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政策指引下藏族作家创作的“涌动、丰收、转向”
新时代回望藏族作家创作取得的丰厚成果，不外乎有两大因素：一是文学自身的发展，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政策指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保证。新中国成立后，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从关注生活和灵魂苦难转向对新生活的写真和对新时代的赞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文学突变，也是身份和民族性得以确认、主体性得以回归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重新开启的文学创作新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把文学作为繁荣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实践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引领文学创作走着“富康”之路。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提出，第一次文代会后文艺的“农村”路线，1952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1958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79年提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到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上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足以见证党对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视和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正是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藏族文学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多元与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些实绩的取得与党文艺政策的正确指引密不可分。自1949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藏族文学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历经十七年（1949—1966）的尝试，新时期（1978—2000）的繁荣，新世纪（2000—今）的多维话语建构等三个重要阶段，实现了从方向指引到精神启迪的大转变，取得了创作上的丰收，开启了当代藏族文学发展的新旅程。
十七年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的创作涌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20世纪20年代，邓中夏等指出“新文学”要“为了民众”“激励国民精神”。30年代，左翼作家持续拓展“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民族形式”创作之路。之后，党在根据地组建各类文艺社团，开辟了革命文艺的基本“阵营”，逐步扩大文学的影响力。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一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创作方向，也就是文学为谁创作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政策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讲到文艺要表现新人物，文艺要写农村，要写出“趣味性”。同时提出文艺要为一切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努力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政策确定了文艺的指导思想，同时可以看出文学获得了创作上的自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无疑成为党关心的一件大事。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章程》提出了“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决策。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为逐步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开展新生活奠定了基础。西藏出现了歌颂新中国、歌颂解放军的形式自由、激情洋溢的诗歌，如擦珠·阿旺洛桑的《欢迎汽车之歌》等，开启了藏族文学的筚路蓝缕之途。1958年中宣部召开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座谈会，商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胜利，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作家队伍得以扩充，降边嘉措等作家开始进入长篇创作的酝酿期。1960年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发展前景，并提出了建议与具体措施，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61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制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编写出版计划》等计划。这些政策为少数民族作家明确了写作方向，提升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自信。可以看出，十七年时期藏族作家的创作是在党的指引下、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果的影响下进行的自觉写作。
十七年时期，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益希卓玛等人对历史、当代文学经验都深有领悟。这个时期，在《红岩》《红旗谱》等革命历史叙事小说的影响下，降边嘉措开始了叙述解放军进藏这一宏大题材小说《格桑梅朵》的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出版）。小说通过对藏族青年男女边巴和娜珍纯洁爱情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艰苦历程中，广大藏族同胞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进行感人肺腑斗争的历程。小说深刻地再现了藏族人民世世代代追求像格桑梅朵一样美好生活的愿望。十七年时期，一批藏族作家紧跟时代主旋律创作出版了一批红色诗歌，如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母亲》《金沙江边的战士》、伊丹才让的《金色的骏马》等。
益希卓玛是一位忠实于生活的作家，她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全国妇联《新中国妇女》杂志社任编辑，1950年曾聆听了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授课。1954年在党的基层文艺政策的影响下，她自觉到中央地质部641地质勘探队深入生活，之后便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纪实散文《山谷里的变化》，这是她深入牧区，以生活实地为素材的尝试写作。不久，她又深入天祝草原，创作了反映牧区真实生活的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1963年秋，她回到故乡，建立生活基地，从事专业创作。她的短篇小说《美与丑》（20世纪80年代出版）借用了“美”与“丑”这一矛盾对立面建构内容，使小说充满了哲理韵味。小说中的“美”指的是畜种改良人员侯刚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勤奋学习、永不放弃的精神之美，也是松特尔集体主义思想之美。小说中的“丑”浅层意蕴是指新疆公种羊的相貌丑陋，深层意蕴是指人性当中脾气暴躁、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的错误心态。“美”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忍让和友好；“丑”则指人性之丑。小说结尾，松特尔看到侯刚在他的羊群中成功完成了新疆公种羊的培育实验后，两人重归于好，他们同坐于草地，共同享受大自然的美。
