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艺术与群体意识——评赵大河《噢，是班克斯来了吗？》
《小女孩和红气球》是英国街头艺术家班克斯2003年在英国某商店墙上创作的涂鸦作品，原作名叫Girl with Balloon《气球女孩》，2018年10月在英国伦敦古德曼艺廊举行的拍卖会上，这幅作品以104.2万英镑成交，落槌时，隐藏在画框底部的碎纸机突然开启，画作滑落进碎纸机，众目睽睽之下，一半的画作被切割成细长碎条，这是艺术家班克斯的本意。当这样一幅涂鸦作品突然降临到黄姚古镇小商铺的外墙上时，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故事并不复杂，简言之就是一场狂欢的始末。某天安娜小店的外墙上出现了班克斯的《气球女孩》，真伪无从考证，但这幅画最先吸引了嗅觉敏锐的晚报记者叶子，随着报道的出炉，网红、商人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接着离奇的事情进一步发酵，古镇开始陆续出现涂鸦，都被贴上了班克斯的标签。事件升级，管委会露面，反应颇为严谨周密，先是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决议涂鸦的去留，接着一面发布悬赏公告摸排真伪，一面顺着这波热度举办了涂鸦节，里子面子都照顾到。涂鸦节一办，古镇的每面墙上都出现了“班克斯”。事件壮大发展，管委会最终不得不在可控边缘停止了这场涂鸦狂欢。故事的内容如此，但故事的讲法值得玩味。
社会学研究领域发生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关于寻找“植物羊”的故事。14世纪中叶，英格兰骑士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引起了欧洲读者的关注，他在游记中写到曾在印度碰见过一种树，果实外形如葫芦，打开果实，里面有血肉完整的微小羊羔，甚至可以食用。这段有意思的描述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他们开始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种叫做“植物羊”的树，口口相传，以至于这种完全依靠遐想而来的确信一直延续到17世纪。“群体完全缺乏批评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一个没有证据的观念反复出现是如此荒诞。有别于信息闭塞的14世纪中叶，班克斯的故事发生在信息超负荷的今天，口口相传的“植物羊”在黄姚镇再次出现，但有着本质差别的是，14世纪中叶的欧洲人确信“植物羊”的存在，而黄姚古镇的居民对于班克斯涂鸦的真伪持什么样的态度？班克斯是否来过黄姚？画作是否出自班克斯之手？作家反复抛出这些问题，考证牵引着故事一步步进展，因为这是事件之所以能成为事件的基础，然而真伪对于以胖妞为代表的古镇居民来说真的那么重要么？“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小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涂鸦的真伪（特别是安娜墙体上的那幅），班克斯从头到尾只是一个符号、概念，成了抬价的砝码、竞品的背书、造势的由头，真伪从一开始就不重要。
勒庞曾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他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他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小说的魅力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可以书写群体、创造群像，比如《失明症漫记》，这也是我在读《噢，是班克斯来了吗？》后半部分时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小说。如果说《失明症漫记》写的是个体在集体灾难中的无力和匿名性，那么《噢，是班克斯来了吗？》写的是集体狂欢中个体的失智和趋同性。萨拉马戈说，“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本来就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这句话套用在黄姚古镇的涂鸦事件上，并不算违和。作家选用班克斯也是巧妙，班克斯是艺术家的化名，创作者从不露面，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没有明确指向，约等于匿名，失焦，模糊，反倒让事件中那些群像的面孔更确切。
