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散步的“资格”谈起 ——当代文学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阶层问题的书写

发布时间：2024-09-14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散步是极为常见的休闲方式，没有特定目的，随心所至，随意而止。然而散步其实也是有“资格”限制或者说有“阶级性”的。中国古代自不必说，散步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才有的一种情致。无论是韦应物的“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还是白居易的“晚来天气好，散步中门前”；也无论是米友仁的“郊外春和宜散步”，还是葛绍体的“推书起步略寻闲”，都有一种闲适在其中，整日为生计劳碌奔波的底层劳动人民当然无缘体会到散步的意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有许多作家写过“散步”，其中多是寻常笔墨，但也有作家笔下的“散步”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就尝试以路遥、莫言等人作品中的“散步”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当代文学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阶层”问题的书写。

一、“散步”的资格问题

路遥的许多作品中都写到过散步，比如中篇小说《人生》中写赶集归来的高加林和巧珍推着自行车步行回村：“他俩起先都不说话。巧珍推着车，走得很慢。加林为了不和她并排，只好比她走得更慢一点，和她稍微错开一点距离。此刻，他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精神上的紧张：因为他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姑娘在这样悄没声响的环境中走过。而且他们又走得这样慢，简直和散步一样。”[1]“简直和散步一样”，也就意味着二人此时并不是散步。虽然高加林和巧珍此刻走在绿色庄稼形成的甬道中，环境宜人，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但他们此行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回高家村，另外他们也缺乏一种闲适的心绪，而这才是散步的关键性要素。事实上，直到高加林由于马占胜违规操作，“以工代干”告别农民身份，进城做了县委通讯组的通讯干事之后，他才有了真正的散步：“在县委的大灶上吃完下午饭，他就悠然自得地出去散步……”[2]并且，散步很快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小说写黄亚萍去找高加林表明心迹时，发现他不在办公室，于是到隔壁窑去问景若虹，“老景告诉她，加林没有下乡，今天一天都在办公室写稿子，刚才吃完饭出去散步去了”[3]。可见，此时散步已经成了高加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天紧张的工作过后，吃完饭出去散步，对他来说是太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除《人生》之外，《平凡的世界》中也写到过散步，例如写进城做了揽工汉的孙少平因无处过夜，只好去找在黄原东关邮政所干临时工的金波。两人吃过饭后，“金波就提议他们一块到黄原河边走一走”，于是“他们沿着河边，慢慢向上游的新桥那里走。少平自到黄原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心情倒有说不出的美妙”。[4]高加林从“简直和散步一样”到后来“悠然自得地出去散步”，孙少平到了黄原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这些叙述表面看来平淡无奇，但若结合莫言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说《白棉花》来进行解读，其背后隐藏的阶层性密码似乎就逐渐清晰起来。

莫言的中篇小说《白棉花》最初发表于潍坊市文联主办的刊物《风筝都》1991年第1、2期，修改后同年又发表于《花城》杂志第5期。这篇作品尽管如王德威所说，比较粗糙，“凿痕处处”[5]，但其中对当代中国阶层问题的反映却值得关注。小说中作者对阶层问题的书写是通过一系列细节来展开的，其中就有关于“散步”的描述。《白棉花》中的主人公马成功得到了去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机会，尽管只是临时工，但毕竟也体验到了工人的生活。小说写道：

吃过晚饭后，红日西沉，气温宜人。男工女工们都结伴出去，号称“散步”。第一次“散步”时，看到道路两侧的农民在埋头劳动，心中忐忑不安。散到中秋节后，已经心安理得，并且产生优越感。终于我也高人一等了，哪怕是临时的。[6]

