宥予：贫乏的城市
如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城市的贫乏，城市的贫乏正在侵占生命，城市的声音正在掩盖所有声音。得出这份结论，并非我对乡村有任何好感，我是说，城市和乡村一样贫乏。
永久牌自行车，大风吹白的土路，收割玉米后土地上的秋天，一九九四年。再向父亲询问路过的村庄，他开始说不出名字了，自行车后座的铁架子已经变成刀刃，于是我模仿另一辆自行车上大我两岁的男孩，倒坐，后脑勺枕住父亲的背。二十公里，出生后的四年间，最近的城市始终和我保持不变的距离，现在，肌肉的涌动传入头骨，秋日的平原向后流淌，距离的变动让过去的时间不再可信，尚未抵达的城市带给我纯粹的喜悦，在那里，正在吸引我的不是此行的原因——外地来的马戏团和抽奖活动，而是类似人类过去对月亮的想象。
城市以柏油路和逐渐变多的两层楼靠近我，入城后的几百米比前面的几十里更加漫长。白色长条瓷砖，水泥砂浆，倦怠的冬青树，尘土覆盖的柏油路，灰扑扑的缓慢行人，城市容我置身其中，来抵达我。喇叭里的声音飘过来失了真，轻微的眩晕发酵，一团团打进脑袋，人对那声音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产生一种彼岸的渴望。很快，声音终于变成人群、舞台、摊位，一排排自行车低眉垂首于枯叶覆盖的林间空地，像等待的队伍。我对下车产生轻微畏惧，或许是腿麻的原因，脚踩在地面如同强烈的紫外线，声音一层层收割耳膜，父亲和同村男人一起向自行车看守者讨价还价，我努力保持站立，突然感到黯然。
最多人的地方，粘蝇板般粘住我们。所有人都着了火，簇拥红色舞台，汽车洁白的反光令人患上雪盲症。寸头男人手持话筒如同鼓风机，很快，大人们搞懂规则，两块钱，你的手伸进箱子，摸出一个纸团，换取一份拥有白色汽车的可能。当然，还有电视、洗衣机、自行车，以及不值钱的小玩意。
在那时，村里家庭年收入不过几百元，两块钱不是小数目，对于这类蛊惑人的把戏，两个大人也有所判断，但他们依然愿意接受这种诱惑。与得到一辆汽车相比，得到一辆汽车的诱惑更加诱人，他们甚至担心起没有驾照的事。父亲上前摸出两个纸团，回到我们身边，幻想带来的紧张让他打开纸条的动作显得很慢，然后他骂脏话、叹气，决意不再买了。这时候人群中有人高呼中奖了，主持人确认了他的纸条，宣布奖品是一辆自行车。这份好运通过主持人的麦克风，变成向外膨胀的沼泽，陷住准备脱离的人们。望着骑新自行车离去的男人，两个大人讨论他是不是“托儿”的问题，然后心甘情愿再掏六块钱。只剩下最后一个纸团时，父亲交到我手中，试图从我身上得到幸运之神的偏爱。我在那时升起雄心，在几双眼睛的注视下，决意在手心缓缓摊开一辆汽车。“又是个无。”父亲唉声叹气，脸上的失落如同被贪婪收割后的骷髅，然后回答我的困惑，“不是五个的五，无就是没有”。但我依然不能理解“五”和“无”的区别，直到后来上了小学，才真正认识这个字。
一种贫穷附带的清醒终于攒足力气，缓慢地推我们离开。我们遇见铁的围栏，和巨大的绿帆布蒙古包。十米外，门帘未合拢的缝隙溢出迪斯科舞曲，几个不愿花钱的男人手扶入口处的栏杆，试图从音乐声中看见不穿衣服的身体，收门票的男人告诉我们十元一位。
“跳舞的女的都光着腚。”大人跟我和另一个男孩解释。
两个大人和其他人一样，在门口犹豫一阵，期盼进出的人短暂掀起门帘。最后他们没有进去，我不确定阻止他们的，是两个不宜观看的小孩无法安置，还是十块钱。我们在湖边漫步，形形色色的摊子围拢，我们看了喷火、脚踩碎玻璃、胸口碎大石、红缨枪刺喉和滚钉板，在套圈、射气球和弓箭摊旁，干瘪的钱包让我们愿意为别人的喜悦大声叫好。但消费的气息仍旧灌得父亲醺醺然，兴奋地许给我两块钱的零食额度。但在那时，眼前闪现抖动的红色颚垂，所有的脸因兴奋而显得肮脏，所有的屁股都磨损、褪色，随摆动的大腿隆起麻木的褶皱，我陷入在成年肉体丛林中一个孩子的孤独。所有曾经诱惑我的零食，全都失效，其他小孩流着口水大嚼特嚼，令我恶心并且厌倦，只试图抱住父亲的膝关节。每一个吃东西的孩子都激起父亲的慈心，问我想不想吃。我只是摇头。很快，这两块钱变成我和他的压力，他必须借由满足我来安抚他内心想要满足我的冲动。最终，他不得不按照同行小男孩的选择买了两样，并对未花完的预算耿耿于怀。
回去的路上，热闹的余波令人疲倦，等待耕作的平原回荡无边静默的音乐，我疼痛的屁股如同城市破灭的孤独，有对城市含混不清的巨大想象落到实处后的失望。城市是无聊的贪欲和肉欲混合体。