马克思认为美与美感来源于真正的劳动——即自由创造：只有在自由创造中，人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内在尺度，从而与对象建立起多种关系，在对象世界观中正确认识人的本质。只有在此前提下，不仅社会美、艺术美，而且自然美也才会产生。《美与丑》就是在实践中体会美，在社会中感知美的艺术结晶。十七年时期，四川阿坝藏族作家昂旺·斯丹珍与段斌创作了儿童短篇小说《林中篝火》。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个偏远山区里几个藏族孩子的生活。小说中的小猎人因为不懂事糟蹋了偷来的火药，后来他们知道火药是公家用来建设水库的，勇敢地承认了错误，为了赔偿糟蹋的火药，他们将猎得的一只野猪赔给了公家。可见，十七年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对作家引领的方向是深入生活，写出生活的真实，发掘真善美。
不难发现，十七年时期，藏族文学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引导下，在中国当代革命历史主义叙事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忠于实践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涌动的局面，为藏族文学的发展开了好头。
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的创作丰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期”。洪子诚认为：“‘新时期’存在着如‘五四’那样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进入新时期以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文艺界的流行话语，而文学无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他还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段论述足以见证，艺术自身有着势不可挡的发展动力。
新时期党给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80年到1981年，中央先后在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召开民族问题会议，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少数民族文学系，同时获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和中央民族学院藏缅语族语言文学博士点获批，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藏族作家和学者创作文学作品、开展文学研究的热情。进入新时期，文学作品成为作家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同时，改革开放前行的步伐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性得到进一步认同，主体性得以回归。
新时期，书写生活、反映时代、讴歌生活成为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新时期文艺发展再次指引了方向。新时期，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进步和文学、科学的设奖、评奖，尤其是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奖项的设立，拓宽了文学发展前景，激活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增强了藏族作家的创作自信。格桑多杰、益希单增、益希卓玛、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伊丹才让、丹真贡布等藏族作家率先接受新的文艺思想，沿着党的文艺政策导向创作了歌颂祖国、讴歌党的文学作品。
新时期得益于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与奖励机制，藏族文学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期，出现了紧密契合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如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十七年时期开始写作）、益希卓玛的《清晨》《娜珍走向太阳房》、多杰才旦的《走向新的草场》、益希单增的《真金》、意西泽仁的《月光照在帐篷上》、尕藏才旦的《最新最美的画》《重逢》《三送冬肉》《三月花芳香》、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等小说，意西泽仁的《草原日出》、完玛央金的《遥远的歌声》、杨贵平的《多情的草原》、野鹰的《阿力克草原的早晨》、益娜的《海思》《草原在呼唤》《青龙和他的子孙》《绿色的乡思》《我的心在雪乡》等散文，伊丹才让的《雪狮集》、格桑多杰的《牧笛悠悠》、端智嘉的《晨曦集》、列美平措的《孤独的旅程》《心灵的忧郁》、饶阶巴桑的《云之歌》、贡卜扎西的《星，祖国会唱歌的星》、班果的《雪域》、丹真贡布的《祖国》《春愿》《献给家乡的花》、阿来的《哦，川藏线》等诗歌，益希卓玛的《日喀则的时代脉搏》《青藏高原上的太阳房》《人类建筑史上的大革命》等报告文学。这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佳作，进一步繁荣了中国当代文学。
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藏族作家长篇小说有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希卓玛的《清晨》，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班觉的《绿松石》，多杰才旦的《又一个早晨》，丹珠昂奔的《吐蕃史演义》等。红色家庭出生的益希单增始终以感恩之心创作文学，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小说塑造了德吉措姆和桑杰普珠等一大群聪明智慧、勤劳勇敢、富于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与农奴主的曲折斗争歌颂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等，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英雄气概。《迷茫的大地》是益希单增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厚礼，小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将视野聚焦于以陈营长为代表的驻藏部队，集中突出他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广大藏族同胞建立“鱼水之情”的军民友好关系。小说塑造了一位反面人物贵夫人，她两面三刀，施以诡计，阻碍解放军开展解放西藏的思想工作，但广大藏族同胞拥护党的政策，坚持党的路线，听从党的领导，他们和解放军同心协力，圆满完成了西藏解放的大事。小说一再证明，历史是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是广大藏族同胞的领路人。
