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活”开拔——从文清丽《我们的“流金岁月”》说开去
在有关“军旅生活”的书写中，“军旅”与“生活”往往是黏合在一起的。又或者说，在有关“军旅”的书写中，“生活”总是作为“军旅”主要人物品格的点缀、试炼而出现。“生活”的部分，以正面烘托或反面衬托的方式服务于“军旅”主题，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并不具备独立性。
在文清丽的笔下，“军旅生活”内部发生了某种位移。较前作《向花处》《隐形敌人》以丧偶军人再婚为主题，将“军旅”更为彻底地抛向了“生活”的背景，新作《我们的“流金岁月”》因包含更多军旅生涯的回望而使得“军旅”与“生活”之间的位移略显复杂。
小说以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起笔。在“我”的新书分享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读者提出小说是否“美化”了“战友间的那种爱”。“我”希冀以模糊的回复结束这场见面会，昔日战友李湜湜却在签名时直呼“我”的名字，指出“我”“贵人多忘事”的同时，发来了战友聚会的邀约。“我”内心不服战友的“训话”，却以“抱歉一笑”掩饰不快。不快的化解是从“我”真正走进昔日战友张一鸣筹办的“老兵之家”开始的，女兵回忆与现实穿插叙述，造成战友们内心矛盾的核心事件——张一鸣准考证为何丢失虽然并未真相大白，但战友之间的猜忌因共同战友姚红过早离世，以及“老兵之家”对于战友情的唤醒而消解。有些孤僻的女作家“我”也重新打开了向战友倾诉的渴望。
《我们的“流金岁月”》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文清丽小说直呈、坦率的品性。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新奇，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辈女作家如茹志鹃《百合花》、刘真《长长的流水》等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有意无意带出的叙事主语——“我们”，在文清丽的第一人称叙事中，分裂开来了。
尽管文清丽有着文职军人这一天然携带着崇高气质的身份，但她并不回避“我们”之间的矛盾，不忌惮表现人物猜疑、嫉妒的情绪。《我们的“流金岁月”》中张一鸣的准考证丢失成为几个女兵心中相互质疑的疙瘩，《向花处》直呈林特特丧偶后对“我们”介绍的对象都没有兴趣，“却在四十八岁找到了条件比我们介绍的都好的总部机关管干部的欧局长，还很快结了婚。这让我们几个介绍人心里好不得劲”。
擅长细腻描摹人物内心的作家不在少数，如文清丽这般直接的却并不多。对比文清丽更早的中短篇小说，如《我爱桃花》《桃之夭夭》《云端》等篇什，《我们的“流金岁月”》虽然也利用对话塑造人物心理，但是用于标识对话的引号却基本取消了。这使得作为叙事者，同时也是被叙述的“我”更为有效地融为一体，进而创造出一种“心直口快”的叙述声音。
这种融合无疑使读者更难将叙述者的声音与作家本人剥离。对于写作者来说，这种写作技术的使用其实是有难度的。所谓难度，并不是指写作技巧繁复所造成的难度，而是说作者需要克服读者可能认为“我”即作家本人的阅读心理。从这个角度看，文清丽并不自矜于文学史中塑造的崇高军人形象，而更在意军人所具有的普通人情感的一面。这也难怪，《我们的“流金岁月”》有着一种近乎自我暴露的观感，她以直白、犹疑、反思的心路历程呈现了成名作家李晓音的骄矜。
与通过对话直接“说出”人物心理相似的是，文清丽的小说少用象征、隐喻等修辞，这也使得小说更显直露。即便写梦，文清丽笔下的梦也与现实有着强烈的对应，并不经过异化、变形等手法。《我们的“流金岁月”》中，“梦里不是张一鸣考上了军校，就是她的准考证找到了”；《隐形敌人》中，“他”虽然总是希望再寻新妻，但亡故的前妻却总是进入他的“梦”里；《向花处》中林特特新婚后也总是梦到过世的前夫刘一炜。
从新世纪后整体的写作潮流来看“生活”得以从“军旅”浮现的原因，文清丽的写作或许可以看作日常生活书写扩大化的结果。“日报”和“晚报”是《向花处》中对林特特两任丈夫的比喻，不妨用来概括文清丽的理解中“军旅”与“生活”的分野。“军旅”——“日报”“庄重大气，发出的声音也具权威性，可是你整天看，是不是也有烦的时候”；“生活”——“晚报”“满纸烟火气，你看着就像置身在生活中，有滋有味”。即便如长篇小说《从军记》，虽意在通过李晓音的成长史辐射部队文职军人制度的变革，但推动小说叙事前进的往往是生活中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军旅”会彻底从这些人的生活中“撤离”。相反，“军旅”记忆长久地震荡在心。《我们的“流金岁月”》中，“我”的心理从惧怕、反感昔日战友过分直接的邀请，到回忆、怀念女兵生活，再到认同张一鸣半军事化管理的“老兵之家”，唤醒了昔日战友之情，其实是以“流金岁月”再次重铸自身写作中打碎的“我们”。另外如《隐形敌人》中，“他”并不是依靠情感的直觉来看待是否可以和叶梅结婚的，而是以军纪般的律令，来判断叶梅并非合适的再婚对象。换言之，这个小说中，文清丽并不启用女作家的性别视角，而是单纯地从晚年男性军人的婚姻经济理性出发，再去寻找一个婚姻伙伴。再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说中的朴素梦境，映射出的也是人物对待家庭伦理如军纪一般的自我约束。
再从日常生活书写潮流中抽身，不难将文清丽的写作与她的陕西前辈路遥联系在一起。首先是“进城”主题的延续性，不论是文清丽的个人经历，还是《从军记》的写作，“从军”只是进城的一种策略、形式。《从军记》意欲反映的宏阔历史画面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一脉相承，其他“军旅”题材作品，或者也可以放置在“进城”之后的延长线上。其次是作品审美风格的相似性，少蕴藉，多直呈，现代主义写作笔法较少见于二者的作品之中。最后是价值观念的相似性，不论是路遥笔下人物要“发展”，还是文清丽笔下人物要“生活”，其实都是自我意识的显现。共同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意识到了自身所处环境对自我意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都显露了对旧有环境的眷恋。如“地之子”路遥在作品中流露的浓郁乡土情结，文清丽的《我们的“流金岁月”》也暗暗嵌套了一个归乡主题，更无需说《从军记》本身就是一部书写“农民军人”的军歌。
探得更远一点来看文清丽的创作，作品主题从“军旅”向“生活”的位移其实只是创作表面的现象，其写作的精神实质、审美风格真正连接的是“十七年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世纪后日常生活书写蔚为大观，又呈现出向历史、改革等宏大题材开掘的取向。女作家由于本身就擅长日常生活书写，再加上所谓“超越性别”的创作焦虑症，尤其有意从中开掘。文清丽之外，做出探索的，近有乔叶的《宝水》，远有铁凝的《笨花》。在这些作品中，两种小说话语相互缠绕，一方面，日常生活书写辐射的内容，陡然宏阔起来；另一方面，对历史、改革的书写又细碎、零散，被日常生活化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种话语的力量是均衡的。如《我们的“流金岁月”》中的“生活”需要“军旅”的回忆与再现，《宝水》和《笨花》中的日常生活书写同样为作者意欲迁移至文本的话语传统所覆盖。结果是，女作家在主流的合唱中，开始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