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成”能否成为方法——万玛才旦小说叙事的实验及其范式意义

发布时间：2024-10-28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在当前的多民族文艺场域内，要对在小说叙事领域取得相当成绩的万玛才旦进行整体解读，无疑具有挑战性。然而他的不幸逝世，使系统地评估其藏地创作的意义这一总结性的批评使命，过早且不容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也是关乎万玛才旦能否获得某种标志性地位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从具备辨识度的美学风格切入，探赜其文本层面的形式实验与内容层面的思想表达，进而将其置入某一谱系审视其之于传统的承续与革新之处，是系统性考察的基本路径。在此意义上，渗透万玛才旦多数创作并凝结为一种作者风格的“不确定性”，或能为我们的考察提供可行的入口。由此出发，考察万玛才旦在小说叙事中建构了怎样的“不确定性”世界、用以生成“不确定性”的“不完成”形式能否参与意义生产从而具备方法论意义，以及这种方法能否更进一步地接近藏地书写持续追求的“藏地真实”，由此具备成长为藏地叙事谱系内新生范式的宝贵潜力，成为最主要的问题。

一、“不确定性”立体包裹着的藏地世界

万玛才旦的藏地叙事内部弥漫着的“不确定性”，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注意。作为一种观念，对未来、未知保持敬畏的“不确定性”，其对世界及人之存在中非必然性因素的确认，正深刻地影响着文学领域思想、情感、态度的表达。我们只要大致梳理一下万玛才旦主要的小说创作便能发现，作家已鲜明地将“不确定性”熔铸为自身的风格，并在不同层面上将之凝铸为一个具备立体深度的藏地特征。

通过指明人生道路的可能变动与无法自主，万玛才旦首先引出的，是现实人生层面“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小说《塔洛》对此表现得相当充分。经历过特殊年代并长期独居山上的牧羊人塔洛，在离群索居中虔信并追求着“为人民服务”以“死得重于泰山”的生命价值。然而，到山下县城更换身份证的短短几天中，洗发女郎杨错的温情暗示就让他迅速背弃信仰私卖雇主羊群，欲与女郎一起逃离去寻找新的生活。在小说结尾，钱款被骗一空的塔洛来到镇上派出所，未及坦白就被要求再次入城照相以重新制证，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所能确定的是，作为塔洛身体标志的小辫子的失去以及不再蓄辫的决定，刚办好的身份证的失效以及重新制证的要求，都说明背弃信仰又被洗发女郎背弃的塔洛已然无法返回下山前的状态，“好人塔洛”这一旧身份已经丢失，未知的新身份即将形成。但是，塔洛究竟将会怎样，是犹疑地离开派出所还是坚持自首，是看清理想的“陈旧”与现实的残忍并入场肉搏，还是主动服法以面对曾经的信仰并尝试赎罪、弥补、重建，小说没提供任何方向性的暗示，就如万玛才旦所说，“也许塔洛也像杨错一样，他也‘开窍’了去行骗”，又或许“现在的我就是将来的他”[1]。不仅是普通藏民如此，作为藏地文化符号的藏传佛教僧人，其修行路途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小说《艺术家》《第三年》中，旅行者所谓的“行为艺术”以及普通家庭中的世俗恩爱，都作为陌生事物，给刚踏上朝圣之路的小喇嘛带来迷惘与诱惑。这种接触无可避免地增多，势必在他的成长中酝酿变数，“最后能不能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能不能沉下心来继续他原来的路，我觉得是一个未知的问题”[2]。小喇嘛与塔洛的僧俗身份，构成对藏民人生道路的完整覆盖，于是上述故事中清晰进路的缺失，形成的是对藏地乡民的现实人生普遍陷入“不确定性”的隐喻。