扎西达娃是西藏继降边嘉措、益希单增之后，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新时期以后他的创作几乎成为西藏的一面旗帜，自1979年小说处女作《沉默》发表，相继创作了中短篇小说《没有星光的夜》《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的岁月》，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多个奖项，出版了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散文集《古海蓝经幡》，并担任过多部影视剧编剧。扎西达娃写出了西藏的神奇与魔幻，为自己赢得了“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文学的开创者”等多个标签。拉巴平措、旦增、央珍、吉米平阶等都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拉巴平措的《三姊妹的故事》、旦增的《神的恩惠》等都充满了强烈的控诉性与批判性。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等小说深沉书写了人的生存境遇，充满了人道关怀。此外，巴桑罗布、通嘎等都是新时期比较优秀的作家。由此看来，解放军进藏、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胜利等都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新境遇。本时期在党的文艺政策引领下，藏族文学出现了“以高原簇拥高峰”的文学丰收。
新时期，益希卓玛的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以“清晨”象征藏族地区旧社会的结束，朝霞万道、金光四射的美丽清晨到来。小说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帮助藏族人民战胜阶级压迫，获得自由幸福生活的宏大题材。作品以小巴丹阿爸的悲惨遭遇和小巴丹成长的曲折故事为主线，歌颂了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的大无畏精神。小说中巴丹的阿爸因向乡亲们宣传解放军要修一条幸福路，宣传解放军和藏族同胞是一家人，被残匪和反动头人残杀。他的阿妈也被剜去了眼睛，而他被残匪扔在山谷里喂狼，是解放军把他从“虎口”里救了下来，小巴丹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家，但他在党的指引下，找到了革命的大家庭，又有了更多的亲人——解放军。在党的呵护下，小巴丹穿上了新衣服、新皮鞋，吃上了可口的饭菜，而且还被组织送到北京学习。小说一再表现出党就是人民群众的救星，人民群众只有依靠党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
新时期以来，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引领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勃兴中，阿来无疑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来的激情最早是以诗歌形式迸发出来，新时期以后，他在民族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中逐步成长成熟。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主流文化的思考。在此基础之上，藏族文化的影响和对藏族历史的熟知，多维文化、多重智慧共同凝聚出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新世纪初，这部小说摘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这部小说成为重新认识阿来的途径，也预示着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中国社会从新时期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中，藏族文学创作有了成为经典的可能。
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完成了对藏族作家的启蒙任务，使他们自觉更新话语体系，沿着党的文艺路线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富康”与“经典”之路。
新世纪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的创作转向
新世纪以来，党对文艺政策的指引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多个层面上。除了指引文艺思想、确立文艺方向、实施文艺方针之外，党还以文化部门为主导，以文联作协团体为力量，以文学出版和报纸刊物为平台，组织文学合理运作、健康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机制和文化体系。力求作家坚定文化自信，聆听时代声音，创作出与时俱进的文学作品。新世纪以来，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人民立场”“讲好中国故事”等政策观念的提出，全面建构了新世纪的文学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老一辈藏族作家吉米平阶、意西泽仁、阿来、扎西达娃、完玛央金等人和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紧跟时代步伐、转变创作观念，力求文学创作与时俱进。
新世纪以来，次仁罗布、万玛才旦、梅卓、尹向东、扎西才让、牧风等一大批年轻藏族作家浮出、崛起，他们以身垂范，引领不少藏族新人作家共同走进新世纪。新世纪初，文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创作原则，使得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追求文学的真善美，追求文学艺术与完美。在党提出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丰富全民精神世界、弘扬民族精神等呼声的指引下，出现了书写青藏高原上藏族人生存精神的系列小说，包括扎巴的《寂寞旋风》、阿来的《瘸子，或天神的法则》、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旦巴亚尔杰的《黑虎》、仁真旺杰的《那轮雾中的月亮》、梅卓的《麝香之爱》、尹向东的《牧场人物二题》、何延华的《嘉禾的夏天》、央今拉姆的《风之末端》、阿布司南的《青稞架上的舞灵》、洛桑卓玛的《其米比嘎》等。同时出现了以表现生命平等为主题的小说，如德本加的《哈巴狗收养记》、格绒追美的《我是一只老去的藏獒》《杀手》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成为藏族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引。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学繁荣结合起来，提出了文艺作品应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要求作家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指引下，藏族文学出现了一批高格调、大气象的作品，如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小说集《强盗酒馆》《放生羊》、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塔洛》《气球》、白玛娜珍的长篇小说《复活的度母》《拉萨红尘》、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王小忠的小说集《五只羊》、扎西才让的诗集《大夏河畔》《桑多镇》、刚杰·索木东的诗集《故乡是甘南》、祁翠花的长篇小说《九九重阳》、牧风的散文诗集《青藏旧时光》等，进一步繁荣和充实了中华多民族文学。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后，藏族作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使命担当与价值导向。阿来、万玛才旦、王小忠、南泽仁等作家诗人创作了具有深刻启示价值的生态系列小说和散文。阿来的小说《三只虫草》《天火》、王小忠的小说《小镇笔记》《做珠记》等以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为叙述视点，讲述当下生态破坏的惨痛事实。扎西才让的小说《山神永在》、王小忠的小说《天边的月亮湖》等作品通过书写藏族文化中“生态敬畏观”引发了集体无意识的生态保护启示。王小忠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阿来的小说《已经消失的森林》等作品中，作者深入自然实地，以纪实的笔墨有理有据地记录了严酷生态下牧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文学的社会意义。新世纪的几部散文集如完玛央金的《洮河岸上》、南泽仁的《远山牧场》《戴花的鹿》等是以平静淡雅的心态描摹出没有惨遭破坏的自然生态中人们的诗意生活。
