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城记》：“新山乡巨变”的正大书写
给李桂平的小说《种城记》做“新山乡巨变”这种学理化定性，颇为困难。
一是这部二十九章、20万字出头的长篇，题目即明白无误地宣示：《种城记》，描写对象为“城”，而非“乡”。
然而，它实在不是专门锁定城市风情的小说。《种城记》将城市拆迁与乡村扶贫一并纳入，以此为故事中心、逻辑起点，通过主要人物席火根在上述两大家国叙事中的履职身历，展示其深入现场时的担当作为、灵魂袒露与精神受洗。整部小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度，那就是书中所列，虽属县域范围，但其映射的，却是当下城乡迈向共同发展、一起完成复兴伟业的时代叙事。换句话讲，中江省、渔梁县只是小说聚光灯下的具象实例，它本身的宏阔背景，是当代中国的巨大新变。另外，《种城记》直接截取来自城乡的一线动态，淬炼而成正大言说，笔意深刻，器型独特，或是以情节湍流出之，或是以人事轻浪推送，起落之间，惊涛拍岸又夹杂水沫轻飏，主要画面都蕴含了精神“清气”，超越了那些同时代吟风弄月的“微叙事”。
二是其核心动词，非“耕”而是“种”——“种”者，建设、起造、另筑新城之喻也。
也就是说，李桂平的《种城记》，当和城市改造甚至格局重构、根基再生强烈相关，尤其是全部文本都相当真实。
一如前边所述，整个篇章，源自亲身经历、真实生活。小说故事细节、人物作为，所有场景确实都和“种城”相关，都和实境吻合。
何谓真实？按新闻理论说，便是具体真实和总体真实，且具体真实制约总体真实。按小说理论讲，则是基于生活真实的合理延伸，即，小说的真实可以是想象虚构的，但它的要义不能脱离生活真实的本质。换言之，一切想象和虚构，都不能悖离生活自身的逻辑。这其实就是一种实体、实情、实景和虚拟结合而成的“可能的真实”。小说允许我们抛开所生活的世界云卷云舒的自有规律，你可以赋予它神奇的功能，比如孙行者扯一个筋斗云，就能十万八千里。相关细节，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人能够扯什么“筋斗云”吗（猴也不行吧）？还能十万八千里？但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则允许作家去那样向壁虚构。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小说都有了。真正的关窍，其实不在想象的东西可能不可能，而在于它所依凭的是否能在生活中找到。比如，孙行者的所为，从根上看还是近于人，是长猴毛的人，因为他的一切爱恨、一切作为，都是人才有的。还有那个“十万八千里”，无论它夸张到何种程度，都始终无法脱离人世中实际的空间距离。所以讲到底，小说的真实一定是来自生活的真实，虚构不是虚假。故事的真实，环境的真实，史迹的真实，人物的真实，小说情节越是高度生活化、现场化，形象、细节越是逼真，越合于事理逻辑，小说的真实性就越强。而《种城记》的形象、细节均来自生活真实，即使存有虚构成分，都无不合于真实性本义。
当然，以拆迁、扶贫为写作素材的不乏其人，但少有写出深广度者。许多作者无非走个过场，尘土不扬。将“种城”与“脱贫”合在一处的，《种城记》当是绝无仅有。无论会场论议，还是现场行动，整个过程都有一根主线贯穿，绝不旁逸斜出，而且是双线并行，彼此交缠。两大家国叙事，使《种城记》能够自成气象，辟出一片独有的艺术天地。
自成气象难度很大，但李桂平跨过了许多沟壑，专注于一，有新的创制，个性风格亦就此锵然娩出，并能融情景于一体，其莹亮有如晨露，其纯净犹似山泉。真实底色的纯情讲叙，我以为最是可贵。
席火根是小说第一主角，其身影、思虑、谈讲、行事，都与作者的想定、赋予、重现严丝合缝，未有相关经历，当难道其详，更难得其神。比如陷于危局困境而能用心谋划，遭遇突发情况而能临机处置；比如放眼大处、着手末端，冷静、敏锐、果决、柔情；比如渔梁种城、异乡从政、冲锋在前、心系国家；比如不尚虚言，踏实以进，坚持务本，未肯懈怠……在《种城记》里，都逐渐汇流、凝华，成为书中最为英气逼人的文字：“席火根迎上去，说，我是总指挥，有话跟我说。”这类话语既是干才自陈，又是别有机杼，更是奋勇当先。一桩桩一件件，莫不如是。
不过，从头到末，它都只关涉“种城”么？答案是：否！
当你真正深入这个非常饱满的特殊文本后，你所建立起来的阅读认知，会令你消解一切犹豫，并确信它具有“新山乡巨变”的样本价值。
这是一部将笔触理性探入生活内部，而在叙述现实情景时又显得感性的小说。它不离大道，紧贴正道，背景宏大，题材正大，摒弃平庸袭扰，抛却病态呻吟，是当下城乡范本的正大书写。其正大，便正大在它对渔梁城乡面貌那种刚柔相济的叙写。
若把其中“种城”的经历依序道来，看作前后叙事，那么，经过比较，我们应当很容易得出结论：作为故事发生地的中江省渔梁县，“种城”前和“种城”后发生了惊人差异，这种差异足以令其与“新山乡巨变”的称述真正相互匹配。
