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子街”散文的时代意义
2019年《泰州晚报》推出了副刊专栏“坡子街”，我在网上看到许多朋友都在转发这个副刊上刊登的散文随笔，便时时抽空阅读那些文章。无疑，其作者的组成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本土有名和无名作家；本籍走出去的有名作家；外来游历者的著名作家。在这三个作者群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本土的无名作家。我反反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坡子街”的散文为什么会火起来，其理念甚至蔓延到纯文学界的“美文”创作和现代网络文学的媒体创作之中，这种非虚构的散文创作，难道会引发新一轮的“大众文学”的热潮和狂欢吗？
从百年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尤其是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作家视点下沉的许多书写，并没有圆满地完成这样一个“文学大众化”的任务。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倡导的底层作家的培养和书写，如高玉宝和上海工人作家创作群的小说创作，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预设的目标，何况90年代已降的“打工文学”书写也无疾而终了。
如今，时代发生了巨变，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作家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变，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的界限才被真正地打破，创作的质量不再以专业和业余为区分了，因此，更多有文学细胞的业余作者跨越了这样的阶层历史障碍，让许多作品超越了专业作家文学创作的水准。由此，我想到的是“坡子街”散文创作现象这一不可回避的时代意义。
面对当前文学“地方性书写”的创作和研究的兴起，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具有共同性的，那就是新时代写作中历史传统性与现代传播性的冲突问题，而我们底层业余作家又如何面对这样的时代语境写作呢？他们遵循的写作的核心元素应该是什么呢？
在新时代“文学地方性”的语境与书写中，小说和散文，虚构与非虚构，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反观几百年来中外文学史，这一文学叩问，始终萦绕盘桓在每一个作家的头脑之中。其实，前者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作者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生活题材在手，何愁没有书写的本钱呢？而至关重要的是后者——怎么写？仅仅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吗？几十年来，我们以为只需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上找准切入口，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这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创作的误区，忽略了文学作品创作的本质特征，阅读者无法随着你的世界观表达，进入文学的核心内涵——这就是一切文学的人性表达——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作品都需要表达的文学内涵，无论它是高贵的纯文学，还是大众的通俗文学；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篇小品，离开了人性的表达，即使语言手法再好，它也是灰色的。当然，这种表达有着显性和隐性、有意和无意之区别。
在分析“坡子街”散文时，因为篇幅所致，我排除了两个论证区块：一是那些描写美食与生活琐事的篇什，尽管那些文章也很优美；二是排除了著名作家的优秀篇章。这样，我就专注那些“人性化”描写的篇章。窃以为，“坡子街”散文之所以得到了许多读者的青睐，就是因为它折射出的人性元素的审美表达，击中了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这是丘比特之箭上爱的力量的胜利。“坡子街”栏目中的散文，皆为家长里短的日常书写，其中书写亲情、友情、爱情题材的文章最佳，文字朴实无华，肖像采用白描居多，叙事方法也没有太多的花哨，就是那种非虚构的自传性家族散文。然而，就是其中那些书写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之间儿女情长的亲情纪实描写，竟也让我涕泪泗流，不由得想起儿时读到的那个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的自传短篇小说《骨肉》，这篇小说和“坡子街”里的许多非虚构的自传体散文何等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性的审美力量俘获了读者的心，尤其是时代苦难给人的心灵震撼，成为悲剧审美中的翘楚，人性在历史的交汇点上迸发出的文学火花，照亮了黑暗人世。所以，《骨肉》留在了当代文学史中，也烛照了几十年后的底层写作路径，我在“坡子街”栏目中，再次寻觅到了它的倩影。
