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子桥畔》：以文字搭建的一座桥
一切都缘起于那座桥。
潮州乃著名的侨乡。早在成为侨乡之前，那里最著名的人物是韩愈，就是那个写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韩愈。虽说从头至尾，韩愈只在潮州当了八个月的刺史，但“风行草偃，仅用八个月的时间便使潮州山水改姓”。至今，已过千年，韩愈祭鳄之地叫做韩埔，渡口叫做韩渡，江与山也分别被称作韩江韩山。广济桥也因韩愈之故得名湘子桥，也姓了韩。
在韩愈离去五百年之后，南宋乾道六年（1170），福州人曾汪以“知潮州军州事”之官衔走马上任，“彼时，曾汪已年逾花甲，算步入老年了。但这个读书人的内心有一个高蹈之标：像韩愈一样，为官一任，即使不能望韩愈之项背，也至少要为老百姓谋划一件实事。”百姓官员齐心协力，先是前无古人的“抛石砌洲”，同时还要“打造新船”，“石洲建成之日，江之东、西新造的八十六艘船驰来，与石洲相连，船船相扣；船与船相连处，再以木板相接，如履平地，通途在前。如此，昔日水流湍急、暗伏凶险之天堑，陡然变为通途。”
所有人心中的那个伴水而生因桥而成的梦，就这样鲜活灵动跃然纸上落地生根——“曾汪建桥之举，重新定义了‘桥’：为生民长远计，心存百姓之苦，道在其身，自有天助。”
“在曾汪离任之后的五十七年中，先后有九位州官主持，在韩江之上，湘子桥畔，承前启后，赓续造桥，生动诠释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一中华文化之精粹。”正是因为这样的薪尽火传赓续不绝，借助汪泉之笔，我们清晰异常地看见，这座桥身和水面之上层层叠叠的面孔和绵延无尽的脚印。
红是中国红。船是中国船。“自从一抹偶然的红色涂在船头，便如一束潮人生存的希望被点燃，尽管下南洋之路凶险重重，大船却承载着黎民百姓的梦想，一艘船牵绊着另一艘船，美美与共；红头船主定舵驶过七洲洋，像一束束在海面上燃烧的焰火，将中国文化大规模输出。”红头船挤挤挨挨，那情景活像是“大海着火了！”
一片火红之中，又走出一位少年，“名叫吴阿梅，他家住在潮阳，是自愿加入刷漆行业的一位——按照如今的说法，叫‘志愿者’，此后，他以自己的奉献精神赢得了红头船主的青睐，让他搭着红头船出海，再后来，他成了‘水客’。”
“少年”作为一种意象，在书中出现非止一次，原本似乎应该满是沉重的岁月更迭历史演进的叙事讲述，由此显得鲜活灵动，且预留伏笔自带悬念。
修桥也好，造船也罢，人们的初衷就是要从这里到那里——从苦难的此岸到达光明的彼岸。红头船最初承载的正是这样的期冀和盼望，船主们驾船出海、水手们搏风击浪、“过番”之客趋之若鹜，为的不都是摆脱苦难和贫穷，让家人有个温饱富足的好日子么？书中透露，据相关史料记载，从1782年到1886年，潮人乘红头船出国谋生者，累计达150多万人。在这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中，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从小到大由大而强，搞贸易、开钱庄、设银行乃至最终富可敌国的成功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奋力挣扎却只能勉强糊口，同时还要惦念远在家乡的家人。
如果说和平时期的“侨批像雁阵一般，在亲情和家国的脉管里迂回往返”，那么，在抗战时期，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则如一盏油灯，烛照着抗日的正义力量。这是在出钱出力。还有以实际行动回国投身抗战的众多潮汕儿女呢？这里边有被称为潮籍左联作家的“双子星座”的诗人洪灵菲、戴平万、也有新四军中的华侨诗人陈子谷等人。还有华侨出身，抗战时秉承着“天空在上、祖国在上”的理念，投身军旅，与日寇鏖战长空最终壮烈牺牲的以丁寿康为代表的16位潮汕籍航空烈士。“一个苏醒的灵魂点燃了另一个灵魂。一众潮音点燃了家邦的灵魂，正如一艘船横陈韩江，唤来另一艘船并肩而渡，船船相拥，便是桥。”
一桩桩故事，一个个人物用青春用时光也用生命演绎出的就是一部厚厚重重的潮汕一带的奋斗史、发展史、经济史、文化史、移民史。
一本《湘子桥畔》，就是一座作者凭借着内心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深远的文化视野以及坚定的文化担当，辅之以翔实的史料、优美的文笔，精心构建而成的囊括了潮州之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造型别致的桥，以此摆渡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