这段关于散步的描写十分精彩，而其中所反映出的阶层问题也令人深思。“散步”对于初当临时工的马成功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因为农民是根本无暇散步的，一年四季似乎永远有着干不完的农活。马成功原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日子，所以在做了临时工吃完晚饭后居然可以悠闲地出去散步时，看到道路两侧仍在田里埋头劳动的农民——即便妇女儿童也仍然在劳作，他的内心忐忑不安，甚至有一种负罪感。要知道，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劳力，他的身影原本就该在那些仍在田里埋头劳动的农民之中。而现在，他居然可以悠闲地散步了，并且丝毫不影响生计问题！所以此刻已经有了“散步”资格的马成功确实已经开始体验到一种完全异质性的生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散步”逐渐成为生活常态后，原先的那种内心不安也逐渐散去，所以“散到中秋节后，已经心安理得，并且产生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当然，散步的“资格”只是马成功所体会到的那种异质性生活之“优越性”的最平常、最不起眼的一角。而有了这种资格后，人的心理乃至整个精神状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一个人成功实现阶层跃升（哪怕是临时性跃升）后所发生的变化。为什么从农民到临时工的转变就可以带来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临时工在阶层归属上来说，介于“农民”和“工人”，或者“农民”和“城里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白棉花》中写棉花加工厂发工资时的场景：“开工资的日子到了。掐指一算，来到棉花加工厂已经三个月。据说正式工人每月一次发工资，临时工三个月一次发工资。但总算发工资了。什么叫上等人？上等人就是每月发工资。我们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处于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可以算作中等人。下等人永远不发工资。”[7]相对于永远不发工资的农民来说，临时工由于临时性地具有了某种工人的阶层属性，因而虽然本质上仍然属于农民，但又确实成了阶层内部的他者。所以领到工资的马成功和方碧玉结伴回家时，可以“悠闲自在地向前走”，而土路上“自田野返回的农民”则“迈着沉重的步伐”，“他们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和方碧玉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感到他们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我们……”[8]这样一种描写同样是十分生动的。由此返观路遥作品中高加林和孙少平的散步经历后可以发现，二人也正是在短暂挣脱了农民的阶层身份、实现了向工人或城里人的阶层跨越后，才真正有了“悠然自得”或“悠闲”的散步经验的。这样的经验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体验中非常重要，所以作者不惜笔墨地详细叙写了成为通讯干事的高加林在饭后散步的经历，以及强调了孙少平散步体验的“第一次”。而在此之前，他们是并不具备散步资格的。

二、“吃公家饭”的诱惑

莫言在小说中用发工资的频率以及发不发工资对正式工、临时工和农民的“层级”进行了区分，这当然是文学化的表达，但实际上却触及了当时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社会分层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数十年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在文学创作领域，除去路遥、莫言，以及王润滋、梁晓声、刘玉栋等少数作家之外，有意识向这一领域进行掘进的，并不算多。王润滋的《残桥》中，高中毕业生李德兴不愿守着承包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执着地选择了一条与孙少平一样进城闯荡的改变命运之路，却在城市中碰得头破血流，只好再次返乡；梁晓声的《西郊一条街》中，馄饨店掌柜段吉顺偶然得知政府将要以一条街为界划分城市与农村，于是设计同周衡一家换房，成功变身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由此也引出街南城市人与街北村民的种种敌视、矛盾与冲突，作品对这一主题的书写应当说也是成功的。但从介入的深度与审美呈现的复杂性与难度来说，路遥与莫言毫无疑问是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两位。

事实上，散步的资格问题只是路遥与莫言在创作中关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隐秘一角。莫言的《白棉花》当然堪称此类作品中的佳作，而路遥的《风雪腊梅》也对这一问题有着更加集中和直接的呈现。《风雪腊梅》发表于1981年第9期的《鸭绿江》，比莫言的《白棉花》的问世早了十年。与莫言、王润滋、梁晓声、刘玉栋以及路遥本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小说中对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社会分层问题的书写，也与青年男女的恋爱绑在了一起，而其中所呈现的男女主人公对阶层跨越的态度是颇值得探究的。相对而言，女性在面对阶层跃升的诱惑时显得更有定力，而男性对这种诱惑则几乎毫无抵抗力，为了吃上“公家饭”往往不惜放弃原则、扭曲灵魂，显得卑琐可怜。《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生活十分艰苦。招待所的吴所长偶然发现了她的“好相貌”，于是把她带进城市做了招待所的合同工，并且想招她做儿媳。面对这种改变个人阶层身份乃至家庭命运的巨大诱惑，朴实善良的冯玉琴丝毫不为所动，相比这些，她更珍视精神的自由和爱情的纯洁，于是决心要跟“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对于冯玉琴的这种人生选择，路遥在作品中以“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就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也能保持住自己高贵的品质” [9]的腊梅花相喻，对其进行了热情的讴歌。