信仰与科学的纠缠使人陷入视域混沌的可能，是万玛才旦在文化认知层面抛出的“不确定性”。以如何面对活佛为核心事件的小说《乌金的牙齿》，是其中典型作品。仅小学毕业的同学乌金突然被认证为转世活佛，如何面对昔日的亲密朋友，成为“我”这个高中毕业后留在城镇工作，已经基本摆脱藏传佛教传统的小知识分子的难题。在宗教环境、生活处境与记忆重塑的多重作用下，“我”竟渐趋主动地“回归”到一般信仰者的位置上：最初是在难以违逆的典型的宗教环境中，不情愿地屈从母亲的要求，跪拜顶礼；接着是因工作生活的不顺，宁信其有地请求好友加持；最后是在乌金过早圆寂后的追思中，主动捡拾起他曾固执地救助沙漠中濒死的鱼等幼时记忆，拼凑出有着惊人的沉静与悲悯的幼年乌金，从而在观念中肯定他成为转世活佛有着神秘的“前定”因素。随着“活佛乌金”的逐步确立，“我”本已形成的现代身份逐渐软化、消解。然而，乌金圆寂之后，灵塔装入了数量明显过多的58颗牙齿，甚至“我”扔在乌金家房顶的一颗乳牙就混迹其中，“在这座庄严的佛塔里面和乌金那些尊贵的牙齿一起享受着万千信众的顶礼膜拜”[3]。这样的“尴尬”，又将沉浸于体认乌金之神秘性的“我”再度推入犹疑。直至小说结尾，如何看待“我”的乳牙进入佛塔接受供奉仍是需要解释的：它究竟是作为“瑕疵”向我敞开了被崇拜的超自然伟力未能识别与剔除“赝品”的“无能”，还是作为一种“善意”是“活佛乌金”兑现其生前承诺为我“加持”的特殊方式？其回答直接关联着乌金被认定为转世活佛究竟是人为还是天定，以及他应该被作为同学悼念还是被作为活佛礼敬的问题，徘徊在灵塔下的“我”始终深陷于无法厘清的混沌之中。

《水果硬糖》与《乌金的牙齿》相似，但故事的进路正好相反，面对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哥哥的反复追问，被认定为转世活佛的弟弟对自身的活佛身份产生了怀疑，被迫进行着长时间的自我调适。此外，小说《松木的清香》中，身为人民警察的“我”，也因经历颇为传奇的小学同学多杰太的突然死亡，开始怀疑姓名对于人的命运或有隐秘的规定作用——“多杰”与“太”分别意味着刚强与解脱。这些神秘与科学交织碰撞的故事，剖露了站在传统信仰与现代知识之间的藏地僧俗人物对世界的认知正处于难以择岸停靠的漂泊与“不确定性”之中。

万玛才旦还深入抽象存在层面，探讨藏地与人之生存的“不确定性”。在讲述生育与轮回的小说《气球》中，卓嘎的意外怀孕被视为已故老人归家的方式。显性层面的不确定是，生四胎将面临的计生罚款冲击本就不富裕的生活，使有意流产的卓嘎与期盼老人归来的丈夫、长子深陷焦灼之中。尽管卓嘎的出走，使丈夫重新审视受孕主体的身体权利与自身立场中的自私成分，但现实困境、代际亲情以及宗教信仰都作为强势力量复杂纠缠，使调整的最终向度无法预判。卓嘎是囿于感情选择妥协还是经过思虑决定流产，达杰是坚持“迎回”父亲还是忍痛体谅妻子，以及这个曾经美满的家庭能否重归完整，都难以预料。更重要的隐性层面的不确定是，老羊的重新振奋、降临在卓嘎睡梦中的老羊即将怀孕的暗示，以及屠宰场中老羊受戮给江洋造成的精神震荡，都在暗示着另一种可能——老人本是要通过老羊的生育来回归家庭。这一可能使达杰与卓嘎的焦灼痛苦变得毫无意义，它的隐而不彰不仅让藏地世界变得残忍，也将其推向更为深沉的神秘与不可知。双重的“不确定性”构成一个逐渐脱离草地向上盘旋的冷漠的神的视角，大地之上人的种种挣扎由此沦为随机、无序、缺乏意义的运动。以此观之，故事结尾飘向天际的气球就不仅仅是生育意象与现实困惑的表征，还是被禁锢在大地上的人于困顿中升起的，对苍茫世界以及自身不可知命运的探问，绳线的脱手清楚地意味着这种探问永远得不到回应。如果说，塔洛的人生总会随着生命的延展拥有明确的轨迹，老人的来世却已成为飘荡在信仰虚空中的永恒之谜，人的挣扎与受难是否拥有意义不再毋庸置疑。与此相同，在小说《流浪歌手的梦》中，故事的本相，未必不是现实中的追求失落反过来构筑了流浪歌手的伤感梦境；小说《陌生人》里，新生的女婴也未必就是陌生人所要寻找的“正确的”卓玛，叙述本身不再可靠，隐匿着的真相随故事的中断已然无处探寻。如此种种，所指涉的乃是藏地以及人之存在于根本层面的不可解与不确定。