小店铺的老板安娜是一个单亲妈妈，并非刻板印象里的小生意人，她的精神世界相对富足，在开店之余参加读书会，聊科塔萨尔、佩雷克，也深谙社交技巧，和晚报记者叶子快速交心成为朋友，这种铺垫并非偶然，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作家设计安娜这个人物的意图，尤其是在班克斯事件发酵的过程中，安娜起到的作用。作为被砸中的“幸运儿”，安娜店铺外墙上最先出现涂鸦，也因此她是唯一真正关心涂鸦真伪的人，又或者说她是唯一对涂鸦真伪抱有一丝幻想的人，记者来了报道，商人来了询价，她只做观察。安娜是少有的等待确凿证据的人。“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他原来观点。”（《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值得玩味的是，《失明症漫记》中唯一躲过灾难的是医生的太太，她没有被感染，假扮失明混迹于病患中，而在黄姚古镇的故事里，安娜也算是这场艺术狂欢中相对而言的清醒者，她与叶子、胖妞、商人柏林的对话中出现很多“心口不一”的心里话，想必是作家有意为之，她迎合这些脑子发热的人，但心里又不断嘀咕，给自己的大脑降温，虽然深涉事件中心，但又保持着抽身事外的姿态，不断校准叙事的视角，杜绝故事滑向极端，避免一味的荒诞离奇，那些“弹幕”一样的心里话也与文本之外的世界建立了关联。试想如果这部作品中没有安娜，只有从众与极化，作家的笔触很容易被信息流瀑反噬，脱缰，失控，迷失在极端事件的叙事之中。所以说，安娜的存在以及其犹疑且暧昧的心理对事件的书写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安娜反差最大的是胖妞，她代表了乌合之众，代表了群氓。古镇最后一幅涂鸦出现在胖妞的墙上，与安娜墙上的画作形成鲜明对比，胖妞家的涂鸦“拙劣、生硬”，手法潦草即兴，是迎合风头的功利之作，一看就是假的，胖妞直言不讳地袒露，她墙上的画是她花了二百块钱找业余画家画的，自掏腰包，只为了混迹于这场涂鸦狂欢中。胖妞的行为虽然滑稽，但很有代表性，桑斯坦对这种从众行为做过科学的阐释，“如果一个人看到5、10、100、1000人倾向于说或做某事，他就会有一种倾向，认为每一个个体是独立地决定说或做该事。但事实可能是，只有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做了独立的决定，其他人则是在从众，因而放大了他们自己跟从的同一个信号。”（凯斯·桑斯坦《标签》，陈颀、孙竞超译）作为最后一刻的跟风者，胖妞虽然从众，但并非盲从，也有自己的小算盘，甚至打算顶着班克斯的名号大赚一笔，她骂自己蠢，嫌自己动作太慢，应该先发制人。如此自欺欺人，但她比任何人都快乐，她庆幸自己搭上了这波热潮，参与其中，甚至从中“成长”，用小说里的话说，“她觉得她智商提高了，这么玩，谁不会啊。”胖妞是个很丰富的人物，作家在小说后半部分不吝笔触地给予胖妞鲜活生动的描摹，这个颇有自己的一套处世之道的市井形象被赋予了丰富的心理层次，她的思维随着涂鸦节步步迭代升级，读者目睹着她的视野被一点点打开，脑子逐步活泛，思路愈发清晰，从完全不知道班克斯为何人到假借他人之手成为班克斯，在喧嚣浮躁的涂鸦群像中，她摸索出了自己赢取小利的生机。胖妞是个极富生命力、在行文中一点点野蛮生长出来的人物，也可以说她的成长是溢出文本的。
除了安娜和胖妞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小说中还有几张面孔也颇有意思，比如叶子，信息的制造者，也是传播者，是她为古镇植入了“班克斯”这个概念，将一座日常化的古镇进行了反日常的“改造”。常靖，真正的幕后设计者，关于他的描写一直是安娜转述，不见真容，呼应了他在这场狂欢中的神秘身份，他提醒安娜，“别太当真”“就当是一出戏”，网红、商人、涂鸦节全经他一手策划，所谓“慈不掌兵、情不立事”，常靖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他身上的果决和锋利从侧面可以看出。老宋这个人物有意思，像是游戏里的NPC，他只专注于自己的主线任务：提着水桶，把墙洗刷干净。来的时候不对，他谦卑本分，通情达理，来的时候对了，他也硬气起来，有了几分气势，姿态变化得恰到好处，但性格底色是个老实人，他就一个任务，完成了他也踏实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老实人，在这场狂欢中代表的是管委会的决策，而这场狂欢也是随着老宋一夜之间的清洗工作而戛然结束。