冯玉琴拒绝利诱和威逼，坚定守护自己的爱情，这当然让人感动，然而可悲的是她所守护的爱情却早已悄然变质。吴所长釜底抽薪，也为她的恋人康庄在粮油公司找了份做炊事员的临时工作。尽管临时工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依旧卑微，但相对于从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其所附着的利益诱惑已经足以让这个农村小伙子无法拒绝而果断将恋人拱手相让了。所以当冯玉琴对他掏心掏肺地发出热辣辣的爱情告白，并提议放弃临时工的身份一起回农村生活时：

过了一会儿，康庄抬起头，带着一种哭音拉调，说：“好琴哩！你的话像刀子一样扎人心哩……可是，我思来想去，咱可再不能回咱那穷山沟啊！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转正哩！说心里话，好不容易吃上公家这碗饭，我撂不下这工作！实说，我爱你着哩！但一想回去就要受一辈子苦，撑不下来啊！没来城里之前，还不知道咱穷山沟的苦味；现在来了，才知道咱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过一个月就转了正，成了正式工了；你要跟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也还愁没个工作吗？唉，咱们两家祖祖辈辈还没出一个吃官饭的人呢！琴，咱好歹已经快端上这碗饭了，一转正，就是铁饭碗，再不怕遭年馑了！咱要是现在回去，就再没指望了，这辈子也别想……”[10]

显然，面对冯玉琴热烈而又带有明显说教意味的告白，以答应和她断绝关系而换取“临时工”身份并且已经初步尝到了“吃公家饭”甜头的康庄已经再也无法听进去了。“吃官饭”的巨大诱惑轻轻松松就击溃了绵延数千年的“夫妻恩爱苦也甜”式的乡村爱情童话，让一个农村男青年轻而易举地将爱人拱手相让。这期间不但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夺妻之恨”，反而他还会对“夺妻者”感恩戴德，因为恰恰是“夺妻者”的权力给其提供了阶层跃升的机会。当然，作为一个实利主义者，康庄也清楚地知道在他成功实现阶层跃升之后，重新开始一段爱情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相对于爱情，他最“撂不下”的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可以说，作品中冯玉琴守护爱情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败给了有着巨大阶层落差的现实。

在莫言的《白棉花》中，男性在阶层跃升的诱惑面前同样是扭曲的，女性则依旧保持了很好的定力，守住了人性自然舒展的底线。这主要体现在一同做了临时工的“我”（马成功）和方碧玉身上。小说中方碧玉为“我”报仇，打了“铁锤子”的堂叔。厂长闻讯赶来，黑脸怒斥：

厂长说：“你们是不是干够了？干够了立刻给我回去，我这儿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活人。”

方碧玉说：“回去就回去，离了你这门口俺就活不了怎么的！”

我却说：“都怨我不好。”[11]

显然，初步尝到了临时工——“中等人”甜头的马成功在小心翼翼守护着这来之不易的临时性阶层跃迁机会，因此即便受到欺侮也委曲求全，生怕一不小心又失去了散步的资格、做回“永远不发工资”的农民。而方碧玉则更看重尊严，并不太把这临时工身份当回事，因而无欲则刚、个性舒展。在精神层面，她虽然是个临时工，但却从未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同时也正因为她精神人格的健全，所以才能不平则鸣，坚决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从而活得洒脱、舒展，在这一点上她和《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是一样的。而马成功和康庄则显然已经认同了当时的阶层分化现状，无奈地承认了身为农民低人一等的现实，并且为谋求摆脱农民身份、实现阶层跃升而委曲求全，显得卑琐可怜。

三、“城乡二元结构”与阶层固化

为什么一个临时工身份再加上一个虚无缥缈、几无实现可能的“转正”指标，就能让本该血气方刚的农民小伙子康庄甘于忍受“夺妻”之恨并将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拱手相让，以及让正值十七岁青春年华、本该血气旺盛的马成功成了唯唯诺诺的懦夫？为什么一个煤矿工人的身份就象征了执着于追求梦想、勇敢外出闯荡的农村青年孙少平的人生取得了成功？如果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或者缺乏对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认识，恐怕难以说清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遥、莫言等作家创作中对当代中国阶层问题的书写，其社会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都不容忽视，而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关怀尤其值得珍视。