从现实人生层面的道路迷惘、文化认知层面的世界混沌到抽象存在层面的意义飘荡，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万玛才旦持续构建着一个被“不确定性”彻底包裹的藏地世界，无怪乎有学者会发出“在他那里，试图完整地描摹世界、解释生活，或者对未来和未知做出承诺和预测是一种渎神行为——他能做的是讲述‘因缘’”[4]的慨叹。作为一种“一贯”而非“偶发”的美学风格，这种“不确定性”使万玛才旦的创作明显区别于多数有着完整叙事和清晰指向的藏地书写，其实现，在文本层面得益于作家惯于在事件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毫不犹豫地刹住结尾的“不完成”技巧。因此，需要接着追问的是，万玛才旦对完整结构的弃之不用，是否存在叙事方法与思想表达上的积极追求？这是将“不确定性”美学风格的价值发掘推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二、“不完成”作为叙事方法的意义生产

万玛才旦确实在方法层面有着明确的创新追求，正如他在许多场合对“我自己的方式”的反复强调，“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真实的故事，展示故乡的真实的面貌，再现故乡的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5]。在此意义上，作为其藏地叙事重要特征的“不确定性”，以及借以实现此种美学风格的文本上的“不完成”，自然成为万玛才旦叙事实验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但是，将“不完成”作为方法，究竟能否为万玛才旦的藏地叙事带来内容与思想表达上的特别意义呢？

当然，在将“不完成”作为主动的方法实验予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承认这一形式在发生层面存在潜隐的被动特征。即，对两种认知系统的混杂接受，以及由此形成的宗教与科学的共在冲突，使面对藏地的万玛才旦如《乌金的牙齿》中的“我”一般，常陷于异常杂糅的视域含混之中。也即，“不完成”本身包含着作者对自身言说能力存在局限的坦然承认。作为出生在典型的宗教环境中的藏族作家，“宗教是血液里的东西”[6]，是未离藏地的早期人生中对藏地种种庸常与神秘进行整体解释的认知系统；而外出求学以及对现代观念的接受，又使极力驱逐一切前现代因素的科学理性强势地构建着新的认知方式。这种杂糅导致万玛才旦“对于藏区的人、事的感受，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了”[7]，甚至在很多时候“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它们的界限在哪里”[8]，择一而持的困难终于使他成为徘徊于科学技术与信仰传统之间的“近似佛教徒”[9]的游荡者。这种含混状态并非作家自我浪漫化的修辞，可在万玛才旦的电影开机仪式——延请藏传佛教僧人煨桑、诵经来为摄影机器加持祈佑——中得到体认，现代与前现代交织的杂糅景观，所凸显的正是传统甚至神秘因素与现代技术在其藏地表达中的共同在场，两种存在根本矛盾的认知系统对同一世界的不同解释参差叠合，必然使一元的解释与清晰的轮廓难以形成。在此前提下，为故事与人物规划“应然”或“必然”的走向，便成为未必困难却无疑轻率的事情，允许困惑通过“不完成”于文本之中有所保留，正是创作者始终真诚的证明。

