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陈涛：我对文学批评的几点看法
我的批评观
我对文学批评的几点看法
陈 涛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作家协会，一晃近20年。由于工作关系与个人兴趣，陆续写了一些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性文字，有些为有感所发，有些实为各种原因下的硬写。工作后也曾立志投身学术，但在考取博士，并完成博士论文后，反倒离学术之路越来越远。基层的挂职生活，让我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于是决定随心而写，结果评论文章数量愈发见少。一方面是惰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经常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非易事。文分三品，上品最难，多数人停留且徘徊于中下。文学批评不应只是书斋之事，其透映着对文学的认知。文学首要特点在于“大”，它面向一切，在无限敞开中与所书写之物相融相汇。所以，深入生活，不只是对作家的要求，这同样适合于文学批评者。多年来，文学在欣欣向荣的景致背后，存在着愈发固化、僵化、窄化的倾向，作者、编者、评论者、推介者构建的文学生态中读者一环的长期缺席，进而将文学推向“自娱自乐”的境地，如何看待今日之文学，如何破解文学发展之困境，文学批评要做的事还很多。
当下，“破圈”是热词，其背后是不得不“破”的无奈与重塑文学尊严的期待。文学的“破圈”，首先在于文学思维的“破圈”，而“破圈”之首要在于真正重建文学与时代之血肉般的关联。我们究竟有多了解身处的时代，我们是否有能力、意愿与勇气去找到个体与时代的路径并进而描摹？对文学批评者而言，当我们将上述话语讲给作家听，甚至批评他们与时代脱节，其作品读者不爱读、读不懂时，我们是否也在既努力投身生活，对生活有见地，又能跳出生活，甚至站在文学之外，看待我们所从事的文学。
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文学批评者的专利。近些年我所听及关于文学和作家作品的精辟论点，竟然更多来自文学圈之外。这让我抗拒、沮丧的同时，更多是警醒。对文学生活，而非生活的沉迷，在文学内部自赏般就文学谈文学，以及在现实与时代的大潮中过度关注文学“为人生”的向度，而将“为艺术”有意无意地遮蔽，这些都是警醒。
文学批评与创作的互相关联与彼此独立同样重要，无高低之分，无依附之论。大多数文学经典的产生，有作家的心血，也离不开批评家的参与，二者不可缺一，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一次次的解读、重读以及“误读”的过程中，文学作品得以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光芒。文学批评者如何更有效参与其中，则离不开对生活的体悟、阅读的广泛、敏锐的共情、精准的判断，以及自由的表达。
文学批评，有批有评，评中有批，批中带善。批评的前提是真诚，“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先生讲出批评的本质；批评的方式要有效，文章少一些炫技，少一些看似颇具才华，但读来弯弯绕绕毫无营养的语言，即多讲大家听得懂的话；批评的目的是交流中共同提升，而不是通篇下来只留下一个大大的“好”字。当然，文学批评者还必须有一份雄心，于时代迷雾中，引领、推动着文学的走向与奔涌。或许现在相似的人生成长、学术经历，以及学术规范下，不可避免令文学批评趋于一定的同质化，但若都拥有着真诚与敬畏之心、严谨与深刻之态、理论与现场之融，对文学而言就是好事。怕就怕在不自知的圈子化、人情化，甚至自我矮化。
这些只是自己多年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点滴感受。深刻是谈不上的。虽说的是文学批评，但对文学创作而言亦如是。批评观与创作谈一样，写起来容易，但是真正落到实处总归不易，除了尽力而向，似乎也别无他法。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文学批评的真诚探索者
——读陈涛的文学批评札记
贺绍俊
我认识陈涛多年了，还是有资格来谈谈他的文学批评的。但真要动笔，发现并不好谈。一开始他并不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的。他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中国作协，那时候我只是听到过他的名字，印象中他是一名很踏实很勤奋的年轻干部，干练，灵活，却又不爱声张。他在鲁迅文学院当老师的时候，就和作家学员们相处得特别融洽。真正相识是在他申请去西北贫困地区作驻村书记以后，他负责中国作家网的工作，突然有了很多新的举措，如开展对话、组织论坛，我也在被邀请之列，一来二去便熟了。很快他又拿出了一本书《在群山之间》，这是他去西北农村当驻村书记时的思考果实。这虽然不是一本文学批评的书，但我从中读到了一个真实的陈涛，一个有着文学初心和理想的陈涛。他在西北踏踏实实做着一名驻村干部应该做的事情，他力图把事情做得更好。但他并不掩饰自己在一个新环境里的孤独，他让内心的诗意与孤独对话，从而达到救赎的目的。当我读了这本书，就认定了陈涛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因为他具备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真诚。
我一直认为，真诚是文学批评家必须恪守的批评伦理。文学批评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无论是说好的批评还是说坏的批评，都应该是一种真诚的批评，这样才会使批评具有信服力。所谓真诚就是说对文学批评是抱有真诚的态度，是期待通过文学批评达到弘扬文艺精神目的，是要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传递真善美。因此文学批评尽管它会不留情面地揭露文艺创作中的问题和缺陷，但这种揭露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建设性的。
后来我陆续读到陈涛的文学批评文章，我发现我没有看走眼，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闪烁着真诚的光芒。