正如《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所言，“正式工也不是祖宗给挣下来的皇粮”。工人阶级虽然在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属于领导阶级，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其成为一种农村人难以企及的特殊阶层，则是随着1950年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被严格限制后，才逐渐形成的。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城乡差异。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自由的，并且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还在实际上填补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快速复苏所需的劳动力缺口。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放缓和苏联援助的撤回，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城市开始不堪重负，于是政府接连发出指示，开始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予以限制。

195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必须控制城市人口”，文章认为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会带来“房子不够住”“商品供应紧张”“国家开支增多”等多重后果，因而必须加以控制。[12]12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开始实质性地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文件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13]此规定一出，通过招工方式由农村进入城市的渠道就被大大收窄了。几天后的12月19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4] ，指示中不仅再次阐述了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管控进一步升级。

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则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限制。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5]而相关部门之所以作此规定，也是基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16]的考虑。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执行，除招工、升学等少数渠道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路径几乎被全部阻断，城市与农村互相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式形成。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格局的形成加剧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在人均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平衡。“在城乡隔离体系下，有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公民有充分的享受国家福利的权利，他们的衣、食、住、行全由国家包下来，他们的生、老、病、死全由国家来保障”，其中政府给市民提供的福利待遇就有：“（1）享受低价粮、油供应的待遇；（2）享受低价副食品供应的待遇；（3）享受低价燃料供应的待遇；（4）失业时接受失业救济金和其他救济条件的待遇；（5）子女接受城市义务教育（包括学前教育）的待遇；（6）享受低价的城市文化馆、图书馆、防疫站、消防设施服务的待遇；（7）无偿使用道路、桥梁、公园、绿化地带等市政设施的待遇；（8）享受本属于单位负担但有些单位又无力负担的市民福利待遇（如低价住房供应）等等。”[17]而反观农村人口，则完全享受不到这些福利。

在温饱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的当时，低价的粮、油供应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福利，“城镇非农业户口之所以又通称为商品粮户口，原因就在于此”。[18]而“吃商品粮”或“吃公家饭”之所以对康庄和马成功们具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原因也在于此。作为农民，除去承担终年无休的繁重体力劳动外，还要时常面对无法预知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种植收获的不确定性，要为“年馑”问题担忧，还要向国家缴纳“公粮”、出售“余粮”以支援工业建设，并且承受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剪刀差”这一沉重的隐性负担。但是“吃公家饭”则旱涝保收，不但没有这类担忧，还享有许多其他福利。这就自然而然成为康庄、马成功以及孙少平、李德兴们奋不顾身、委曲求全去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同时，作为男性来说，在成功实现阶层跃升，吃上“公家饭”之后，还意味着在择偶方面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和选择空间。一个“吃公家饭”的男性可以视点下移，选择一个“吃庄稼饭”却品貌兼具的女性作为伴侣，但一个“吃庄稼饭”的男性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找一位“吃公家饭”的女性作为妻子的。无论他本身多么优秀，“吃庄稼饭”一条已经让他处在了择偶金字塔的最底层。

正因如此，《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虽然表面看来由于少平本人的积极向上和自身的优秀品质，而已经呈现出了突破了上述“阶层定律”的可能，但实际上也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当孙少平得知有招工机会，去找晓霞帮忙“活动”时，晓霞说让孙少平先到煤矿，然后再央求父亲想办法把他调出来。少平这才意识到晓霞其实是不愿意他一辈子做个煤矿工人的，于是追问道：“‘那就是说，我如果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少平的脸色一下子严峻起来。”[19]这意味着，尽管两个人情投意合，孙少平也赢得了田晓霞的钦佩与好感，但离两人携手走向婚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少平的农民身份。

《白棉花》中，马成功面对梦中情人方碧玉的订婚所做出的反应同样值得玩味。去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机会的降临和方碧玉与国忠良的订婚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订婚事件虽然给马成功带来了沉重的情感打击，但“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20]也就是说，当阶层跃升的机会降临时，马成功和康庄的反应是一样的，他们都会为了一个临时工的身份而果断放弃心爱的女人，阶层跃升带给他们的“巨大幸福”要远高于甜蜜爱情所能带来的内心满足。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当然，或许正是由于男性在养家、择偶等方面有着比女性更大的压力，所以才更难以抵抗来自阶层跃升的诱惑。

四、做“自己适合干的事”

