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社”与香港文学的现代转型
1921年，罗五洲在香港创办“中国文学研究社”，该社以函授教学形式培育学员，定期印发讲义，推出的出版物除以期刊形式出现的《文学研究录》及《文学研究社社刊》外，还有以函授资料形式出现的《中国文学研究社专修函授讲义》，另出有《求学捷径》之类的社编书籍。通过分析这批出版物，可以还原1920年代香港地区文人活动的现场，展现传统文化在香港的辐射状况，进而窥察香港文学现代转型的特点。
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张与“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兴办
“中国文学研究社”之设，与“五四”以后文风、世风的巨变有着密切的关联。罗五洲对新文化策略颇为抵触，明确以振起旧文风、捍卫传统之道为“中国文学研究社”开展活动的底层逻辑，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弘扬传统文化思想。
该社课程以对传统文化的研习为主体，门类包括：“经学、史学、国史概要、西洋史概要、子学、文学、文法、作文法、小学、骈文、诗学、词学、尺牍、新闻学、小说、作小说法、修身”。其中的“经学”“史学”“子学”显然沿袭了四部之分法，也就是说，直接指向了古典的内容。
现存诸种出版物均落实了“中国文学研究社”倡导中国文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中国文学研究社专修函授讲义》设“经学讲义”“史学讲义”“子学讲义”等栏目，与函授课程门类相对应。前后相继的《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两种内部刊物所刊的作品主要为旧体。
“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函授理念及其在出版物中的表现
“中国文学研究社”以函授的形式开展教育活动，将学员招至旗下，其教学理念清晰，各环节排列有序，形成流畅的运行线条。课程内容、试题、学生课业等均需借助出版物呈现：讲义资料是传播知识的介质，《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则用于展示知识的传播过程及效果。诸种出版物都在教育过程中稳定发挥特定功能。
该社函授活动的行为要素可以概括为：延请知名文人担任教员，负责编订讲义、解答学员疑惑、批阅学生考卷；收取学员作业加以改削，帮助其练习中文写作；采取考试形式对学员学业进行考察，对考卷择优附批语刊发于社团内部刊物上，以资鼓励。不限对象、不限地域的教学模式，大大拓宽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幅面，该社在创办次年已颇具规模，甚至在内地也颇有影响。
只有将坚持以函授形式传播传统文化一事置于1920年代香港的文化场域之中，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文学研究社”教育活动的历史意义。近现代香港的中、英文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中文教育问题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形下，在香港地区开展的任何形式的中文教育活动都应得到正面的评价。香港教育界对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坚持，有效地强化了居港华人群体的归属意识。“中国文学研究社”比私塾等基础教育机构入学门槛更低，更易将传统文化内容输送给正常情况下难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群体。
香港地区文学社团的现代转化与“文学”概念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研究社”自始至终采取函授这一组织形式，与同时期在香港出现的、以私人交往为中心集结的旧诗文社有显著差异。该社虽无成员在现实场景里的聚集活动，却用更为“现代”的方式，以出版物为介质实现社团内部关系的维系。讲义所见诸种课程内容、社刊所见学员优秀课艺与教员批语，是对函授各环节的体现，环环相扣，建构了以普及教育为目标的通路。内部刊物上开设的“本社通告”“社简代邮”等固定栏目，是社团传递消息的渠道。此外，如遇教员或学员去世，“中国文学研究社”还会在刊物上发起悼念专题，发表缅怀逝者的系列文本，这种纪念活动有助于提高社团的凝聚力。
多元文化的协商推动了1920年代香港地区“文学”概念的现代转化。就课程设置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学研究社”所用“文学”之概念总体上更近于先秦最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学”，不限于与现代所谓“文学”学科相关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诸种体裁的文艺写作，而是泛指一切撰述之事。概念上的复古，与回到传统文化源头汲取促进社会良性发展之力量的意图相关。所弘即为传统之道，所重也就偏于旧体之文，《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发表的作为“模范”的古今名人作品及学员优秀作品，都以旧体为主。
不过，文学书写以旧体为主、甚至追求“文学”原始意义的回归，并不代表“中国文学研究社”墨守旧的文化理念以及旧的文学价值观。该社开设的新闻学、小说、作小说法等新科目，较为自然地呈现了从四部之学向七科分类转型的痕迹。这种变化，体现的不是“现代”对“古典”的直接取代或者西方对东方在文化上的宰制及规训，而是经历长期的文化接触后出现的渐进的适应。具体到狭义的文学而论，“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姿态亦不保守，《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所刊小说作品倾向于追求情节的完整性和内容的趣味性；语体以文言为主，亦不排斥白话写作；兼收原创及翻译小说。这种多元并蓄且贴近市井阅读趣味的书写风度，与稍晚于两刊出现的《小说星期刊》显现出明显的连贯性。文风偏旧与观念新变并存，杂糅的态势，折射出1920年代香港文学渐变的风貌。
新思潮与调和：从香港的位置观照“现代”的实现
“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出现是以新文化在香港的迟出与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为背景的。1920年代，新旧文化在内地、香港的境遇大相径庭。内地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总体上倾向于排斥古典一脉，但在香港地区，仍以肯定传统文化为主，对待新文化反而表现冷漠。
居港华人群体当时对旧文化、旧思想的坚持，却不能以“落后”“保守”视之。香港社会文化在1920年代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传统文化、新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香港混杂，共同参与在地文化的编码。三者之间互有竞争：殖民政府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论调不免忌惮；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矛盾也难以规避。就精神内核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是远大于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坚守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出于对殖民的反抗。“中国文学研究社”诸种出版物的内容，体现了居港华人群体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当然也就凸显了对殖民文化的抵制。
尽管“中国文学研究社”坚决主张复兴传统文化、文学，但对新思潮却似仍较为包容，对外国文学的接引也相当主动。对域外文学的引入，对新文学作品的接纳，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社”面对异质文化及新思潮时的总体态度。罗五洲等人绝非一味守旧，他们所反对的是决绝地走向文化断裂，而缓慢的文化协商、调和并不为其所抗阻。“中国文学研究社”择取因地制宜的渐进式方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所挪用的狂飙突进的革命式方案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1920年代的香港，传统文化起到凝聚华人族群、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文学无论新旧、雅俗，其存在均有利于延续中文写作传统，具有反殖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社”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坚持以中文组织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教育，试图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保存中文写作传统，不断强化居港华人的文化归属感，恰恰凸显了1920年代香港文化的特征。该社的追求，折射了居港华人群体所共有的心系中华的情愫。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讲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