若要将陈涛的文学批评进行归类则有些为难。从他的求学经历看，他分明是按照学院派的模子打造的：曾在著名大学研修文学博士，毕业后来到中国作协。文学博士和作家协会，对于一名有志于学院派批评写作的文学批评家来说真是得天独厚的两大有利条件，文学博士的教育经历无疑是在理论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作家协会工作则意味着与文学现场进行近距离的接触，避免了学院派批评容易犯下的不接地气的弊端。但是陈涛并没有选择走学院派批评的路子，这并非他在大学求学时学得不好，因为我从陈涛的批评文本中就能发现他在大学所打下的文学理论基础还是挺扎实的，比如他常常在评论一位作家的作品时，顺便将其置于百年文学史的发展中，与一些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进行比较，是那么地丝滑自然。也就是说，他若要做学院派批评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看来，也许陈涛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优势实在是有些可惜。我最初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当我与陈涛接触得越来越多，读到他的批评文章也越来越多时，我就逐渐理解了陈涛，并对他的选择心生赞赏。因为我发现，陈涛是有自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的，正如相由心生，他的文学批评写作完全遵循于自己的内心理想，并不因为自己具有某些优势便被优势引导着走，也不会因为某种批评流派正处在强势、显赫的势头上便追随而去。这一点恰恰体现出他的真诚本色。
陈涛并没有非常明确地阐述过自己的批评观。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特别想找到陈涛关于文学观和批评观的文字，以此来佐证我对他的判断是准确的，但很遗憾他没有给我提供证词。再想想这也许就是陈涛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默默做事，不爱宣扬。那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做事”的吧——看他如何写文学批评。
陈涛的文学批评显然不会是那种正襟危坐、引经据典的学术论文，他的文字平白晓畅，就像是坐在你的对面与你交谈。他的文学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他基本上是贴着文本所叙内容进行适度的展开，并不像有些批评家那样，他们只要从文本中摘取个别要素当作引子，便海阔天空地纵情发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度阐释。但是我在陈涛的文学批评中几乎很难找到阐释过度的地方。这其实就透露出陈涛在批评观上所坚守的东西。
公正地说，批评就是一种阐释，阐释过度不过度该有什么标准来衡量呢？另外，如果认同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也是一次重新发现，你就会允许文学批评中的过度阐释。从一定意义上说，学院派批评就是一种过度阐释的批评，也正因为过度阐释，学院派批评家才确立起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这应该是学院派批评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在七八十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福克纳还在嘲笑文学批评家的作用“无非是想写句‘吉劳埃（二战期间美国兵的代名词）至此一游’而已”①。由此便可以看出，文学批评在作家们的眼里是无足轻重的。但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内，西方思想理论界的画风大变，思想理论家们纷纷转战于文学批评阵地，他们以文学批评的方式阐发自己崭新的观点，带来了一个理论批评化的世界性潮流，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在他们手下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批评理论化的趋势，奠定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意识。从此，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而成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创造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学院派批评应运而生。中国的学院派批评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如今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从整体上说，学院派批评强调其谱系化，寻求批评的独立意义。毫无疑问，学院派批评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文学批评成为学院派批评的一统江山，因为学院派批评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带有一种形成批评与创作相分离的倾向。这种倾向其实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现场已经很突出了。
陈涛在其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的批评观迥然不同于学院派批评的批评观。学院派批评强调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这显然不是陈涛要强调的，但陈涛并非放弃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而是认为不能因为强调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就可以任意肢解文学文本的整体性。在陈涛的文学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注重要把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他不希望自己对于文本的阐释会伤害到文本的整体性。这就带来他在批评阐释上的一个特点，即他的阐释尽量建立在对于文本复述的基础之上，他在复述文本的过程中展开对文本的阐释，让阐释紧贴着文本。我愿将陈涛的这种阐释方式称为复述式阐释。比如他在评论徐则臣早期的创作时，便是依据小说题材内容将其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徐则臣当下生活经历相关的“城市异乡者”系列，一类是渗进了徐则臣童年、少年、青年阅历的“花街”系列。