马斯洛从动机理论出发，对人类基本需要的层次进行了划分，他将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关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他分析道：“即使所有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仍然可以（如果并非总是）预期：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往往又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除非个人正在从事着自己适合干的事情。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21]也就是说，追求做“自己适合干的事情”，是人的一种心理本能。然而在当代中国城乡相互隔离的二元格局中，一部分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注定是被压抑的。不过虽则被压抑，这一需要却并未消失，而是倔强地寻找着表达的契机，这在农村知识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农民对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他们意识到巨大的文化差别将他们和‘高贵者’隔离开来。有许多人无疑完全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另一方面，生理本能又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当生存有了保证，就有盼望过更好生活的强烈欲望。”[22]在当代中国阶层固化的现实语境中，农民要想实现阶层跨越，成为工人或城里人极其困难，至于再进一步取得干部身份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了以务农为生的农民，如《人生》中的德顺老汉、《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残桥》中的德兴爹等人来说，可能对阶层跃升的渴望还没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生存状态。但是对于一些曾在城里上过学，对城市生活有过一定程度的了解或体验的农村知识青年来说，告别乡土、做“自己适合干的事情”，或者“过更好的生活”、跻身“公家人”之列等等就成了他们改变自身命运、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然而阶层固化的现实却将这些有梦想有追求的农村知识青年牢牢地钉在了土地上，他们的自我实现之路也变得异常艰难。所以李德兴面对父亲的责骂，他想的却是：“我不愿意守着爹承包下的十二亩地安分守己过日子，我要进城去闯荡闯荡！庄稼人的日子太穷太苦了，这山沟旮旯天地太小了。我是高中生，十二年书不能白念。说到家，我不愿意象爹那样过一辈子！”[23]但实际上却正如作品中所揭示的，李德兴虽有不向命运服输的勇气，最终却只能带着在城里闯荡留下的累累伤痕而黯然重返乡土。从文本来看，当代文学作品中对阶层问题的书写，确实直面了城乡二元对立所造成的这一阶层固化现实，客观地反映了一部分农村青年寻求自我实现的正当需求，以及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艰难。进一步说，他们的创作中甚至揭示出了一种颇为残酷但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农村知识青年仅凭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以《平凡的世界》为例，尽管“励志型”读法[24]似乎是这部小说最常见的读法之一，也是支撑作品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事实上，在创作中作家面临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拷问”[25]，并展现出强大的内驱力，而作品中对孙少平、孙少安等这些在困境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典型人物所做的赞美与讴歌，也确实为读者树立了奋斗的榜样，但是结合作品来看，这种“个人奋斗”的典型所获取的成功其实又掺杂了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孙少安之所以能挖到人生中第一桶金并积累起最初的创业资本，是因为他跟石圪节公社副主任刘根民是同学，而刘根民将承包县高中扩建教室工程中建筑材料运输（拉砖）的机会给了孙少安。在此过程中刘根民不仅帮他分析了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还批条子帮他从信用社拿到了大额贷款来购买牲口。刘根民的表兄——县高中那位管总务和基建的负责人，甚至费了好大劲辞退了原来的承包者，才又将承包权转给了孙少安。所以，如果没有借助刘根民的权力运作，孙少安很难挖到这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孙少安通过自主创业成了公社里的“冒尖户”，有了较高的经济地位，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尊严上来说，仍然与“吃公家饭”的“正式工”不可同日而语。而在大多数农民眼中，一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的身份远比单纯的经济富足更重要（至今许多北方家庭仍然把一份“有编制”的“正式工作”看得特别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思维的遗留），尤其是对孙少平这类有一定城市生活经验的农村知识青年来说，就更是如此。农民身份“低人一等”的阶层现实让他倍感压抑，作为高中生，他见过世面，知道“吃公家饭”与“吃农家饭”的区别，有着与哥哥不一样的视野和追求，所以才不甘于一辈子吃农家饭，才在哥哥创业初获成功，家庭经济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后，仍然执意要离开农村。

但孙少平最终成功“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跃迁其实也并非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背后同样有着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如果不是靠着想招他为婿的阳沟大队曹书记的运作，孙少平就无法在阳沟落下空头户，成为城郊的农村人；如果没有曹书记的酒肉朋友——那位公社领导定向提供给曹书记亲戚的招工机会，孙少平的招工也根本无从谈起；另外，如果没有地委书记女儿田晓霞的“活动”，他的招工之路绝对不会那么顺利。小说中写孙少平在得知有招工的机会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啊啊，这就是说，他将有正式工作了，只要有个正式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去！”在曹书记表示因为他落的是空头户口，担心劳动部门会找麻烦后，孙少平表现得胸有成竹：“他马上想到了晓霞——他要让她出面给他帮忙！”接下来，作品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送走曹书记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晓霞。

