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张伟栋：如何读一首诗
我的批评观
如何读一首诗？
张伟栋
在一次课程之后，我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读一首诗？那时我初来乍到，刚登上讲台不久，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夏天的忧郁与永恒，空气中热浪无数次将我融化并使心神恍惚于明灭之际，辗转于荒谬与真实之陡峭。我随口回答说，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读。很多年之后，我并不记得是谁这样发问，以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焦灼与困惑，不管怎样，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回答实在是毫无意义。有人说，把诗当作诗来读，或者像某某某一样读诗，现成的答案比比皆是，其实同样没有意义。如何读一首诗，难道不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问题吗？尤其是在诗之真理失落的时代，我后来意识到，一个人除非清楚并思考诗在这个时代的困境，否则无论怎样作答都难免沦为空谈。或者说，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比诗更为艰难的事情，小说、艺术甚至哲学都还不能体验到这种艰难，这种艰难在于诗之真理的晦暗不明，此种晦暗中，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我们今天实际上都无法领会这一问题了，乃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分外敌视这一问题，且拥有无数浅薄空洞却误以为真的答案。
事实上，我的诗歌研究一直是在这样困境中去探究当代诗的处境，追寻并试图想象一种历史诗学，来构建并恢复诗与历史的普遍性关联，这也是当代诗今日的艰难境况所提出新的诗学问题，即一种普遍诗学的构想，这是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的一个梦想，催促着诗歌的自我革新。从目前的状况，此种困境可以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在贫困时代里诗歌何用？”而不是著名的海德格尔式的“诗人何为？”今天的诗歌如果不能对这个古老的问题做出确实思考，将无法逾越自身障碍。如此来说，“诗歌何用？”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根本之处在于，它着眼于当下的历史境遇而发问，评估当代诗的首要问题乃是“诗歌何用？”因为这一问题最能够暴露出当代诗在语言、审美、历史与真理等方面的困境，也最能够暴露出当代诗人之间的歧路与论争。
在自我的困境中，如何读一首诗？正如斯蒂文斯所言：“所有伟大的事物都被否定，我们生活在一种新的和本地的神话的错综纷乱之中，政治的，经济的，诗歌的，为一种更为巨大的不连贯性所肯定。与此相伴随的是一切权威的缺失，除了暴力，实施中的或是即将到来的暴力。”诗在这个时代的困境，难道不就是自我的困境？一个不寻求超越的自我，一个功利的、锱铢必较、铁了心与现实讨价还价的自我，如何能与诗产生共振？我自己读诗经验是，一首我喜欢的诗会以神奇的节奏向我展示语言的无尽与浩瀚，同时一股热流向我心口汩汩注入，令人按捺不住地喜悦，庆幸并感慨这样的诗人和作品存在，这样的诗人和作品也会以他们自身的力量改变我的语言和感受，大多时候都是如此。但这还并不够。
21世纪以来，三个诗学命题携带着历史势能摆在当代诗面前：公共性、古典性与技术性，召唤着一种未来诗学的出现，从书写的诗转向行动的诗。这无论是对诗歌写作还是研究都提出了挑战，旧有的诗歌范式和研究方法以及诗歌观念显示出颓势，难以应对时代的变局。所谓公共性，是在普遍诗学的意义上重建诗与时代，诗与共同体的关联；古典性则要求实现现代汉语诗歌的本己性，而不仅仅是对古典诗学资源的挪用；技术性回应的是今日之智能时代所给出的历史性。三个命题也凸显出当代诗的危机与困境。那么，如何读一首诗？这意味着我们在期待一种新的诗学，帮助我们回应历史的急难与现实的急迫，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和诗学的使命，唯有如此且别无他途。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有关伟栋的一点感言
程光炜
大概是2006年秋季，哈尔滨的诗人张曙光致信于我，介绍张伟栋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次年考取，开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通过曙光寄赠的小诗刊《剃须刀》，才知道伟栋已是这家杂志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据张曙光回忆，他2004年与文乾义、朱永良、桑克等创办诗刊《剃须刀》，可见伟栋是后吸收的成员。2010年伟栋拿到博士学位，由我介绍到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记得那天他走下飞机时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感叹说：“海口真热啊！”此后的日子里，接收他的毕光明教授待他不薄，我想伟栋应该是一直记得的。眼看，这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那个时候，我对诗和诗歌批评，已不像年轻时那么热衷，心情上仿佛已比较淡漠，认为钻研于此道，对做“学问”是一个不小的阻碍。在课堂上，记得也警告过在读的一帮与诗歌创作有染的学生。为达到让学生远离诗的目的，我每学期的选题，有意避开诗人及其作品，专以当代小说和思潮为主。伟栋跟他们一样，似乎表面上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金盆洗手，做起了以材料为基础的学术论文。