或许一九九四年一个平原深处的小县城不足以成为城市有说服力的代表，但这份孤独永久地留了下来，在上海和广州生活很多年后，当我在觥筹交错之中，在最热闹的人群里，在利益的诱惑下，在对目光和荣誉生出渴求时，手心的纸团总会缓缓摊开，露出皱巴巴的手写的“无”。
检索城市，可以得到以下解释：
城市、都市、城、市或都，是指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等机能分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中有楼房、街道和公园等基础建设。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即所谓“建制市”）可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
一般而言，城市会有较完善的公共卫生设备、公用事业、土地规划、住宅及运输系统。密集的开发方便人们的互动，也便于商业活动的进行。大都市一般会有对应的郊区及卧城。大都市一般也都有其市区，许多人住在郊区，每天通勤到市区上班。若一个城市已扩展到与其他城市接壤，此一区域就会形成集合城市。
可当我们想起城市，不会出现上面枯燥的内容，我们想起的城市是我们对城市稍显模糊的想象。当我们说起城市，说的是每个人的想象参与其中构建的想象共同体。
如今，我们对城市的想象已经变成一种污染，越来越符合我对城市的第一印象，无聊的贪欲和肉欲混合体。正像人们在城市中想象一个桃花源式的乡村。事实上，正在城市和即将走进城市的人们，对城市的期待也是一个都市景观想象式的城市：它永远先进、便利、五彩缤纷，依赖物质的富足解决人所有的问题，寻找和制造精神偶像用来解释自我的虚弱和空洞。
深陷其中，我们对生活和生命的想象，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人们期待的只是一种满足都市景观想象的生活方式，而以为自己更有追求的人，所寻找的也无非是可以暂时寄身的浮木。更普遍的群体还没有从精神上做好人人平等的准备，在这份都市景观想象式生活中，期许的东西并未真正超脱旧有生活方式的想象。假如人们试图从都市景观想象式生活中找到一种新的人的尊严，总会受挫，因为生活方式本身并不天然提供尊严。
人们总是很难分清，此时感受到的精神需求，到底是确立自我的真正需要，还是符合外界期待的错觉。说到底，此时令人们无法安宁的东西，并不会随着对都市景观想象的追求而消失。对很多人而言，此刻是另一个时刻的垫脚石，此时的生活中所经受的一切，是为另一个时刻所谓更好的生活存在的，是一种合理的代价。可事实上，假如人们不能直面真正令自己无法安宁的部分，就并不存在一种真正更好的生活，此时让人无法从容的地方，不会有另一个地方让人更加从容，此时痛苦忍受的处境，不会有另一个不痛苦的处境。
如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并不真正期待桃花源，对所谓田园生活的想象，只是对都市景观的一份娇嗔，提供一种并不存在的虚假的退路，让置身其中的城市的贫乏变得更好忍受，使得城市运转带来的损耗成为可以宽容对待的烦恼。多数人追求的是一种消费者式的自由，并不期待甚至畏惧一种更广阔的自由。在物质诱惑和恐惧的双重作用下，追逐一个影子，于是除了这种生活，城市不再给人提供立足之地，而促使我们投身其中的欲望和恐惧，越来越难以分清其因果关系。
索尔·贝娄的一份讲稿提到：
乏味的契约精神光照之下的形象，产生于当代世界观：我们把消费者、公务员、足球迷、情侣、看电视人写进书中。契约精神光照之下他们的生存徒具形骸。还有另一种人生，来自持续的自我意识，拒绝那种光照塑形的虚假生活——即为我们定制的活着的死亡。它是虚假的，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从未放弃对它进行支离破碎的秘密抵制，因为那种抵制产生于持续的直觉感受。也许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现实，但也无法容忍太多的非现实、太多对真实的滥用。
但这种几十年前的契约光照之下的形象，从来无法概括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不过我愿意相信，始终有人在支离破碎地秘密抵制，发现一切都不对，一切都没有意义，都市景观想象式的生活，提供的只是一种生存经验上的不同，并未带来本质的变化。然而，这种支离破碎的秘密抵制也越来越功利化和目的化，如今人们并不真愿意抵制它们，不过是一种用以自我麻醉的娇嗔。人们半推半就地接受并享受了一切，然后保持一种轻微反对的姿态，从中收获一份价值感，假装对自我存在的确认。自诩清醒的人们用这种方式完成和它的合谋，假装在清醒和抵制中得到一个更有意义的自我，事实上正在顺应并享受它的存在。因为我们的自我，只是城市贫乏的投影。