我们在“坡子街”里看到的是一幅幅“小人物”的肖像画描写，但他们却都是“大写的人”，与五四以来的那些精致的“美文”和“小品文”相比，也许它们与象牙塔里描写的是两个世界的生活场景，然而，正是这些带着烟火气的作品，给读者大众带来了最为真切的阅读感受，它们更贴近底层写作者，也许并不会像那些专业大作家那样埋下哲思的伏笔，他们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同样能够打动读者。我以为，在林林总总的“坡子街”纪实散文中，可以从细腻的地方性语言描写里体味出其“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自然流露，散发出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域情调”来，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大背景下，作者毫不回避时代的鲜活性，换言之，那就是从历史的钩沉中，强调其“在场性”，这就是非虚构作品不可或缺的复活历史现场的写实手法。
在写父亲的作品中，那篇《驼背的父亲》最感人，“母亲问父亲想吃点什么，父亲说，你到叶甸庄上去，买个苹果。母亲买了一瓶橘子罐头。父亲吃了几口，摇摇手，当天离世，终年56岁。”这让我们回到了那个苦难岁月的历史现场，在那个寸土寸金的水乡里，何来果树？父亲临终前想吃一只外来的苹果都无法满足，这一情节顿时让我回到村里，看到了一个个濒死者最后的奢望——一碗红烧肉、一碗麻油馓子铺鸡蛋。尽管这种历史场景是当代青年无法看到的，但作者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历史的底片，恰恰也就是父子情的最后纽带。
写父母感情的《春天，我们不说悲伤》和《“因为爱情”》，如果说前者只是一种亲情眷恋：“几十年来，从弯曲颠簸的乡间小道，摇晃的小木桥，从步行，到自行车，到汽车，一直开到村庄上。我们沿着表哥家门前的那条小路去看他们，两侧油菜花大片大片地开着。春天里，处处桃红柳绿，我们看春天，我们看你们。”在这些浪漫诗意迭出的文字中，映照出的是通常的孝道之情。而后者却明显是将一场传统的男尊女卑描写，活生生地反转成为一部似乎是充满着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交响诗：“父亲是幸福的，目不识丁的母亲，对他的爱始于崇拜，合于信任，久于人品。他们的爱情观纯粹又简单，牵了手就是一辈子。张爱玲有一句话：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母亲说不出这么美的话，但在她心间早已开出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像这样的乡土回望，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价值背反描写现象——乡土的“根”已然在传统的交合中分叉了。
写祖孙情的《“留守儿童”和爷爷》，让人在潸然泪下中望尽天涯路——那是一代出走青年对乡土的最后回眸，它定格在历史旧照中，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沉思：“我跟在后头，看着沿路的风光，看着这座爷爷生活了70年的小村庄——我知道他再也看不到了，我想用我的眼睛再替他好好看一遍。走到一座小桥上，突然感觉有淡淡的红光轻洒在身上，仰头一看，彼时远处，带点白茫茫的雾霭中，透出缕缕红霞，东方一轮红日正巧冉冉升起。白云生处也有人家，我知道，你在那边会好好的……”读到这里，我欲哭无泪！反躬自问——物质的乡土不在了，精神的乡土尚存吗？
无疑，爱情书写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坡子街”里书写爱情的《和妻子永别的那一夜》，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感天动地的美文小品。深夜里，作为丈夫的我，独自一人为妻子入殓，逼真的细节描写，若不是过来之人，根本就无法还原历史现场那种真善美的情形，朴素的乡间悲情浪漫主义情愫，堪比《梁祝》的咏叹：“此时我欲哭无泪，只有伴妻最后一程：我烧开水，水开后掺冷水，兑成温状；用毛巾给妻子一遍又一遍擦洗身体，擦得干干净净后，给她穿上一套新内衣（连入殓婆来时，都说我把她要做的事做完了）。最后，我给妻子梳头整容，在她的额头上，留下了相伴46年最后的、永别的吻……”这样的书写，恐怕是任何小说家也无法想象和虚构到的场景，显示出非虚构的自然原始的审美力量。
由此，我想到，只有人性的书写才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源泉，它应该是“历史的”和“审美的”美学内涵的前提，只有“人性的”内涵才是统摄一切文学创作的核心元素，它不仅是赋予小说、戏剧、诗歌，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使命，也同样属于散文创作；不管是大散文还是小散文，还是新媒体的网络文学，都无法避开“人性的”书写，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时代里，“人性的”描写消逝，必将带来人类无尽的灾难，而文学的功能就是唤醒人类真善美的良知。“坡子街”中洋溢着的这种良知，已然触摸到了“人性化”的创作肌理，尽管尚处在一种“无意后注意”的写作状态之中，但我希望五岁的“坡子街”能够将这样的编刊宗旨旗帜鲜明地坚持下去。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