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并非“小事”，而是关乎“大道”
【探寻细节的魅力和张力】
细节不仅仅是文学世界的材料，也是读者从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现象、事件行动、物象世情抵达意义世界的渡船。因为细节实乃是作家的精神指纹，蕴藏着作家凭借向内自省与向外扩张来建构意义世界的心灵奥秘。
细节的创造与提炼，仰仗于健全审美情志的介入和个人精神风格的融入
文学能不能揭示时代精神密码，能不能捕捉社会心理结构的历史性变动，能不能有力地摹写个人和民族心灵经过深刻自我重塑以后所达到的宽广与丰富，仅仅依靠传奇化情节、华丽修辞、精美意象是不够的，还有赖于作品对深具“精神质感”的细节的发现、创造与经营。
在当下语境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因为对瞬时性审美满足的高度追求，娱乐性文化生产对情节和故事的密集输出使得细节被淡化。此外，还有另一种“细节匮乏症”——写作者脱离现实生活，沉湎于封闭性的“小世界”，耽溺于幻想，用呓语、情绪宣泄取代细节书写，用缺乏真实经验、现实依据、生活逻辑的虚构和生造取代对细节的发现和选择。与以上两种匮乏同时存在的第三种情况是“细节肿胀症”，特别是一些网络小说，不厌其烦地记录小日子的流水账，把日常生活简化为鸡零狗碎和鸡毛蒜皮，抽空精神性的内容，对于能够精准按压读者“爽点”的细节毫无节制地铺陈，为带来“爽感”不惜用重复性、同质性的细节对读者实行强刺激。这都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细节书写能力弱化的问题。这就要求创作者强化主体人格，毕竟细节的创造与提炼仰仗于健全审美情志的介入和个人精神风格的融入。简言之，细节设计要突出“精神”的在场。
梁启超说文学具有熏、浸、刺、提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离不开细节之中内蕴的精神。有精神深度和心灵温度的细节，来自作家个人切身的生命感悟，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察，来自对历史经验的重新认知。这些都与写作者的精神能力息息相关——从具体的生活处境里把握规律性的趋势，挖掘灵魂中的温暖与光亮，从终极性的人生命题里追求意义，从生命的有限中窥见价值层面的永恒与不朽。细节照亮文学作品层层叠叠的精神空间。
把不可复制的微妙意识流动，“制作”成可以长存的精神切片
富含精神内容的细节内蕴深沉的生命意识，以文学的方式体贴人。文学的长处不在于提供知识信息，而在于培养对生命的敏感和体恤。文学细节中的精神也体现在这里。
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是他“走向人民和美”的力作。《鞑靼沙漠》一篇中，“我”与15岁的莲生居住在荒岛上。小学毕业的莲生被“我”讲述的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笔下的故事打动，硬撑着看完了整部繁体竖版的小说，“并且在书中找到了自己”。于是，他在荒岛开辟一片菜园，倾注全部心神，为自己建立一个生命支点。“这一晚，天降大雨，我再次被莲生的歌声惊醒，打开窗户，借着闪电，看见他正全身湿漉漉地守护着他的乌托邦——为了菜地里的新芽不被摧毁，他将自己的被褥高悬于树木之上，而他自己，和新芽们坐在一起，放声歌唱。”此时，“我”也看见了生命的新芽。这些动人的细节彰显了写作者对于生命的敏感与体贴。当作家真正从生命理解的角度拥抱“大地上的亲人”，“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小人物也不再是缺乏精神生产性的“他者”，不再是疲倦日常生活的复制者，“他们身上仍有我难以触及的奇异，它们深埋在人心与肉身内里”。平凡的人也会从艺术带来的精神性启示里激发生命的向往，美也因此存在于他们身上。
社会生活细节和个人生活细节当中个别性的精神内容、独特的精神直觉、多义性的心灵形式，在经济、法律、历史等领域难觅一席之地，在文学领域则不同。作家通过向世界与他人敞开，捕捉精神萌动的瞬间，把不可复制的微妙意识流动“制作”成可长存的精神切片。写作者将审美精神内蕴于身心经历中的细节，融入个人的性灵，把生活的微尘炼化为一行诗，涤荡人的心胸。