晓霞听说有这事，说她明天就开始活动！

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

“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揽工干的活也不比掏炭轻松！”

“是呀，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 [26]

从上述对话中不难看出孙少平对于这个机会的重视和对走进“公家门”的渴望，也不难感受到一个农村青年改变自身阶层身份的艰难。于是作为地委书记女儿的田晓霞直接找到市里主管这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并谎称孙少平是自己“大爹的儿子”，随后“事情很快就妥当了，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列在了市劳动局副局长的私人笔记本上——这比写在公文上都可靠……” [27]可以说，尽管孙少平始终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并且具备朴实善良、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等许多优秀品质，但路遥在作品中并没有将其简单塑造成“苦心人天不负”和“有志者事竟成”的励志典型。他由农民成为工人实现阶层跃升，一方面“得益于社会体制的松绑”[28]，比如当时已经允许农民流入城市去做“揽工汉”，另一方面其实也有赖权力运作的支撑，并非全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脱离了权力结构的支撑，孙少平很可能会像李德兴一样，在城里撞得头破血流后不得不再次重返乡土。

路遥其他作品中涉及的阶层跃迁个案也无不与权力运作、“走后门”有关。《人生》中的高加林之所以能够只填一张招工表就能在半个月内“以工代干”，跳出农门到县委通讯组做通讯干事，是由于马占胜为拍高玉智马屁，帮他进行了违规操作。《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和康庄之所以能“吃上公家饭”，也是地委书记夫人权力运作的结果。而在莫言的《白棉花》中，方碧玉和马成功之所以能去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是因为方碧玉是村支书未过门的儿媳，马成功则有个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而且对方还肩负支书委派的监视方碧玉的任务。同时，跟他们一批进厂做临时工的工友，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与某种权力结构有关系。对城市青年来说，做临时工可能只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但对农村青年来说，这样的机会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而想进一步取得正式的工人身份就更是难上加难。路遥、莫言以及王润滋等作家在创作中直面了这种艰难，也不无惋惜地表达了对当时的许多青年人无法做自己“适合干的事情”、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遗憾。

事实上，无论孙少平还是高加林，路遥都曾在作品中叙写过他们“适合干的事情”。《平凡的世界》中，地委行署机关的中小学生搞暑期夏令营，田润叶推荐孙少平去担任辅导员，家长们对夏令营非常满意，团地委书记武惠良也对孙少平大加赞扬，并且满怀感慨地对田润叶说：“咱们团委正缺乏这样的人才！”于是润叶趁机进言：“那把少平招到咱们团地委来工作！”对此，“武惠良苦笑着摇摇头：‘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无法招来。’”而孙少平也确实从来没有奢望能够借此“入公家的门”，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29]路遥在此通过武惠良的苦笑已经把孙少平无法做“适合干的事情”的根源指向了“政策”，也就是制度设计问题。正是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孙少平这样的人才无法去做自己“适合干的事情”，无法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样的反思无疑是有深度和勇气的。

《人生》中的高加林在进城后也很快融入了城市，“高加林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了”“高加林简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30]……小说中，黄亚萍在向高加林示爱时送了他一首小诗，题目是《赠加林》：“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31]所谓“土地”和“家园”固然是自况，表明自己更适合成为高加林的爱人，但将“土地”和“家园”理解成城市也无不妥，相对于在农村犁地种田、刨土淘粪，已经成为“城市明星”的高加林显然更适合在城市空间里发挥他的才能。可是当高加林因为违规操作“以工代干”事发后，县委常委会很快作出决定，“撤销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送回所在大队”[32]。一夜之间，一颗在城市冉冉升起、才华横溢的明星重新被打回了农村。即便老景考虑到高加林工作确实很出色，出面找县委书记，“请求暂时用雇用的形式继续工作”，书记也还是不同意，“让赶快给他办清手续，让他立刻就回队”。[33]基于当时的现实，高加林根本无法自由选择适合生存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家园，也注定无法成为自由选择蓝天的大雁。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阶层固化的绳索已经牢牢束缚了他，任凭他怎样奋力高飞也无法挣脱。这是高加林的悲剧，也是千千万万被牢牢钉在乡村土地上而无法自由选择做自己“适合干的事情”的农村青年的悲剧。而无法使每个人都能人尽其才地为社会服务，其实也是当时社会的悲剧。