活在这种贫乏里，没有一种从容的生活，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都要满足这种贫乏。都市想象式的生活只要求我们生产和消耗，不需要我们的创造性。
只要我们醒着，时时刻刻依赖于感官接收信息，产生意识的创造物，在这一点上，大家没有不同。这种速朽的创造物并非真正的创造，城市的贫乏对我们真正的期待是，在席卷、冲刷和吞噬我们的速朽创造物的过程中，成为一团即时生成而又即时湮灭的速朽创造物的载体，消耗生命力。
满足都市景观想象的生活方式正在给人暗示，所有速朽创造物已经提供给人所需的一切，足以时刻填满我们，人们无须再发现、确认并确立自我。当我们浏览文字、文章、图片、短视频，当我们参与社交，追逐名利，攀附话语权，树立热闹的精神偶像，它们生产速朽的创造物。愉悦、悲痛、羡慕、嫉妒、愤怒、仇恨、感动、伤心、暖心、爱意、成就感等等，给人丰富的获得感，获得感而非获得，允许我们在城市的贫乏下获得肉体和精神饱满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区分获得感和获得？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忍受枯燥、无聊、徒劳、无望，在所有速朽创造物中，打捞出足以建造精神自我的材质，来确认并确立真正的自我？
如今，我们不会追问“我是谁”了，人们只把这个问题当成玩笑。可事实上，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我们只在减脂的时候才体会到饥饿是什么感觉，我们的需求好像都能通过一个清晰的途径被满足，我们永远能找到足够的刺激，我们淹没在繁多的知识获得感中，我们轻易就会丢失自我。问出这个问题，不是要一个确切的答案，而在问题本身是在无序混乱的精神现实中保留一个灯塔。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面对的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勇气问题。
在这之前，一个必要的反问是，难道我们过去以及正在经历的城市的一切，都需要被否定，都毫无意义吗？那么真正的生活在哪里，真正的城市在哪里？
这并非我的结论。我们已经和城市互为因果，我们提供城市，城市提供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和城市建立真正契合的关系，而不是被一个聚合体怪物吞噬，关键在于，我们允许城市和自我怎样互相塑造，我们到底能不能为自我负责，我们要对周围的环境妥协到哪种程度。
这要求我们跳出有限的视野，直面欲望和恐惧，不逃避痛苦，超越阶级、身份与成就，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重新对待曾经有限视野提供的一切，发现一个如此真实、虚幻的世界外仍然存在无数个世界。然后回过头来，重新看到原来的一切，透过所有灯光秀的部分，再次确立精神上的自我，在个体所处的空间里，创造一种超越空间的空间，反过来让外界空间变成一种有益的补充。
然而，不得不问出一个悲观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如此具体、沉重、清晰、无孔不入，靠我们的决心、勇气和毅力，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吗？深陷其中，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摆脱无数难以察觉的陷阱带来的巨大惯性？这是我们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我看过一段对话：
“请问一下还在招人吗？”
“嗯嗯。”
“好的，那上班时间是多久啊？”
