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竞争——《松江异闻录》创作谈
一
华东师范大学有两个校区，一个是老校区，另一个是新校区。从新校区坐地铁到老校区，要坐十五号线到大渡河路转十三号线到金沙江路，一共二十站，五十四分钟。
假设有位同学，是不是中文系的无所谓，在地铁第一站坐下后，无聊地刷手机，刷到了这篇小说，之后一路看到大渡河站。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几乎忘记要转车到金沙江路了。这一刻，作为作者我会感到很满足。
作为一个在大学里教文学的，我深知自己和大师们的差距，比中国足球和阿根廷足球的差距还要大。我想写的小说，是想试试和抖音竞争。你可能会说这个差距更大啊，忘记介绍了，学校门口的地铁站信号不佳，短视频刷不出来。
小说得有人看，才能谈其他。我非常尊重有志于“名山事业”的同仁，空谷幽兰，雅志高云，这是理想的境界。但从现实出发，我的看法是，小说首先要把读者召唤回来。不提那些玄而又玄的文学理论了，就以个人经验而论，我当年读小说，踏入文学之门，就是因为小说好看。那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桓仁读中学。业余时间面临四个选择：游戏厅、台球厅、录像厅、图书馆。回想起来，万幸我在图书馆里借的第一本小说是《基督山伯爵》，万一当时借的是《芬尼根守灵夜》……你可能觉得大仲马多俗啊，我读大仲马入门，也不影响后来读乔伊斯。而且想和游戏厅啥的竞争，能承担此任的作家不多。
我们对于今天的读者，一厢情愿的误会在于：我们往往以为读者是在自己的小说和大师们的小说之间，比如卡夫卡吧，选择读哪一本，所以腰封上请评论家写上一句，此君乃中国的卡夫卡。因此，我在腰封上读到十个以上卡夫卡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作家更多。然而，读者真实面对的选择是：抖音快手加B站、微博知乎朋友圈、酷狗音乐爱奇艺、喜马拉雅小红书……最后，还有我们的小说？所以，我在华东师大教创意写作，开学第一课，我都带一本《基督山伯爵》。我说同学们，试试能不能写出类似的故事。写出来了，咱们再唠其他的。
二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是在提倡网络文学，“地铁读物”，文学观何其鄙俗。我有很多网络文学作家朋友，从草根作家到大神级的都认识，但坦率讲网络文学有时走向了另外的极端。在一部分网络文学作家那里，有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无条件地迎合读者，怎么“爽”怎么来。霸道总裁爱上我，或者自己就是霸道总裁，喜欢的小女生感冒了，你一个电话推迟了高考时间……这些东西是心理按摩，不是文学。哪怕一个读者也没有，文学也不能降格为爽文，这是基本的底线。
一定要站在某个文学立场上，可能是一种偏执。当今，理想的文学，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结合。怎么结合，很考验作者的功夫。在一篇创作谈里讲这个，似乎在暗示自己做得很好。我自己的创作，结合得还很笨拙，但这确实是我希望达致的方向：借鉴类型文学的技法，但是比类型文学多一点东西。
回到具体的创作上，我在二〇二二年这一年的习作，核心结构都是“解开一个谜”。敬呈在诸君面前的《松江异闻录》，算是解密色彩最淡的一篇，或者说这篇小说所面对的“谜”，难以有一个明确的谜底。故而小说借鉴的类型，是克苏鲁小说，或许也有《绣春刀》的残片。这也是在小说中明白告诉读者的，我借人物之口向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先生致敬，小说中那位“黄平老师”将这个名字翻译为“黄平爱手艺”。在《松江异闻录》之后写的东西，可能在类型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怎么把一个谜语讲得周密，这件事本身就充满魅力。至于这些小说里比类型文学多一点的东西，作为文学评论者的我，不能煞有介事地分析起自己，我将满怀敬意地聆听同仁与读者的高论。就以《松江异闻录》这一篇而论，一些有相通的经历相似的感受的师友，在回馈中对于寓意的发微，可谓目光如电，令我这个作者折服。
我心里最想学习的作家是艾柯，艾柯先生是学院作者的榜样，《玫瑰之名》是学院小说的典范。学院小说的负面印象，往往充斥着掉书袋的酸腐、教条化的匠气、自矜而不自知的贫乏、伪饰的虚荣、卑琐的空虚，这些印象基本上也是对一位平庸的大学老师的印象。上述的毛病如我的小说里都有，如艾柯的小说里都没有，像《玫瑰之名》这样的杰作一再证明知识越多越轻盈，而不是我们常见的知识越多越呆滞。艾柯小说最迷人之处，在于展现出这一点：写作使人自由。
三
最后，汇报一下我一个分析小说的，怎么突然写起小说来。人到中年，又面临四个选择：钓鱼、打牌、盘珠子、写小说。这一次，和少年时一样，我还是选择最后一项。不是觉得比前几项高级，而是前面的我都不会。而且，在写作《松江异闻录》那漫长的两个多月，我去哪里钓鱼打牌呢？还是写小说吧，足不出户，一张纸一支笔足矣。
抬杠式的反问是：有纸有笔，也可以继续写论文啊。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寂静的春天，我完成了一篇论文收尾后，发现对于写论文这个事，心底一片茫然。如果写作是一种交流的话，以论文的方式交流，在今天陷入困局。发表本身，正在取代文章本身，学术的根基正在遭遇严重的侵蚀。如果科研是为了发表多少篇，而不是发表的是什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作为人文研究者，我感到自己一点也不人文，而是像庞大的数字化流水线上的一个节点，保障隐形的系统之循环。对了，我那篇论文写了几年，是从人文角度反思科学主义，试图研究以控制论为基座的数字化时代，人和动物的区别何在。在越来越科学化的时代，以越来越学科化的方式探讨，我很难说清楚区别何在。
人与动物的区别或许在于，人有隐秘的激情。激情不是发情，激情有一种清澈的少年气，万物光亮，如夏日午后。抱着《基督山伯爵》兴奋地走出县城图书馆的我，和写着《松江异闻录》沉默地坐在上海书房的我，隔着二十多年彼此对望。人到中年，在梦幻泡影之间，通过重新回到文学，感受到自己还活着，而不是一个数字，这让人幸福，甚至幸福得有点奢侈。
所以我写的东西，或许因其庸俗而有一点娱乐色彩，但我不求娱人，而是自娱。以下这一幕或是未来生活的常态：夜深人静的上海，老婆抱着女儿熟睡，我光着脚悄声走到书房，打开台灯，打开电脑，从抽屉里翻出白天藏好的饮料和饼干，之后打开被命名为“满纸荒唐言”的文件夹——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主人公将去秦岭深处解开鲁迅遗稿《杨贵妃》之谜；将在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前夕瓦解日本阴阳师的阴谋；将从柏林大学带着一本神秘的物理学笔记和马勒《大地之歌》的唱片，来到谍影重重的上海；将从佘山的别墅来到马桥的脑科学中心，在意识深处穿越到千禧年，解开大学岁月的谜团。在这些紧张的时刻，我不是作者，我是第一个读者，内心激动，屏住呼吸，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就像我分不清楚，门外那隐秘的脚步声，是来自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军靴，还是来自我太太的拖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