结语：现实主义的“限制”与收获

通过塑造高加林、孙少平和马成功、李德兴等人物形象，通过对农村青年追求自我实现艰难历程的细致描绘以及对这种制度性困境的呈现与追问，路遥和莫言等作家在创作中对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阶层固化问题进行了深度关注与书写，在呼应了“改革”这一时代主潮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直面现实的可贵勇气。

从理论上来说，客观再现现实本身就必然内蕴着对现实秩序的质疑与批判。韦勒克在对现实主义的概念进行梳理后指出，“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社会现实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并且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斥和厌恶。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解决，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文学的特征”[34]。基于此，当作家们试图去真实再现当代农村知识青年追求自我实现的艰难、阶层跃升之路被堵塞后挣扎的痛苦时，其实已经明确表达了对城乡二元格局下人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不满与批判，同时也暗含着对像孙少平、高加林、马成功、李德兴等优秀农村青年无法做自己“适合干的事情”的同情与惋惜。而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张力，既是现实主义的本质性规定，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魅力所在。

但同时也应看到，不同作家在处理这一主题时还是有差异的。总体而言，莫言和王润滋、梁晓声等人的创作主要立足于批判，呈现为一种个体话语形态，而路遥的作品则体现出了某种个体话语与集体话语的调和。莫言在《白棉花》中毫无保留地站在了马成功等渴望跳出农门、实现阶层跃升的农村青年一边，并对城乡二元格局所造成的阶层固化现实给予了强有力的揭示和批判；王润滋在《残桥》中也直言不讳地叙写了横亘在李德兴和翠翠与“吃国家粮的工人”及“国家工作人员”之间那条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梁晓声在《西郊一条街》中更是辛辣地批判了以一条街将原住民划分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而导致各自身份固化的现代荒诞。但路遥在处理此类主题时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矛盾和调和。一方面，基于自己农民子弟的出身和知识分子立场，他也看到了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现实批判色彩，但另一方面他又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对高加林们所遭遇的阶层困境以及寻求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进行了枯燥的道德说教与心理疏解，试图引导他们去顺从并安于现实秩序的安排。这种调和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千上万的高加林们那种寻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社会悲剧构成了消解，同时也对作品的现实主义魅力造成了损伤。用安敏成的话来说就是，当作为创作主体的“我”开始“擦抹”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将两者都融入集体性的‘我们’之中”的时候，批判现实主义也就被驱逐了。[35]比如，在《人生》中，面对高加林被撤销工作和城市户口、遣返农村的悲剧遭遇，叙事者就直接跳出来对青年人的人生选择问题进行了一番道德说教：

是的，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

可是，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向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祖国的未来也得指靠他们！

当然，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毁掉人的一生！[36]

叙事者尽管也提到了“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但重心还是强调年轻人“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这么一来，高加林的人生悲剧便由一个社会悲剧被置换成了个人通过邪门歪道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受到生活的教训这样一种简单的道德说教。作品原本浓重的悲剧意蕴被大大削弱了。这一点，路遥本人在当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不过张光年却已看得很清楚。1984年9月7日，张光年在日记中说：“上午看完了《人生》这部十万字的中篇小说。写陕北风土民情，新时期曙光刚刚照射到西北时人们的心理变化，很有意思。它的思想内涵（城乡差别造成的等级鸿沟，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不改革不得了），超越了作者意想之外。”[37]现在看来，张光年的判断可谓透彻精辟、一针见血。除了安敏成所谓的“现实主义的限制”外，正是因为“思想内涵超越了作者意想之外”，才影响了路遥在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去书写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问题时掘进的深度。直到写作《平凡的世界》时，这也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因而《平凡的世界》被批评家认为还“缺乏对现实冷峻的审视”“还不具备真正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38]，也就不奇怪了。