毕业以后，他们先后“旧态复萌”，或继续作诗，或干脆兼做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反正山高皇帝远，学生们自谋生路，我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读书期间，我只在课堂上见到他，他似乎也是独来独往。我跟学生，除了上课和交流研究心得，一向没有个人的来往。只是偶尔听人说，他与在京的诗人臧棣、西渡和姜涛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交际。我刚开始还担忧，一个思维跳跃、经常有奇异神秘幻想的诗人，怎么能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可很快，伟栋没有让我失望，他在讨论课上思维清晰、深入的发言，显示出不逊于他人的哲学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时候才知道，他此前有美学出身，连同对诗歌的细腻、敏锐感触力，不仅没有妨碍他进入学术研究轨道，相反，还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特点，后来在别的曾为诗歌从业者的学生身上，都多少反映了出来。
据几个学生最近整理的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文学史课堂论文索引表，伟栋在读期间撰写的论文委实不多，计有《“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足球赛与新的国家想象——刘心武纪实小说〈五·一九长镜头〉解析》等篇，文章给人印象却比较深，比如《足球赛与新的国家想象》。论文利用现有材料，结合刘心武这篇“纪实小说”，复原了20世纪80年代初那场发生在北京、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球迷事件”的始末，作者没有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提炼出了这个国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难得的历史瞬间，以及有价值的问题。通过此文，显示了张伟栋在学术研究上“功夫在诗外”，一种异于常人的思想深度。在我印象里，他是那种不是每篇文章都精彩，却总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中青年学者。比如，获得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技艺的历史性——论新诗开端处的闻一多》一文。关于中国新诗的发端，研究界已有丰富的基础材料展示，也有诸多精彩的分析结论，应该不算新问题。然而，伟栋能独辟蹊径，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关于新诗开端或起点的问题，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开端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概念，而是一个含义复杂的历史性概念。这就是说，对开端的确认，是从其所造成的结果而得知的。”他在引用别人观点的基础上，对胡适《尝试集》、闻一多历史意识和诗歌评论等不同方面，以理论穿透的方式，对这一旧问题展开了十分新颖的讨论。他得出的结论是，新诗的发端并不都是“观念”造成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技艺的进步”，如果没有这种技艺的创新，所谓的“发端”，也不过仅仅是对旧诗的改造过程，而并非是真正的诗歌革命。这篇文章的好处，在于它的理论剖析，而非以材料见长，虽然强制性的理论介入，会让人留下比较主观的印象，然而它所开辟的“问题意识”，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正如我在一篇旧文中所说，选择《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作为伟栋的博士论文题目，原因自然是李泽厚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领域第一人的影响力，他对那十年两代学者都有至深的影响和启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80年代兴起有多种历史和学术脉络，但无疑李泽厚的影响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不是一个秘密。考虑到伟栋是美学出身，让他做这个题目显然比较合适。这个题目有两个主体：一是李泽厚，伟栋可能有比较的叙述空间；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方面的直接材料并不很多，尤其是将它与李泽厚建立起历史关联的时候，相关材料并不是十分充足和令人信服的。怎么把这两个主体的关系建立起来，建立它们的历史关联性，是这篇博士论文最为困难，也是最容易写出光彩的地方。据我观察，该书的第一、第二章完全发挥了作者的学术储备和研究能力，第四章的某些部分也有不少新见。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前两章，就知道了李泽厚为什么值得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深刻洞见，已经在伟栋的观察和与他的对话中展现出来。论文外审的时候，有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分别致电给我，猜想是我学生的论文，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伟栋的导师，我自然分享了他的成绩和学界的好评，为他的努力由衷地感到高兴。
近年来，伟栋俨然已是诗歌批评和研究界引人注目的人物。这次他决定南迁，到新的学校发挥自己专长，开出一片新天地，起初我并不十分理解。后来，便渐渐觉得这对他也许是一次地域解脱后的新腾跃，毕竟他刚过40岁的年龄，人生还处于壮年，诗歌批评和研究也正入佳境。我祝他好运。
2024年1月19日于北京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4期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