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当代文学中的经济问题
DNA承载的遗传记忆可以追溯到数十亿年前，但每个人的经验记忆往往只有数十年之短。
因此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但对于个体来说，世界和人生永远有无数未知。
文学研究也同样徘徊在这样的新旧之间。
对于文学本身来说，没什么故事见所未见，没什么意绪闻所未闻。
但对于新一代学人来说，那些老问题的谜底可能只藏在前人的经验当中，那些曾诉诸文字的回答也在语境的变迁中湮没无闻。
因此一切来源于体验和学理深处的问题，所有结合代际经验与文化语境的言说，都崭新且充满意义。
这就是本栏目开设的动机，相信新一代学人那些真诚的阐释会变成敏锐的洞见，为文学和文化做下新的注脚。
栏目的第一期讨论“钱的故事”，这正是一个徘徊在新旧之间的重要话题。
往近说，2024年初影视剧《繁花》之风靡大江南北，固然离不开其文学品质、制作水准、沪上风情——但更重要的大概是剧中的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那烈火烹油又危机四伏的金融市场，和2024年的观众们身处的现实形成了巧妙也稍显意外的互文关系。
金宇澄、王家卫们才华横溢，胡歌、辛芷蕾们顾盼生姿，但在观众眼里，这些前面都要加上一个重要限定，即他们演绎的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钱的故事”。《繁花》之前还有《漫长的季节》与“东北文艺复兴”，还有《狂飙》等等，如果熟悉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关乎“钱的故事”。
钞票，让人悲伤又苦恼。
钱哪，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
这两句话出自迟志强的《钞票》，一首几十年前风靡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它与此前此后的无数文艺作品一样，表达着文学艺术对金钱与人性的朴素批判。然而一旦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文学史和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过于直露或过于简单的道德判断就都不再合适。人们对钱的向往或憎恨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对它的系统性解释则道阻且长。
“钱”对于作家、作品、出版、读者到底意味着什么？文学研究又应该如何从“经济”的角度对文学形成理解？从历史与生产机制、当下与叙事方法、未来与创作空间这三个角度，本期栏目石岸书、吕彦霖、张维阳三位学人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石岸书的《三杰闯关》将我们带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在人们对80年代文学史的理解中暗藏着经济层面的矛盾性。一方面，人们常说80年代是个文学的时代，似乎所有人都在读书，老照片里路灯下面都是捧着书席地而坐的年轻人，连那些今天看来相当难读的西方哲学译本也能卖到脱销。但另一方面文学的日子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在出版社刚刚开始自负盈亏时，无论出版社还是作家都面对巨大的未知，承受巨大的压力。石岸书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来自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如何用各不相同的方式走出了成功的路，拉开了文学与市场交融又纠缠的大幕，此是为“三杰闯关”。
“新东北作家群”是近些年文学研究界的热点概念。究其原因，作家的才华和创造力固然重要，曾经济发展放缓、大批工人下岗的东北所蕴藏的巨大文学潜力恐怕更加重要。说到这里，“钱”或者说经济问题与文学的关系就不言而喻了，吕彦霖的《领受与自渡——“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经济问题》通过大量文本细读深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小说内部，在叙事层面分析了这些让人又爱又恨的经济问题，究竟如何细致入微地影响了小说的形象塑造、空间叙事、故事走向。
从新文化运动到左翼文学，从延安文艺到十七年文学，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无论如何从文学性角度评价文学史的流变，时代发展大势、国家战略方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都无法忽视。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家在“乡村振兴”层面的巨大投入与乡村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学书写必然不能也不应该缺席。即便我们不去看那数目众多的文学扶持项目，也应该明白某种程度上“钱”流向的地方，往往就是故事诞生的地方。然而问题不仅在于“写不写”，更在于“怎么写”，传统的叙事方式、文学手段在这一新领域的效果，似乎与理想状态仍有不小差距。从这个意义上看，张维阳的《必要与限度：论经济叙事与乡村振兴主题》关乎当代文学的未来——这未来并非沧海桑田、星辰大海，而是如同“明天”般迫近的未来。作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详细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单纯的分析，作者更结合近些年一些相关题材作品中的优秀之处，试图摸索出那条通向未来的文学道路。
格非的长篇小说《登春台》写过一个神秘的“上流人物”桑钦，作者形容他是看过这个世界底牌的人。这个比喻相当精妙，针对“当代文学中的经济问题”，三位学人都做出了相当细致、扎实的阐释，然而其中恐怕也必然有仍未触及的“底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当代文学史中，必然还存在着“抽屉文学”“潜在写作”这样近乎与“钱”绝缘的创作行为，以及更多与经济问题有着摇摆、飘忽关系的文本与创作现象，希望本期栏目只是一个开始，能吸引更多方家就这样一个充满深度与复杂性的话题展开讨论。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