其实，对于万玛才旦而言，构筑完整故事的能力早在《人与狗》《嘛呢石，静静地敲》《一种小说及其两种结尾》等初期创作中就已得到充分验证，他抛弃早期创作中的“完成”形式，并将“不完成”贯穿到后来的多数创作之中，自然不是虚构或言说能力不足导致的“无为”结果，而是渗透着独到追求与深层用意的“有为”之举。“不完成”作为一种方法性实验对意义生成的参与，可在创作行为、文本呈现以及接受效果三个方面来考察。

“不完成”作为方法被探索出来，首先与创作行为的表达目的有关。整体而言，万玛才旦能够抑制多数作家所竭力追求的，在宏观上把握藏地现代变革的创作抱负，愿意将视野沉降到不具名地方和非典型人物上，换言之，他自觉放弃了对藏地现实做整体性甚至前瞻性的把握，而是将片断性感受的充分抒发作为目标。万玛才旦直言，他追求一种“情感的真实”[10]，总是从某种模糊、游动的“感觉”“情绪”而非抽象、明确的概念出发[11]，开始一个没有清晰进路的故事的讲述，其目的在于通过人物传达共同经历的惶惑。与“《气球》表现的是我对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的感受”——“迷惘、无措、孤独、绝望，找不到任何的方向和出路”[12]一样，万玛才旦的多数作品浸透着以“不确定性”为内核的彷徨与游移。为了保持这种“感觉”或曰“情绪”的连贯，万玛才旦强调创作行为的“一气贯通”，要求避免环境的变动与写作的中断，“一个短篇小说，最多不要超过三天吧，如果能够一天完成它更好……你在一张桌子上开始，最好也在这张桌子上结束”[13]。这种高度集中的爆发式写作，拒绝周遭环境中的现实因子与充裕时间下的理性思考过多地介入文本，它使先行酝酿的情绪能够始终如一地弥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使故事中人、事始终以情绪的表达为目的与边界。这样一种情绪性写作，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摒除可能阻碍情绪继续弥漫、扩散的“完成”状态，倾向于拒绝“结局”，“不完成”恰恰能够保证情绪不被禁锢、截断或篡改。因此，“不完成”首先是从万玛才旦的情绪表达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创作方法。

“不完成”作为方法能被固定下来，更深层次上与万玛才旦藏地叙事中的思想表达有关。能准确呈现藏地现代变动的真实情境，是它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万玛才旦渴望讲述“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14]，结合前面论述，所谓“更真实”，实则一反“刮过”的完成时态，强调这场吹拂藏地的变动之风尚未止息，强调不同层面上“不确定性”的依旧存在。在这一点上，万玛才旦与新时期以来凭着历史唯物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赋予的信心做着宏观历史总结与明确价值判断的多数藏地书写——颂扬古老藏地因现代化建设而开启跨越转型或悲悼藏传佛教文化随科学理性深入而面临衰落——分道了，“有过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描述我的故乡，这些人信誓旦旦地标榜自己所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反而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的故乡的面貌，看不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不喜欢这样的‘真实’”[15]。他不认为藏地的现代变动已经完成或已有明确不易的方向，至少在微观层面，于传统、现代间自由选择乃至不同比例的糅合仍然可能，人们对变化的适应仍如原子运动般无序。而要将这种变动时期的混乱与“不确定性”足够清晰地安置在文本之中，借宏观地域与集体身份勾勒清晰的历史进路的判断性书写已无法胜任，寻找与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就成为需要。“不完成”的故事与人物，恰好能让他们在文本创造的开放、连续的意义空间中永恒飘荡，从而使“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实在于文本中拥有位置并得到意义强调，成为“完整地艺术地再现”[16]藏地的可能方式。这与中国传统画论中“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的留白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处。正是要通过显著的“空白”与“缺失”使未言说或无法言说的事物明确在场，即部分研究已经指出的——万玛才旦创作中的“‘沉默’，有一种动人的力量”，恰恰能说出“藏族‘说不出’的部分”[17]。

