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行”的诗学：民族性、女性意识及“谦卑”语言
不久前，黄芳诗集《落下来》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是继《是蓝，是一切》《听她说》《一直很安静》《风一直在吹》等之后的她的另一部作品集。
诗歌是语言表现的艺术，诗与哲学最为毗邻。从英国的奥斯汀到美国的巴特勒，是西方语言哲学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了语言中的“述行（performance）”理论。这种“述行”，意味着言语的力量和不同表意，当代诗歌尤其可能通过诗的语言来考察“述行”话语背后的文化声音与哲理观照。由“述行”理论观照广西壮族诗人黄芳的诗歌，也看出在强调“差异性”的民族身份、重视“女性主义”的女性身份及书写者对语言认同的写作身份这三个维度上诗人的认同、立场与坚守。
在广西，民族文学尤其丰富和多元。不同的作家都在寻找不同的生活之眼，去体悟、沉思壮乡这块充满温情与柔软的生命住址。诗集《落下来》的获奖，让我们体验到三个不同“身份”认同维度所表现出的另一文脉和意义。
笔者从三个“身份”的“述行”去感受她的独特经验与丰赡体验。其一，民族汉诗：中华民族共同体诗学“述行”。大多数民族诗人着重于本民族、地方性的文化标识的挖掘与情感设置，然而，壮族诗人黄芳却拓展了民族诗歌的书写空间。壮族诗歌从韦其麟的《百鸟衣》到当代壮族诗人冯艺，似乎都带着一种普世的壮人情结在写作，对壮乡草木寄予深情，对日常弱小事物给予关注。但壮族广西青年一代，除了地方性的民族标识与记忆在影响他们写作，体现更多的是多民族融合的“民族性”，与日常性、时代性联结的普世性，“你让我写一写家乡/我说如今它未必认识我……/我如何让你明白/此刻说我的家乡/就像是，一只鸟雀”（《家乡》），“汉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情结影响着青年一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写作。这是文化立场的声音与“述行”。
其二，回归女性：“弱”的哲学体认与生命“述行”。女性意识，不再是“去”女性的女性主义，而是东方女性践行的柔美与娴静。这种生命道说的“述行”，让我们看到低下去、回归与坚守女性价值的当代可能。黄芳作为一位年轻女性的写作者，柔弱、敏感、独立、孤独，她“用文字试探命运的深浅”（《咔嚓咔嚓》）。她的经验自然属于女儿、母亲和妻子的性别安排，因而，她的笔下是恬静的、质询的，也是隐忍的、思辨的。
其三，语言本体：向内、向上的“谦卑”及物“述行”。当代诗歌有一种“表现”过度的趋势，诗的晦涩、艰深成为一种距离，影响了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共情。黄芳的诗属于一种日常主义写作，在凡俗化、戏剧化、细节化中，看到语言“述行”的力量与自觉，微小而脆弱，反讽而真实，她以女性独有的“谦卑”勘探内心向上的精神世界，“直到她在纸上把自己劝回来”（《向北，向北》）。“绿色的灵动是一件衣裳/你让他穿着”（《自画像》），很大层面上，黄芳的生活是她作为诗人写作的来源；写作构成她精神向上的心灵求索。
诗评家霍俊明在“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作品述评”中写道：“黄芳与其他同时代女性诗人一样，一度在文本中反复强化女性的身份、经验、意识以及文化想象，她们通过理解、‘扮演’、重组、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来抵达‘永恒的女性’。”她的“理解、‘扮演’、重组、建构”，正是文化上、性别上及诗观的重返，是另一种对当代诗歌创作理念及观念的探索和坚守。我想，她用另一视角向读者展示了民族性、女性意识及日常主义的语言“谦卑”这三个维度，这些探索与坚守，也让黄芳取得写作的丰硕成果，向我们展示着不同诗人不同写作的诸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