在对这两类作品的特征分别做了具体分析后，陈涛为了归纳出徐则臣小说中最核心的意义，就专门挑出一篇被评论界所忽略的小说《人间烟火》加以剖析。他对这篇小说的剖析就是典型的复述式阐释方式。陈涛从苏绣因被领导欺辱，手术后导致身体受损复述，及至陈洗河入赘苏家，并抱养一个女儿招娣，一路复述下来，最后，男方终于答应迎娶未婚先孕的招娣，而苏绣与陈洗河夫妇俩便向男方索要了3万元彩礼。陈涛简洁的复述，不仅让读者对小说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且随着他的复述，作者在小说情节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也越来越彰显。在此基础上，陈涛总结道：“我看到了一群被侮辱被损害的老实巴交、勤劳纯朴善良的乡人；看到了乡野的魅性及影响……看到了命运在招娣与苏绣这对母女身上是怎样的巧合、轮回。我看到了许多，而这些最终全都汇聚到一个词：活着。”陈涛进而由此引述了徐则臣更多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作者相同的写作意图：“我们不就是这样活着吗？怀揣着一个个美好的愿景，走向那些躲不开的侮辱、伤害，默默走着，直到终点。”这是十多年以前陈涛写的一篇文学批评，但我发现就是在这篇应该属于他初涉文学批评的试笔之作中，就已经确立了他的复述式阐释的批评思维方式。
复述式阐释充分证明陈涛始终坚持了从文本出发的批评原则。如他评论《白色猛虎》的一篇短文便典型地体现出了复述式阐释的优点。这篇文章以一句“《白色猛虎》是一部充满‘对抗’的作品”开头，仿佛是为全文确定下一个总纲，然后就开始了对作品的复述，而他对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则恰如其分地穿插在复述之中，如他复述了小说开头母亲去机场接儿子的情景后便分析道：“暗示了与母亲之间情感上的初次疏离。”当他对小说全部复述完了之后，文章也就结束了，而读者正是在这个复述过程中与陈涛一起对小说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解读，这种解读不仅细致，而且还透着一种批评家对作家的体贴。陈涛的这种复述式阐释的批评让我们相信他对文本的阐释都来自文本内部，他仿佛是在向人们表示，这些观点本来就藏在文本里面，这不过是他从文本中发现的。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他在批评中很少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这也缘于我们的文学创作很少有惊世骇俗之作），但他的平实、温和的观点能够令人信服，让你觉得这些观点的确是对文本的准确描述。比如陈涛的一篇谈城市文学的文章，他分别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的精神困境以及人物塑造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尽管这三个方面的划分并不是特别有新意，但文章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围绕具体作品进行分析的，其观点的阐发紧扣文本丝丝入扣。比如他在分析小说对城市困境中人性异化与扭曲的描写时，特别提到作家试图从医学层面上寻找拯救的希望，他对一些代表性作品做了扼要的复述，如“《大声朗读》中为了利益，最后连正常人都伪装成了精神病患者，《深白或浅色》中的大夫们因为回扣事件天天猜忌不安，《对面镜子里的床》中的精神病医生被生活的垃圾束缚摧残，连自己都无法拯救”，等等。通过这些小说的复述，我们就能感觉到陈涛对这类城市人形象的概括是非常贴切的，陈涛概括说：“他们是一群面对生活难言轻松的人。从他们的身上，传递出来的是茫然未知的目标与理想。他们有时懂得前方的路，又缺乏坚定的方向与付出。”
我一开始就纠结于陈涛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优越条件不去做学院派批评，其实读了他的文学批评，就明白这种纠结大可不必。陈涛仿佛是一名逆行者，与学院派批评反其道而行之。但常常是逆行者的举动反而让我们更加接近了目标。学院派批评大大提升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理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也有可能把批评引向理论的迷宫之中。陈涛的逆行则是要将批评从理论的迷宫中走出来，回到文学的现场。从这个角度说，陈涛的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且也关乎如何让我们的文学批评生态处于一种平衡和协调的状态之中。
还得说说陈涛对文学的理解。陈涛并没有专门撰文阐明自己的批评观和文学观，但他在一篇批评文章中说道：“判断一部作品的优秀与否，除了看它所呈现的，更要关注它所照亮的部分。”这句话显然意味着，陈涛对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是非常重视的。但还不仅如此，因为在陈涛看来，能够将小说照亮的还有文学性。陈涛也正是在他的文学批评中，极力推崇精神价值和文学性所带来的光芒。如他在评论张楚的小说时，就是从精神价值和文学性这两个层面对张楚的小说进行分析的。有的小说如《良宵》在精神价值层面是“温暖光亮”的；而张楚的“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偏沉重，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多舛”，但陈涛特别看重这类作品中所写的女性形象，她们“追寻属于自己幸福的过程中被侮辱与损害，甚至丢掉性命。可她们的心又多是良善的，有着惯有的女性美德”。陈涛还看到了张楚小说中精神价值与文学性之间所构成的艺术张力。如他指出：“张楚一方面为我们呈现出厚重的生活及其中沉重的命运，但他又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小小物件与象征将整个作品沉郁灰暗的基调予以光亮，从而使得生活与命运之重有了一份轻灵，一种别样的况味。”
陈涛的文学批评固然还有不成熟之处，在他的文字里分明显露出他是以一种探索者的心态行走在文学批评这条不平坦的道路上的，包括他的批评观和文学观，我也能感觉到他仍在不断地完善和修正的过程之中，但难得的是，他有一颗真诚之心，因为真诚，他会将文学批评做得越来越好。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5期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注释】
①崔道怡、朱伟、王春风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1987，第105-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