前叙事：片区拥堵，违建扎眼；市容老旧，设施落后。村民、市民多有怨怼。
后叙事：环境宜人，绿植养眼；新城矗立，暖阳高照。村民、市民乐在其中。
作家勇气十足，在一个环境狭小的偏远县域内，展开了壮丽的时代画卷。前面已经反复提及，两大板块都涉及国家叙事，一是城市征拆重建、棚户区改造，二是乡村脱贫攻坚、同奔小康。这样两件亘古未有、足以让世界瞩目的大事，在整个文本中，都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时所形容的那样：“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各自都得到鲜明的表现而绝不划一。”
作家从寻常生活中，从“众多的他人语言中”，发现了相当罕见的小说图式：远端的大气环流，旋动着近处的风起云涌，政令贯彻、政策制定、政略执行，跟民生厚薄、民风优劣、民心向背，全都紧密连接、彼此交缠；每一细部，关乎柴米油盐、街道里巷、土地田亩，更关乎社会样本、社区公道、社情民意——第一章“拆违”，第二章“息访”，第四章“首开棚改”，第五章“卖地”，第六章“扶贫”，到第八章“征地”，再到第十九章“拔钉子”，第二十一章“国检”，第二十三章“中央巡视”，如此麇集似春笋怒发的时事变迁，色彩如此浓烈的当代摹绘，其正大气象，于焉浮现。
作品的节奏也张弛有致，在紧绷欲断之际，或戛然收束，或宕开一笔，但全部所指和能指，无一不是奔城乡和种城而来。《种城记》的笔意，由此获得一种江海汇聚、融合的奇效：繁密与疏朗，虚构与实描，在所有细节铺陈当中，不再只是简单间杂，而是一波才起，万波相随：虚的是历史逻辑演进，实的是社会角色位移。
必须再次指出的是，《种城记》正面写的，的确是“城”，但其更广阔的背景，则是真正的“乡”。
不妨先翻开第一章的起首部分：“张松阳赴任渔梁县委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李家屋整村搬迁”，这算得上是城市改造的第一个信号。可是，应当注意的是，“五百年前李家屋的祖先选择了西岸的盆地开基繁衍。望着县城，隔着千里，城里的香风没嗅着一丁半点儿，祖祖辈辈守着中江岸边的沃土种庄稼”。上述内容，明确告诉读者，渔梁县城的改造，从小说开头，就绑定着山乡叙事。不仅如此，“墙根下”（十二章）、“菜市场”（十三章）、“十八口塘”（二十章），这些地方，何谓城，何谓乡，更是无法判然分明，二者难以彼此剥离。
直接一些，之前关于城乡话题的重点，本质上，是城市改造推动乡村走向城镇化，或者说，城市改造既是乡村城镇化的目标示范，又是全新的城乡合体。换言之，城市改造和乡村城镇化，在《种城记》中，毫不违和地聚合为“新山乡巨变”的凸凹两面。而现实的“种城记”向文学的《种城记》挺进的最大内驱力，当然是“新山乡巨变”。这是完全可以确认的——“城”的新质更迭，引导乡村抵达自古未有之境；“乡”的根脉转换，映照了民族和人的辉煌蜕变。
缘此，这部小说，又同时拥有了关于族群、关于“人”的正大书写的特质。
最不容忽视的，属人物设置。还是要继续说小说的主人公席火根。他由政协而人大而政府，是转岗多次的在任副县长（和作者履历相重合）。这位心向文学、在创作上大有成绩的党政干才，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城市改造和乡村脱贫，成为家国叙事的县域主角，成为“新山乡巨变”的观照人。他经历非凡，处事果断，性格刚毅，雷厉风行，心系群众，党性极强，自奉廉洁，不畏艰难，是征拆安置工程的总指挥，也是一线的行动者。
当然，从小说源流看，与其将席火根视作“新山乡巨变”的观照人，还不如把他列为“新山乡巨变”的观照点。
在《种城记》中，席火根和他的一众同事（如张松阳等），是渔梁县新质迭代的直接推动者，也是当代不失理想信念的优秀共产党人，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和那些张开双臂迎接新生活的普通群众一样，也是“新山乡巨变”最值得细察的观照点，变的是生活境遇，不变的是人的信仰——人的变与不变，才是城乡变与不变的核心要素。
《种城记》目前还无法入于尽善尽美之列。真实的情形，是文学本身也许就不存在尽善尽美。不过，它是可以拿出来和其他作品进行比照的，或者说，我们也许可以在谈论其他作品时，凝神看一下，其他作品到底怎么样，《种城记》又怎么样，有什么特别之处，并真正以之为镜鉴，哪怕只是匆匆一瞥，也可能会获得一些启发和收获。
《种城记》用不循旧例的“新山乡巨变”格局，用凌厉与柔软兼具的个体言说，用集中且多彩的笔墨，用深刻的情感灌注，再现了当今时代的天宽地阔，并由此脱颖而出，成为江西小说创作的可喜收获。
作家的努力非常可贵。他做出了从正面切入时代正大书写的选择，用亲历证明书写者必须旗帜鲜明，真正负起责任和使命。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
（作者系深圳大学当代文学与创作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