“不完成”作为方法被反复实践，还与万玛才旦对读者接受的重视有关。因为其中隐含着精心设计的意义召唤结构。万玛才旦直言，“采用了一个象征的、意象性的结尾……效果反而更好”[18]，“读者会帮助作家完成对‘塔洛’这样一个人物的命运的塑造”[19]，他相信“不完成”的藏地故事会在读者的不断追问与自由想象中，更多地获得意义并更好地完成。事实确实如此，《塔洛》《气球》等藏地故事即便经过小说与电影的两次或多次创作之后，也仍旧保持着明显的“不确定性”，结尾处的关键留白恰恰有效地吸引了读者/观众主动投入故事世界，而由文化阅历与情感差异产生的种种“阅读谬误”，有力推动了故事之多元可能的无限生成。一言蔽之，故事正因其“未完成”而得以经由读者/观众肆意生长，这种参与性也确使万玛才旦的故事与人物成为当下文坛能留下深刻印象的稀缺性存在。试举《气球》一例。关于卓嘎将如何抉择，对藏地传统的规束力有所认识的学者多认为卓嘎终究会归家生子——“在如此悠久且繁复的传统文化环境中，她虽有抗争的动机，却不可能有突围的可能性，她的妥协和认命是必然的”[20]，“卓嘎从医院走向了寺庙，显然放弃了现代科学技术赋予女性的节育权益，重新步入传统信仰的畛域”[21]。只要关于卓嘎向何处去的猜想和争论继续下去，《气球》作为小说的生命力就依然蓬勃。“不完成”使这些藏地故事成为万玛才旦与读者/观众共同想象、“书写”进而象征性拥有的空间，成为被不断充实、生长、更新的意义体。

综上所述，“不完成”确实是万玛才旦自主探索出来并锐意实践的“自己的方式”，它已经通过对意义生产的参与，显示出了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在创作层面，“不完成”允许情绪无限地延展，能使创作者的惶惑情绪得到尽量充分的表达；在文本层面，结局的显著缺席突出地强调了藏地现代变动的进行时态，并使“不确定性”在文本结构(延伸空间)中得到巧妙的强调与安置；在接受层面，它将设计或想象结局的权利完全地让渡给读者，成功地将作品转化为意义生成与聚合的开放话语空间，使之永恒地处于反复完成却又等待完成的状态，生命由此绵延不息。可以说，“不完成”作为方法的一举多得，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万玛才旦所追求的“举重若轻”[22]的艺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是一种需要精细操作的方法，分寸的把握至关重要。在小说《死亡的颜色》中，万玛才旦对贯穿作品的核心意象“死亡的颜色”不做任何交代，也没有为读者想象这种颜色提供足够的铺垫，这就可能使“不完成”滑向“故作高深”，反而损害了情绪的传达与作品的成色。

三、藏地叙事新范式的理论可能及其危机

通过小说实验，万玛才旦已经证明“不完成”具备成为藏地叙事一种独到方法的潜力，那么，“不完成”能否超出万玛才旦个人创作的层面，成为一批文学创作者的共同方法呢？就如已有学者隐约提出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他是否创造了一种万玛才旦式的写实主义”[23]，所谓“万玛才旦式”，就包含着对显著个人特征与超越个人层面的公共性的同时强调。可以肯定的是，万玛才旦探索与实践的“不确定性”美学与“不完成”方法，确实存在沉淀为某种“范式”的理论潜力。

必须首先明确的是，我们要在怎样一个领域或曰谱系中讨论万玛才旦及其“不完成”方法的“范式”价值，这关系到批评本身的准确性。应该承认，放在更大的文学系统中，“不完成”作为方法并不具备值得特别强调的开创性。西方文学于现代阶段出现了海明威、博尔赫斯、格里耶等人倡导与反复实践的冰山与空缺理论，其影响外溢，世界范围内的借鉴、模仿之作甚多。仅就中国文学而言，“书不过语，语有贵也”（《庄子·天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等古代文论就已涉及结构留白以辅助意义生成的问题，追求“得鱼忘筌”“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诗词创作，更是自觉地进行着以有限文字追求无尽意蕴的反复实验；现当代文学中亦有强调“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24]的汪曾祺，直言“故事的确切结局不重要”“对故事保持必要的沉默”[25]的徐则臣。可以说，“不尽言”“不完成”在中国的创作传统中历史悠久。尽管上述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与万玛才旦的藏地创作在所面对的问题、传统以及所追求的内容、意蕴上存在种种差别，但其文本特征大致相似。所以，当我们讨论万玛才旦的“不完成”方法具备成为“范式”的潜力时，需要明确限制在藏地叙事这个有限系统的内部。