新世纪在藏族汉语诗歌创作方面，沙冒智化无疑是西藏最具诗性的年轻诗人之一。2014年出版诗集《光的纽扣》，之后又相继出版了《掉在碗里的月亮说》和《月亮搬到身上来》两部诗集。在诗集中，诗人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与美好人性作为呈现层，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书写的核心旨归，努力实现了新时代藏族诗歌理应承担的艺术使命。尤其是《掉在碗里的月亮说》中，诗人以农耕文明、高山文明、江河文明等中华文明为背景，书写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美好生活，以朴素的诗歌语言回归到“诗歌即生活”的文学现场，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诗歌宏大内核与艺术格调，而且他的双语思维，极具张力的诗性空间与出其不意的跳动语言，都表现出中国语言文学的博大与深奥。
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艺政策的一项重要创作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思想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在这一政策指引下，以文学书写民族文化成为新世纪文学最亮丽的主题。“格萨尔文化”“藏族非遗文化”等成为文学表现的新题材。藏族民间传唱的格萨尔史诗是中华民族最长的英雄史诗。新世纪以来，书写格萨尔文化、塑造格萨尔形象成为文学的主要题材和艺术旨向，如阿来的《格萨尔王》、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江洋才让的小说《马背上的经幡》、王小忠的小说《铁匠的马》《草原小骑手》、格绒追美的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等。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即56个民族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由此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创作意识。在中华民族传统工艺中，藏族的唐卡、民间石刻、藏戏等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藏族作家在维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前提下，表现出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梅卓的小说《麝香之爱》、万玛才旦的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尹向东的小说《风马》、扎西才让的诗歌《桑多镇》、牧风的诗歌《青藏旧时光》、刚杰·索木东的诗歌《故乡是甘南》、花盛的诗歌《党家磨3号》等都不同程度地书写了藏族非遗文化的审美特质与传奇价值。梅卓的短篇小说《秘密花蔓》以唐卡为线索叙述了一段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小说将唐卡文化的艺术尺度与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完成了一次神秘叙事。万玛才旦在短篇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以非理性的手法讲述了藏族民间石刻艺人的工匠精神；王小忠的短篇小说《羊皮围裙》表现了科技时代里民间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所面临的困境，深沉再现了作者对民间工艺文化传承的焦虑；尹向东的长篇小说《风马》以民间刻印文化“风马”命名，书写康巴人的生存精神。
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中依然有表现主旋律题材的作品，降边嘉措的纪实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尕藏才旦的长篇小说《红色土司》，扎西措的小说《启明星》等深沉表现了深情厚谊的藏族地区革命历史，再现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事迹。才朗东主的短篇小说《石头糖》，万玛才旦的小说《塔洛》等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应。《石头糖》最初发表于《西藏文学》2019年第4期，后又被《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转载，并刊登于“我和我的祖国”栏目首篇。小说展现了新时代一个普通藏族牧民的雷锋精神，他身上的人性美与人情正是作者才朗东主对中华民族美好品德与民族精神的再现和书写。《塔洛》表现了一个淳朴牧羊孩童所秉持的“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康巴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深沉书写了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感人故事，呈现了藏族人民参与抗战、自觉参与“多元一体”国家建构的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党始终更新文学创作观念，力求文学与时代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新时代的几部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集，无疑是这一精神的回应。2022年藏族作家严英秀出版了散文集《就连河流也不能带她回家》和《走出巴颜喀拉》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狂流》。如果说两部散文集是作家个人真实生活的书写，那长篇小说《狂流》则是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印记，这部小说是作者严英秀大学校园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最深刻的结晶，小说中处处充满了岁月的伤痕，小说中一群年轻人跌跌撞撞从新时期走进了新世纪。小说中的师生恋、同学恋，最后落实到了乡情恋，无一不说明作者感知生活与洞悉生活的敏锐。2022年10月尼玛潘多出版了长篇小说《在高原》，小说写汉族人在高原奋斗史的同时，十分巧妙地融入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使小说充满了“励志”性价值。《民族文学》2023年第6期扎西才让中篇小说《敬礼》引起了学术界的一波热议，《敬礼》在利与义中检视了人性向善向美的价值观。2023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何延华的中篇小说集《寻找央金拉姆》，小说表现“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作者深入实地，亲身体验，写出了新时代人性的美好。王小忠2023年底出版的儿童系列小说《草原小曼巴》《草原小骑手》书写了在牧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藏族地区儿童成长的快乐。达真发表于《民族文学》2024年第2期上的长篇小说《家园》书写了川青藏交界地带，藏族地区社会从当代到当下的“山乡巨变”，进一步凸显了多民族融合的事实。《民族文学》2024年第5期江洋才让的小说《牛皮绳上铃铛响》讲述了人性复杂的同时，呈现了美永远属于好人的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藏族作家以现实主义和历史抒情为两大维度，并借以中国经验全面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它在鼓舞人心、反映人民真实生活和宣扬真善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文学记载着我们伟大时代的历史变化。100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遵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才能不断繁荣、不断出新，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