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牙湖》:超越规训的人性询唤
尹副市长的悄然病逝,“回忆录自传”成了未竟之愿,伍芳应戚主席之邀成为去完成它的“枪手”。在市长夫人储阿姨的口述与当年文字记载的裂痕之间,伍芳成为了解当年情爱疑团的核心。当设计与伪装被层层解构,后台的表演中,苦涩的事实、情感的越轨、煎熬的人性相继粉墨登场,《燕牙湖》的冲突就此袒露。
肇始于作家伍芳家庭资金短缺,应熟人戚主席的邀请成了为副市长“立传”的人,出手阔绰的储阿姨与窘迫的伍芳便构成了“上下位”的不平等对位场域。在这近乎“上位者”的规训中,伍芳作为受训的“下位者”,不断滋生着近乎羞耻的不甘,这正是人性的使然,“询唤”就在这样隐不可见的对位中浮动。然而在储阿姨口述中,当年与尹副市长令人艳羡的“除夕、芦荡、残荷、夕阳、雁阵,以及漫天雪花中湖边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屋”却与当年市长同事的回忆散文相悖,探赜索隐的“理性”与不甘卑微的“人性”互构,“询唤”再次浮动,储阿姨的设计被不断解构。随着回忆中尹副市长的坦白与解脱,现实中储阿姨与伍芳的对立趋于消亡,文本真相的“边缘”看似不断被厘清,王玉珏却拉开了使真相失焦的第二幕:燕牙湖除夕那一夜,失范的尹副市长与僭越者黄桃的情感转向了禁忌,谜团愈发吊诡。
不得不承认,王玉珏的叙事极富延宕与波折,在真相漫长的“转身”后,黄桃倏然介入,第三条叙事脉络终于浮出水面:储阿姨当年亦有不堪回首的“禁忌之恋”,而波折在于,尹副市长早已闻悉,当年那一封不可获悉的密信,我们大可以推测,它正是对于储阿姨越轨的揭露,而他却始终没有等到她的解释与坦然,这正是人性煎熬的所在。
回到文本,尹副市长作为已故之人,自然没有言说的权利,其在文本中更多是作为权力的符号。虽然尹副市长与伍芳未曾谋面,但权力已悄然完成了迁跃,赋予了储阿姨“上位者”的对话站位。如果说在不可见的“符号暴力”之下,主体被当作机器被规训,那么尊严对主体的质询、人性对主体的询唤则注定了体制内的体面表演在人民坚定的求真剖析下解构消亡的命运。
相较于尹副市长,储阿姨虽身处体制中,但始终游走在权力的边缘,墨守“体面”的认知定势,身处“框架”之中,在体制与世俗的两重价值体系的包夹蚕食之下,渐失反抗之心。而当年那一封邮寄给尹副市长的信件究竟诉说了什么?王玉珏对此做了留白,除了扩大想象空间以外,文本中更多的是留给储阿姨小火慢熬一般的折磨,已故之人与未故之恨,更显人性幽微。可以说,面对社会的挑战,储阿姨一类人,往往采用“弱者的战术”——逃避、伪装,这也正是为何储阿姨被伍芳揭露全部伪装后仅剩无助。在大势尽去后,她也只是时代之下的孤独造物,只留下诧异与荒诞。
人性的煎熬是委曲求全的惨淡表演,更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不抵抗与沉沦。与其说伍芳在文本中扮演着探案一般的先锋角色,不如说她只是给自我放逐、不愿出局的表演者们拼上了真相的最后一块残缺。当《燕牙湖》的最后一块真相残缺得到填补,主体也最终停下了勘探,“询唤”是人性对人性的回答,是不曾被权力褫夺的主体言说;“询唤”所引致的真相,是超越了权力规训的真相,是不等对位语境下温存人性对于扭曲的彻底反抗。概言之,王玉珏选择了极具波折的限知视角,在陈年质素的再编码中,《燕牙湖》的人性幽微漂浮在每一个冲突之上,这便是冲突的魅力。
当人性被书写,所有幽暗、沉默都被炙烤在烈日之下,每个人都在极力表演,每个人都不甘命海浮沉。只有在人性最深处温良闪光的询唤下,在鞭辟入里的批评下,所有一切美才能飞扬,才能超越沉重的规训,才能超脱自我演绎与伪装的迷局。于是,新的格局振臂高呼,不平等的对位被打破,我们大可相信,在这新格局之中,将会有永不灭的人性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