万玛才旦的“不确定性”美学与“不完成”方法之所以具备“范式”潜力，归根结底在于它空前地接近那个已显“陈旧”的写作理想——表现藏地的真实。诸如《塔洛》等贯彻着“不完成”方法的作品，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明确拒绝种种形式的文化猎奇与异域奇观，直接甚至粗粝地以原生态的生存与文化现象给藏地的局部真实以素描，他们拒绝僵化概念与特定立场对生活本真的削改与修饰，也拒绝对经历与视野之外的可能与将来进行推测与想象，如此生成的叙事文本只陈述有限事实，但有意作为一个起点或支点来指示周围未被看见的更广阔空间的事实存在。这样的藏地书写在不觉间具备了类民族志式的纪实色彩。正如斯蒂芬·A.泰勒所言，“民族志既不是寻求普遍性知识的一部分，也不是人类压迫/解放的工具，更不仅仅是与科学和政治话语模式相等同的另一种话语模式”，“它不描写知识也不生产行动”，它屏蔽复杂的话语意图，从而具备了成为上位超级话语的朴素性或曰“不完美性”（imperfection），其他一切表述最终都要通过回返并面对它——“真实情境”，来反观自身以确定意义。这种朴素话语“通过唤起（evoking）那些不能以话语的方式来认识或完美地表现的东西来超越”一般的描述，它“超越了真实并免于表现的评判。克服了可感之物和可构想之物的分离、形式和内容的分离、自我和他者的分离，以及语言和世界的分离”，简单来说，它能让读者摆脱诸般中介，真正面对复杂而且广阔的对象。[26]万玛才旦贯彻着“不确定性”美学和“不完成”方法的作品，正如此般悬置甚至否认了以文学预言“将来”或“终点”的可能，始终聚焦在藏地现代变革的“当下”与“过程”，对局部人事做无修饰的朴素呈现，并放任他们如其所是地踱入飘忽的将来，它们由此击碎了以概括、推演进行简单化阅读/观看的普遍愿望，要求读者重建面对一个模糊藏地的勇气。换句话说，“不确定性”美学与“不完成”方法，重置了讨论与理解藏地的起点，相关作品能够作为处于上位的超级话语，判处此前种种的确定性讲述以“欺骗罪”，并将藏地还原为文学所无法完整包纳与把握的芜杂世界，也使事实接触重新成为理解的必然步骤。一言以蔽之，它们拒绝合作，拒绝一切规定性的表演，并以将创作者自身与接受者一起拽入真正走进藏地的漫长跋涉为目的。