商人柏林，反复询价，加价减价，博弈谈判，从不辩白，毫无愧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商人气质明显，仿佛控局者，实则也是被常靖安排出来的一个人物。回顾这篇小说，不难发现每个人物都必须出现，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因为每个人物都肩负着助推这场狂欢的某种功能，作家深谙力道的分布与调度，借力打力，借力使力，见得真功夫。这让我想起作家在其曾经的一篇创作谈中写道的那样，“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推敲过，都有真实的依据。正因如此，我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信心。”
《噢，是班克斯来了吗？》是一篇寓言小说，有小情小义，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篇小说的大框架，我想作家创作的初衷绝非局限于安娜、叶子、常靖三人的情感周旋，这篇小说的指向很明确，不是个人，而是群体，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所有人都是狂欢者，后半部分的极化和从众是这篇小说的重头戏，也因此，要从一个抽象的、隐喻的层面来理解这篇小说。小说结尾很巧妙，作家有意将古镇上的居民与游客、读者分隔开，作家这样写道：“几个男女游客从店铺前经过，被笑声吸引，看到她们（安娜、胖妞、叶子）那么放肆地笑，也笑起来。她们看到有人，竭力忍住，笑声在肚子里左冲右突……她们的表情很怪异。”这句话的意图很明确：古镇并非封闭，但却有种与世隔绝之感。无论安娜、胖妞还是叶子，她们是一个整体，她们和来往游客是不一样的，作家用到“放肆”“左冲右突”“怪异”等词汇，措辞是袒露且直接的，毫不避讳其中的病态，并引入了游客的视角，这也是小说全篇第一次引入游客的视角。作家对于叙事视角的把握一向谨慎，这从其《灼心之爱》《夜半敲门声》等作品对视角的反复斟酌便可看出，小说在结尾处喧嚣落幕之时突然以游客的视角反观“她们”，用一种陌生的、带有回溯性的、隐喻性的眼光打量“她们”，而这种眼光恰巧与读者的视角达成了共谋。本雅明曾说，“在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的戏剧里，最后一幕总是一再地充满了战斗和国王、王子、贵族骑士及其随从们‘逃跑似的登台’场景。那个瞬间让他们停住，因为观众看见了他们。那一幕命令戏剧人物停止逃亡。他们进入不感兴趣者和真正思考者的视野，让被出卖者得以喘息并呼吸点新鲜空气。”（本雅明《单行道》，李士勋译）作家安排以“人人都爱班克斯”之名的三个女人嬉笑着结尾，是给她们最后一次集中亮相，作家让她们“停住”，进入了“真正思考者的视野”，关系颠倒，权力反转，主动参与者这个时候成为了被观察的对象，被游客凝视，同时也被读者凝视，作家将结尾作如此定格，并以变形的笑脸作为人物最终亮相的表情，这是在文本之外的引申，是留白，也是作家的沉默之处，然而其意图和内涵是很明确的。
小说虽然在写古镇，在写涂鸦，但无不影射当下社交媒体时代的群体性，“互联网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让他们分散……但是也存在以利基社群（communities of niches）形式窄化人群的趋势”（《标签》）。班克斯的出现催化了群体的反应，狂欢而至，整齐划一，如此激昂，如此蛮俗，然而读者是置身事外的，从旁观中生出了一种空虚感，一种强烈的反思，以及不可避免的缅想：与这场狂欢形成强烈对冲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的动物”，是帕斯卡的“思考的芦苇”。作家从事件的递嬗中炼取抽象且永恒的话题，将文学作为方法探讨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诸多现象，比如流量裂变，比如网状的价值结构，又比如空间的消弭与时空的压缩。那么再回到班克斯。班克斯对这个村庄意味着什么？类似于制作显微镜装片时的一滴碘酒，经过染色，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细胞活动的样子，进而抽绎出某种结论，仿佛作家用文字做了一场实验，是关于人性的，温柔且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