汪曾祺的小说《昙花、鹤和鬼火》又短又美。少年李小龙下学晚了，孤身一人穿过靠近东门外刑场的铁板桥，穿过野地，冒着暗夜回家，不期然地路遇鬼火。本是令人害怕的场景，小说的细节却写得轻盈幻美：“绿光飞来飞去。它们飞舞着，一道道碧绿的抛物线。绿光飞得很慢，好像在呦呦地哭泣。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又笑了，笑得那样轻。绿光纵横交错，织成了一面疏网；忽然又飞向高处，落下来，像一道放慢了的喷泉。绿光在集会，在交谈。你们谈什么？……”小说表面上写少年李小龙寻常生活中的三个细微片段：邻居送的昙花开了，上学时偶然看见一只鹤，放学路上撞见鬼火。但从文本的内在“精神”来看，作家是透过三个日常的片段，摹写成长中的少年在生活里得到的三个鲜明而奇特的美的印象。回家后，“李小龙搬了一张小板凳，在灯光照不到的廊檐下，对着大雨倾注的空庭，一个人呆呆地想了半天。他要想想今天的印象。”“李小龙回想着鬼火，他觉得鬼火很美。”“李小龙看见过鬼火了，他又长大了一岁。”汪曾祺通过诗性的书写和审美精神的灌注，把日常生活的细节、短暂的“遭逢”凝结成为少年生命历程中的美的滋养。小说精心雕镂的生活场景，其实都是少年生命中充盈美学情韵的精神性细节，也蕴含了作家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生命进行审美观照的精神气度。
基于以上所述，如果在创作中，只是按所有细节的原貌复刻现实，那么读者就无法在文学细节里经历高于自身道德的、伦理的生活，无法理解高于自身的信念，无法产生对于富有伦理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生活的憧憬。
从细节中见出作家对社会历史和时代生活变化作出的精神反映和思想回应
优秀的文学细节不是随机选择的产物，而是蕴藏着作者的精神旨趣和文化态度。细节之中见精神，见出的是作家对社会历史和时代生活的变化作出的精神反映和思想回应。鲁迅的《在酒楼上》将吕纬甫与“我”置于酒楼这么一个封闭空间展开精神互动和思想对话。小说叙事简洁，却有几处细节性“闲笔”给了楼下的废园——这是参与精神对话的第三个角色。园中“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景物的细节透露出自我灵魂陈述者和审判者内在的精神强度。“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在明暗之间，“走下去”是先行者的必然选择。
细节并非“小事”，而是关乎“大道”，关乎作家的境界，也关乎作家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不同作家细节书写的差异，固然可从“技”“艺”之辨的层面予以解释，但细节背后的精神深度、精神境界、思想逻辑或许提供了更为根本的理解之道。细节的提炼、创造就是艺术转换的必要“工序”，作家的艺术境界与精神境界内在相通。
一般来说，细节构成整体，但另一方面，可以说细节蕴含整体。细节从来不是情节的零件，在艺术上和意义上都是“生命体”，本身就是微小的“精神结构”，与作品的整体精神系统相关联。德国学者阿多诺就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谈过细节和整体的关系。他说：“在贝多芬和其他的优秀严肃音乐中，细节实际上蕴含着整体，并导致对整体的诠释。”而在流行音乐中，“这种联系纯粹是偶然的，细节与整体没有关联，整体是作为外在框架呈现出来的。”文学中的细节也应如严肃音乐。
作家必须鼓起勇气，从狭隘的唯我主义精神密室中走出来，从某个细节可以在作品中进行互换的慵懒写作习惯中摆脱出来，从把遵循流行套路的标准化细节当作个性风格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向内和向外接通一个纵贯“天道”“世道”“人道”的精神视野。在当下，绝对特殊、独占性的个人经验越来越少见。在这种现实面前，如果对被流行观念驯化了的经验话语和细节书写缺少审视与警觉，那么，执着于复述停留在生活表象的个人经验只会造成精神和艺术上的双重平庸。要把对个人经验的精细表述转换为“精神”的生产过程。写作者理当培养精神上的感知力，勘探生活细节背后的心灵悸动，对经验性的细节进行科学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富有精神能量、饱含精神感受力的文学细节，能真正把每个人还原为独一无二的、不可替换的存在，能有效克服“二手经验”写作的弊端，能从容应对具备强大情节模式与故事形式重组能力的人工智能写作带来的挑战。
（作者：叶李，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