“早班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半，晚班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半，没客人可提前一小时下班。上班内容是收银、打扫卫生、摆球，工作轻松。”
“请问一个月大概休息几天呢？”
“没有休息，两班倒。”
在我看来，对话中的求职者，与真正自我的距离比那些沉浸在物质极大满足中的人更近。可是，当一个人正处于对话中求职者的境遇时，应该如何告诉他跳出身处的现实，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上，发现并确立自我？
假使站在这位求职者面前，我可能要告诉他，不要被期待中的美好生活压垮，理想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对事物的理解、生命中重要的部分，都不相同，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平等。当然这不是讲处于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人都得到了同样的公平，是说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爱与感受、情感和体会、人格与尊严，全都是平等的；并不因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公或者辛苦程度的不同，就可以说某一种生活方式一定优于另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在一个人在生活中面临这样具体的问题时，告诉对方上面这段话，不是让对方啐我的脸吗？
面对这种情况，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不管是对个体力量抱以浪漫化的相信，还是单纯抱以怜悯之心，似乎都存在一份令人无地自容的傲慢。
站在局外对他抱以浪漫化的期待，相信他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去展开他的人生，并获得生活的意义，而无视外界可能施加在他精神上的切切实实的痛苦，难道不轻浮吗？
在他用尽全力承受无孔不入的一切，挣扎着寻找生活的可能性时，一份局外的怜悯只是满足我的恻隐之心，缓解我良知的压力，这难道不可笑吗？
或许最好的选择是保持冷漠，大喊个人要对自我负全部的责任，对个体力量抱以不切实际的强力期待，就像这个世界一直对待他的样子。
还有另一条路吗？
或许我能以文学的名义，安抚自己作为旁观者的无力和尴尬，借文学的眼睛，不轻视我们的日子，直面当下的每一份热情与不堪，一层一层撕开，然后看到许多东西下面那种不确定、不可信、暧昧与混乱。进一步从所有撕掉的东西，甚至类似一层包装纸般的存在里，重新发现人的主动性和人的意志；然后靠这份主动性和意志的抚慰，寻找在这个一直无聊的世界上确立自我的道路。
然而这一切真的可信吗？是否文学说到底只是部分人自我欺骗自我娱乐的游戏？只是一些人对文字和精神的自我迷恋？
当我们在城市的贫乏中，看到某种结构或者人的问题，轻率地套上过去伟大作品提供的洞察，断言这是卡夫卡式的问题，这是存在主义问题，这是人性永恒的问题，是不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自信，损失掉了更多需要去发现和呈现的丰富性？而我们又如何说服自己，我们确实捕捉到了它们，而不只是自我臆断？
的确，所有人共同承担时代的重量，可事实上，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承担更多时代的重量。就整体而言，世界越来越进入一种目前暂时无法把握、无法定义、无法命名的新形态。如何在这种新的趋势里，重新发现人的价值、重新确立人的尊严，文学尤其是城市文学，是否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或许我们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文学不是要找一条路，文学也不带有某种天生使命，而是发现我们身处的现实状态和精神空间内蕴含的无数文学性的可能，在对文学的践行中，探索和发现可能性中天然的意志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