但必须如实地承认，至少目前看来，“不完成”作为方法的“范式”意义尚未充分显现。尽管较之扎西达娃、马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以过程缺损与逻辑跳跃实现的作为叙事游戏的不确定性，万玛才旦以强调藏地变动之进行时态并迫近藏地朴素真实为目的的“不确定性”，是以结尾的“不完成”为文本特征、以意义的生产为指向的有着巨大价值的创新性方法探索，但多方面的原因仍客观上限制了它可能的影响。首先，万玛才旦在藏地书写领域处于相对边缘而且孤独的位置。缺乏重要文学奖加持又常年定居北京，使万玛才旦尽管在青海藏族作家群中成就相对更高，但始终处于缺少同路人与后来者的独行状态，其叙事实验与独到经验也就仅停留在个人层面。其次，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投入巨大心力的电影工作挤占了万玛才旦文学创作的精力，其光芒也遮蔽了本应被重视的文学成绩。当《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电影不断引起热议的同时，万玛才旦的文学作品却较少形成广泛影响，加之已有创作的体量不足以及更易引起关注的长篇的缺失，使其藏族青年导演的身份盖过了作家出身。即便万玛才旦本人曾反复强调文学创作的纯粹性，其小说创作沦为电影作业之过程性步骤的依附趋势也日益增强，文学价值被电影遮蔽、被受众无视便成为必然之事。最后，生命的脆弱与终局的猝然降临，让万玛才旦的文学创作过早地按下终止键。实际上，在《水果硬糖》等晚期作品中，万玛才旦已经显示出远超以往甚至堪称杰出的文字把控与情绪调动能力，时代变动、身份游移等“不确定性”内容被极为巧妙地连缀在不急不缓的情绪铺延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可能会做出惊人成绩的藏族作家正在悄然成长。不幸的是，意外击碎了这种憧憬。尽管如此，这种“不确定性”美学与“不完成”方法在追求心灵和解或历史阐释的、以“完整”为特征的藏地文学谱系中，仍拥有明确的反叛色彩与思想表达能力，仍可能随着万玛才旦小说价值的不断发掘而受到重视，这当然需留待更长时间的观察。一个积极信号是，以万玛才旦为起点的“藏地新浪潮”已在电影领域积极实践着这样的美学主张，而且批评界也予以了积极的回应。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尽管影响力尚不足，但万玛才旦式的“不确定性”美学与“不完成”方法，确实有着发展为藏地叙事系统中一个不容小觑的新兴范式的潜力，其美学上的鲜明风格以及类民族志特征对于“书写藏地真实”这一理想的空前接近，已然形成对藏地叙事主流的明显反叛。当然，对这一范式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探讨亦属必要：以抒情性和非故事化为突出特征的“不确定性”美学与“不完成”叙事，极易陷入简单的重复与拙劣的模仿，由此导致的审美疲劳，很可能使一个新兴的范式尚未经充分发展便过早地走向衰落。因此，多元化用与个性创生以防止僵化极为重要，新的传统能否获得长久的生命，实系于此。

结语

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有着确凿的实验性质，他持续地构建着一个在微观现实、文化认知以及抽象存在等多维层面充溢着“不确定性”的藏地世界，而借以实现“不确定性”的“不完成”方法，也确实有力地支撑着万玛才旦对自身惶惑情绪的充分表达、对藏地现代变动之进行时态的明确强调，以及对多元意义生成可能的主动追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万玛才旦式的“不确定性”美学与“不完成”方法作为富有辨识度的作者特征的同时，也隐含成长为藏地叙事谱系中一种新范式的潜力。其重要的意义在于正面回击了对藏地进行抽象、归纳进而予以判断性书写的普遍倾向，将藏地从被猎奇式观看与简单化表述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个浩渺的激荡着无序与偶然的芜杂世界，以此在深层次上重置我们面对与认识藏地时的应有姿态与可能路径。但不能回避的是，万玛才旦以“不完成”作为方法的叙事实验所含蕴的这种反叛与变革意义，能否被充分认知并真正广泛地发生影响，正因环境的复杂而处于两可之间。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

注释

*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世纪西北文学传统文化书写研究” (211lzujbkydx022) 阶段性成果。

[1] 万玛才旦、刘伽茵、江月：《或许现在的我就是将来的他——与〈塔洛〉导演万玛才旦访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2] 万玛才旦、崔卫平：《我注意的可能是一种状态》，《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

[3] 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页。

[4] 刘大先：《到了沉淀与反思的时候——201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阅读笔记》，《文艺报》2015年1月5日。

[5] 万玛才旦：《万玛才旦：真实地讲述故乡的故事》，《中国民族报》2005年11月11日。

[6] 卓玛：《中外比较视阈下的当代西藏文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7] 徐晓东：《遇到万玛才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页。

[8] 万玛才旦：《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扉页。

[9] 万玛才旦、王小鲁、于清：《高原剧场和电影藏语——万玛才旦访谈录》，《当代电影》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