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生”哲学看多民族文学的生成原理
在近年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生生”哲学可谓是一个学术热点，也引发了各个学科的学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周易·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生生”哲学是天地宇宙运转的基本法则，能够参赞化育，使万物获得不竭的生命能量与动力。同时，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宇宙的秩序就是社会的秩序。因此，“生生”哲学不仅是宇宙自然的内在运行规律，也是人间社会的运转原理。毫无疑问，对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言，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生生”哲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多民族文学的生成原理”这样的宏观问题。
首先，“生生”哲学是一种“动”的哲学，而多民族文学是始终在跨界和流动的文学。《周易》曰“生生谓之易”，而《道德经》曰“反者道之动”。在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渊源中，“生生”意味着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运动和变化，并由此带来整个世界的盎然生机与生命繁盛。中国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生命哲学，而“生生”正是生命的一种昂扬自由的状态。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机制中，各民族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字作品与汉语作品之间不断进行互动与对话，形成了一个流通的公共文学场域。在文学创作层面，各民族作家将独特的风土、民俗和语言等元素写进作品之中，形成了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文学状态。在文学传播层面，各民族文学通过报刊、网络与影视改编等多种媒介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跨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播。在文学接受层面，读者通过消费各民族作家的作品，产生彼此的共情，搭建了情感的桥梁，从而形成文学世界的“想象的共同体”。于是，通过多民族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各种文学生活的参与者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多民族文学生态系统。“生生”的动态性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学生态系统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学机制充满内生动力和持久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其次，“生生”哲学是关于普遍联系和动态联结的哲学，而多民族文学是时刻在对话中进行跨民族联结的文学。“生生”哲学是一种万事万物之间进行联系的思想，指涉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生”哲学，在宇宙论的层面上体现的是一种“齐物平等”，是一种包容和壮阔的生命境界。具体到人类社会，则是主体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同时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大于单一的个体。中国的多民族文学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产生的。通过“跨民族连结”，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交互和动态的文学网络。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来说，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通过历史的层累而形成。在长时段的日常生活接触与跨民族交往中，各民族之间生成了基于地缘、血缘和精神的共同体。在多民族文学的内容表达和书写实践中，不仅有少数民族作家创作超越“单边”叙事，描写一般国民普遍生活状态的作品；还有汉族作家超越民族身份，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汉写民”作品。各民族作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学习，多民族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关系网络的表征。
最后，“生生”哲学是融合会通的哲学，而多民族文学是一种杂糅混融的文学。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生”哲学中，各种主体之间通过文化对话与沟通，最终会达到“允执厥中”的文化融合状态。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中，通过多种多样的跨民族交往，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活。在多民族文学的关系网络中，各民族不是固步自封地划分尔疆我界，而是彼此交错与融合，形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多民族文学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各民族作家相互影响，彼此的民族文化元素进入到对方的创作中，转化成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多民族文学中，融合会通成为一个常态现象。通过自我与他者不断移形换位，各民族作家让民间文学与严肃文学交相为用，将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容纳其中，在横向移植与纵向继承中超越了单一民族的文学视野，从而生产出多种文学要素融合汇聚的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而这个超越性的多民族文学与文化视野，是在打破族群文学的疆界、融汇了各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正是“生生”哲学最好的体现。
我认为，可以用“内部的构造”这一理论关键词来解释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结构性和动力机制问题。所谓“内部的构造”，指的是在长时段的文化接触与交往中，各民族之间以文学为界面不断地进行排列组合、对话互动与综理会商，从而生产出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具有广泛民族联结与社群精神认同纽带的共同体文学。在“内部的构造”这个概念中，“构造”既是一个名词，描述了多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又是一个动词，预示着未来将发展出新型文学组织与运行的结构。
在某种意义上，“内部的构造”这种在系统内部不断自我革故鼎新与重新结构化的方式十分符合“生生”哲学的基本原理。追根溯源，“生生”哲学从何而来？《说文解字》曰：“生，所庚切。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生”这个字，上部分是钻出地面的芽叶，下部分的一横代表大地上的泥土。因此“生”本义是植物的发育与生长。草木生长是大自然运转的物象表征，其中蕴含了循环不止的宇宙之大道。草木的葳蕤繁茂之状，象征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力，也是“生生”哲学最形象的体现。《论语》中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生生”意味着“造物者之无尽藏”和宇宙中有情生命的无穷潜能。这种潜能也体现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内部的构造”中，涌动在各民族文学、情感、社会之间的，正是这种动态的、生机盎然的宇宙元气。因此，“生生”既可以是一种现象的描述，指向了多民族文学生机勃勃的繁盛状态；又是一种内嵌在多民族文学内部的运转机制和生成原理，是“内部的构造”的思想基础。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本土化”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的确，当代的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受到各种西方理论的冲击和影响，无论是民族国家理论、族群理论还是后殖民主义。各种西方理论的到来不绝如缕，给民族文学研究带来新视野和新方法的同时，也让这个本土的研究领域变成了舶来思想的“理论演武场”。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对西方学界的理论依赖，建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独立的少数民族文学话语体系？将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或许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生生”哲学来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套符合中国历史社会运行规律的思想，完全可以接引转换到当代中国的文论体系中，再度启动并且赋予新的意涵，发挥理论的历史想象力。
在国家文化与学术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个“三大体系”的论述无疑为今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作家精神生产的产品，一方面关涉重要的民族问题，与当代中国民族文学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对于加强各民族精神纽带、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而言，“生生”哲学对其运转规律进行了有效的描述和概括，也暗示了未来发展的动力与方向，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生生”哲学与多民族文学联系在一起，既是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进行“本土化”话语建构的一个路径探索与学术可能性的尝试，又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体现。将“生生”哲学运用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当下实践中，不仅有助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还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作者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