头鹰是剧中的一个角色。它目睹了几个人在偷盗一棵大树，它的鸣叫声引来众多的人，但盗贼已经将树装到汽车上逃跑了。村委会主任孙铁锤果断带领几人开上小轮车去追盗贼。这个序幕所述事件至关重要，后面所发生的一切都因这棵树被盗而引起。但如果采取写实性的叙事，就会纠缠于孙铁锤如何唆使几个跟屁虫悄悄进行偷盗，也要使劲铺垫温如风如何在酒桌上被灌得醉醺醺而失去了警惕，这不仅将引子拉得很长，而且也有可能难以突出重点。陈彦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情节采取了戏剧表现的方式，使故事交代得干净利落，人物定位也十分明确，最重要的是，这种叙述非常突出地点出了“出访”的缘由。同样的手法还运用在派出所所长何首魁枪毙孙铁锤的情节上。在这场被命名为“四体”的独幕剧中，猫头鹰、阎王、无常等这些虚拟的角色和何首魁、孙铁锤等现实人物共同上场，有对白、独白，有唱腔、武打，完全将充满暴力和凶残的情节转化为一次展现戏曲艺术魅力的表演。但这种表演并不会影响读者对于小说情节的真实感受，因为读者此时已真相大白，孙铁锤的丑恶本质已昭然若揭，读者更期待了解的是孙铁锤的结局。陈彦通过何首魁与孙铁锤的对白，将所有的疑案明确交代，并借助戏曲程式化的艺术手段，强化了结局中的情感因素，让读者沉浸在何首魁的灵魂被一群孩子抬走的神圣场景中。
中国戏曲丝毫不受制于自然化的再现表达，创造出系统化的虚拟审美方式，观众尽管明白舞台上的人和物都是虚拟的，但因其情感与理念产生的共鸣，他们决定相信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受中国戏曲启发而提出戏剧的“间离效果”，他认为，间离效果的目的就是要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陈彦成功地将戏曲的间离效果运用到小说的叙事之中。
象征性
超越性的处理方式给小说带来更多的象征意味，小说中的象征性俯拾即是，有的是陈彦的有意为之，有的则应该是在超越写实局限时自然生成的。关于象征意味且举两例。
竹子的象征。北斗镇机关的院子里栽种着一片竹林，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片竹林里。这片竹林是北斗镇的书记牛栏山看到新来的县委书记武东风爱竹子，让大面积种植的。不仅北斗镇，这个县的好多乡镇院子内外以及县城机关，都栽起了修竹。武东风似乎很享受大家的跟风，他甚至打算在大会上讲一讲种竹的好处，他给自己的爱好找到的理由是“无竹令人俗，士俗不可医”，种竹子会让人想起“萧萧竹”的“疑是民间疾苦声”。武东风的确也想做一个像郑板桥那样“衙斋卧听萧萧竹”的清正之士，却最终成为村霸的保护伞。武东风表里不如一的贪官形象与象征着清廉的竹子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呼应关系。孙铁锤贿赂武东风也与竹子有关，一幅郑板桥的《墨迹图》真迹价值不菲。虽知这是不能接受的贿赂，武东风却终是爱不释手而笑纳了，一个官员“因为太爱竹子，而最终栽在竹子上”，这样的寓意也耐人寻味！
星空是最重要的象征体。我在前面已经说到，星空寓意着安北斗的精神世界，星空作为一个理想境界的象征是美好和神圣的，陈彦在讲述到那些英雄之举时，都会以星空来加以比拟。比如写草泽明决定因孙铁锤立石像去“出访”，陈彦将这一章命名为“启明星”，草泽明是北斗村的“乡村良心”，他哀叹北斗村的世风一天天堕落，也曾把这一切视为发展中的过程，相信时间的力量。可是这一次他终于等不得了，他就像一颗启明星冉冉升起，召示着天要亮了。陈彦还巧妙地将一些天文知识贯穿在故事情节之中，如安北斗把派出所所长何首魁比喻为中子星，中子星是由一种质量密度很大的星体燃尽后坍缩而成，一汤勺就能达到几亿吨重，这是在称赞这位嫉恶如仇的派出所所长在与邪恶斗争时具有超强的生命质量密度，却也预示着他的生命将会中止于一次壮烈的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