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品达的踪迹
掩卷刘皓明教授的《西西里访古纪行》，内心被唤起一种无古今、无国界的广大乡愁。乡愁而无古今、无国界，则乡愁者的怀抱中，在与一己相关的童年和故土经验之外，必存有别样的所思。自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即开始在西西里岛殖民，至公元前5世纪末，以叙剌古为代表的西西里城邦甚至成为大希腊地区的人文中心。其后西西里虽经历了罗马、拜占庭、阿拉伯、诺曼、神圣罗马帝国、萨伏依王朝、奥地利和波旁王朝的多次“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希腊的流风遗韵却历久长存。马克思将古代譬为人类的童年，谓古代民族中“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惟称美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以近于伤感的语言评道：希腊艺术的魅力，正产自其时未成熟的社会条件；童年永不复返，但魅力永存。在这层意义上说，富含希腊文化元素的地中海明珠西西里，如得纵横古今、中西的哲笔之发微，确能唤起读者心中最广义的乡愁。
古希腊第一抒情诗人品达(Pindaros)受西西里城邦叙剌古的僭主希厄戎和阿克剌迦的僭主台戎之邀，曾于公元前476—474年期间访问和侨居西西里，并写作了大量风格华丽的赞歌。刘皓明为品达的译者，2021年，他在全面笺注与诠释的基础上，推出了品达的《竞技赛会庆胜赞歌集》的古希腊文与中文双语对照版全译本。这一程西西里之行，作者自承，“旨在追寻品达的踪迹”，但“又由于它所记录的不仅限于古希腊遗迹，因此它在实际上也是对作为观念世界存在的西西里的刻画”。
刘皓明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重要译者——这意味着在希腊语之外，他亦精于拉丁语和德语；作为耶鲁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和北美精英女校瓦萨学院的长聘教授，不言而喻地，他以英文为工作语言进行科研和教学；他的其他西方语言象限还包括意大利语和法语。与此同时，作为一位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者和中西文献的校勘者，他对文言文又有着精湛的掌握。在《西西里访古纪行》中，作者对西方建筑和艺术的阐发，尤令人感慨“知者良独难”。此种通解并不是无由来的。对读作者的忆旧散文《我书架上的神明》，我们了解到他与美术做伴的童年阅读。书中亦提及其童年时所熟读的留法美术教育家颜文樑的著作《美术用透视学》。当作者在叙剌古城看到一座供奉阿波罗的神庙时，他立即从石柱残迹中辨识出多里亚石柱柱槽的风格，根据梁氏对希腊柱的定义，他回忆起“天津和上海等地见到过的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仿造的多里亚风格建筑中的立柱”，判断它们的设计者“几乎全都不懂得使用凸肚线”。
作者多次提及中国的开埠城市、特别是其故乡天津的早期建筑：“由法国人保罗·慕乐设计的带有巴洛克因素的折衷风格的劝业场”，“由出生于天津并且在日本降服、中国光复前数月死于设在山东潍坊的日本占领军集中营里的苏格兰传教士、同时也是体育名将、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赛跑金牌得主李爱锐(Eric Liddell)设计建造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天津民园体育场”，“已经堕落为大杂院的天津哈尔滨道75号原汇记钱庄”，“昔日天津的南市和四城一带那些中西合璧的民居、商铺、娱乐场所等老房子”……那不断闪回的记忆之笔，“一是想以此显示西方建筑艺术传统的连续性及其在陌生文化中、特别是在后殖民时代的命运，二是想为天津上海等地修建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历史建筑的艺术价值呈上一份艺术史的证词”。交代了这两重略带工具性的目的论后，作者以更为诗意的语言吐露心曲：“意欲藉此向那些曾经装饰了我的故乡和童年世界的珍贵的建筑艺术品献上一份灌以乡愁和伤逝的薄奠。”
《西西里访古纪行》从作者彼时正在客座的出发地、德国城市特里尔写起，遵循着物理空间和时间的迁易原则循序推进。此行的源起、疫情的限制、订票的选择、投宿与饮食，作者皆一一交代完整。依赖德国著名导游书系列《杜蒙艺术导游》所规划的行程，也会被迷路、酷热、租车不顺等偶然事件打乱；记叙中虽时或插入大段的诗歌、历史、艺术、建筑的讲解，但清晰的时间线始终韵散不废，如永不关闭的高清摄像头，引领着读者登山涉水、穿街走巷，与作者一同聆闻市声、品味美食。
第一站卡塔尼亚，作者在抬十字架路观察到“街两侧的房屋因多使用本地盛产的火山灰岩而呈深灰甚至黑色，可是门楣窗楣则由于是用砂岩或者石灰岩雕凿的，颜色浅而且偏暖。我很快就会知道，这样的配色是距离埃特纳火山仅40多公里的卡塔尼亚建筑的一大特色”。这是一个近乎布罗代尔式的、地理决定论的观察。在叙剌古，作者来到品达曾赞颂过的阿惹推撒泉，他惊讶地发现这眼甜水泉距离海边非常之近。援引维吉尔之哲言“靡泉不圣”，作者发思古之幽情，联想到“近三千年前，当希腊殖民者们从希腊本土、特别是从珀罗之岛乘船来到这里时，对于历经海上磨难的他们，在一下船的地方就能找到补充淡水的甘泉会是多么幸运！”在阿各里真托，作者参观了曾被歌德评为比同湃斯同海神庙风格更为“纤细”的同心神庙。他敏锐地识别出，这两种风格的反差代表着“多里亚风格从早期向古典时期的过渡”。书中的评述则表达了作者的中国艺术素养：“在我看来，多里亚神庙的这种庄严凝重感可以类比于颜体楷书给人的感觉，若是书写在匾额上悬挂于庙堂里的话，只有颜体才能压得住、撑得起。相比之下，更显纤细柔美的哥林多式更像是褚遂良的字，比较适合悬挂在较小型的屋宇或者建筑中更带有装饰性的部分，而伊奥尼亚式则介乎这两者之间，或可比方于欧阳询的字。”
作者曾在一天之内接连参观了希腊人的剧场和罗马人的角斗场。同样的供人观赏表演的露天设施，却引发了他对这两个古代西方文明间本质差别的反思。作者认为，前者是审美的、哲学的、宗教的，引发对人性、对神与人之间关系、对国家、战争和政体的思考；后者则是血腥、残忍、动物的，是诉诸人的低下生理本能的。不错，前者征服、劫掠了后者，但作者的反思并未简单地止步于此。他承认罗马人虽粗俗嗜血，却善于征伐、娴于治国，他们对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物质性关系的天才理解力，使他们立下了不朽的罗马法，从而垂范于西方文明。
昔者宋人胡仲弓题张巡庙，有“祠前碑记无寻处，赖有唐书为发明”句，宋人柴望题多景楼，有“昔日最多风景处，今人偏动黍离愁”句，读来皆令人感慨系焉。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根脉，永远会有一种问询、追索的愿望——那正是我们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最广义的乡愁。西方古典文明的姹紫嫣红，似这般都付与西西里的断井颓垣。借用作者原语，《西西里访古纪行》正是一份对逝去文明的乡愁与伤逝的薄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