但正像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人是会被社会驯化的，当一种制度通行几十年之后，人们对制度的顺从就会成为习惯，而农村、农民被遮蔽似乎也已成了习惯。农民似乎就应该在土地上劳碌奔波，有才华的农村青年被限制在土地上，从事他本来并不擅长的工作似乎也已经成为命定的安排。尽管有作家发出过这样的追问：“记得当年时兴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39]尽管新时期以来随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深化，文学反映农村的深度和广度较之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来看，书写城乡二元对立所造成的阶层固化问题、关注这种阶层格局下农村知识青年追求自我实现的艰难的优秀作品仍然不算多，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这些作品无疑都有着“深情的现实主义关怀意向”[40]，应当被视为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还应该指出的是，农村知识青年实现阶层跃升的艰难，并不会随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壁垒的逐渐打破、人口流动管控的逐渐放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而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附着在“非农业户口”上面的诸多特殊福利逐渐被淡化乃至取消，越来越多的工人（城市人）退出了“铁饭碗”的行列。如此一来，工人/城市人相对于农民的阶层优越性逐步消失，二者之间的阶层差异越来越小，社会阶层结构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有关这种变化，当然也会被作家们收诸笔端。刘玉栋《年日如草》中的曹大屯“做梦都想成为一个城市人”，后来因为父亲落实政策，全家终于在1988年实现了“农转非”，变成了城市人，小说中说，“在当时，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在此之前，父亲曾激动地向家人畅想过实现“农转非”后将会迎来的生活“巨变”：“不久的将来，你们都变成城市人了，并且是省城里的城市人，能够享受国家的福利，孩子们长大了，即便考不上大学，国家也给安排工作，衣食无忧。老曹说这番话时，两眼放光，把正围着桌子吃饭的全家人给震呆了。”[41]相对于孙少平、马成功以及李德兴等人，曹大屯无疑是幸运的，他轻而易举就通过“农转非”变成了“城市人”，并且赶上了面向社会招工的末班车，获得了孙少平们梦寐以求的“正式工”身份。 [42]但是，这一连串的幸运却不再意味着曹大屯获得了阶层跃升的成功，小说中，进入城市做了工人的曹大屯依然挣扎在社会底层，甚至没有体会过马成功做了临时工后体会到的那种“中等人”的优越感。同样，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成功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涂自强，也没有因此改变自身的命运，留在城市的他所重复的不过是当年初入黄原城的孙少平所经历过的那种揽工汉的生活。虽然在写给赵同学的信中，涂自强说“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43]，但这其实又是“涂自强们”这种“凤凰男”群体的悲伤。尽管不再有户籍这种单凭个人奋斗难以跨越的制度性障碍，但在新的语境下，涂自强们的自我实现之路却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冲破阶层固化的障壁，对他们来说依然困难重重，这其中很难说就完全没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文学创作对此的关注，其实仍然属于书写当代社会阶层问题的范畴。不过，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注释

[1] [2] [3] [30] [31] [32] [33] [36]路遥：《路遥全集·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105页、130页、118-119页、121-122页、162页、168页、169页。

[4] [19] [26] [27] [29]路遥：《路遥全集·平凡的世界》（第2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413页、413页、414页、410页。

[5]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王德威等：《说莫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6] [7] [8] [11] [20]莫言：《白棉花》，《花城》1991年第5期。

[9] [10] 路遥：《路遥全集·风雪腊梅》，《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248-249页。

[12]孙光：《必须控制城市人口》，《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13]《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4日。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9日。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人民日报》1958年1月10日。

[16]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中说：“为什么要这样办呢？就当前情况来说，因为近几年来，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比较严重……给城市的各项建设计划和正常的生活秩序带来了许多困难，使得有些城市的交通、住房、供应、就业、上学等等问题，都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局面。”同时，他还指出：“适当地解决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不仅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针对这种情况，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中要求‘进行严格户口管理’，以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因此，在户口登记条例中对于这个问题作相应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参见罗瑞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58年1月10日。

[17][18]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114页。

[21][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许金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22][美]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利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页。

[23]王润滋：《残桥》，《中国作家》1986年第6期。

[24]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25]李彦姝：《从< 早晨从中午开始> 看< 平凡的世界> 的创作难度及价值》，《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28]解志熙：《经典的回味——〈平凡的世界〉的几种读法》，《名作欣赏》2016年第7期。

[34][美]勒内·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

[35]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37]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页。

[38]贺仲明：《“〈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39]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