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料与阐释》第十辑：一十三年十卷书
《史料与阐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意向策划于2007年，正式创办于2011年，依靠了学校“985三期”“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费资助，磕磕碰碰坚持了13年，如今一共编辑出版九辑，第十辑也问世在即。敝帚自珍，同仁们希望我为第十辑写几句话。虽然只有区区十卷书，十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规模，不过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学科的同仁，还有学界从事史料研究的朋友们，都很认真地哺育它、抚养它，为它付出了心血和辛苦。现在主持这项工作的两位负责人都向我提出邀约，我想，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起初的计划中，《史料与阐释》是一个不定期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成果的结集，现在仍然是这样。说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弱点。首先是不定期，原则上我们集稿成熟一本出版一本，不急于追赶出版周期，因为体量大，一本集刊差不多达到50多万字的篇幅，邀集到好稿不甚容易，何况出版周期过长，许多稿子不得不中途退还，转发他刊。但是这样也慢慢地凝聚起一批不那么急功近利，愿意做长期研究规划的朋友，他们写稿并无急需达到的功利目的，只是为学术积累而做研究，而蒐集资料。他们给《史料与阐释》长期投稿，没有什么功利企图；而我们手里攥着这些心血之稿，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双方都是出于互相信任和学术兴趣，走到一起来了。其次是自我定位。《史料与阐释》开始就定位于一本不定期的学术集刊，它不是期刊，更不是高校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刊物。这也许会使很多在高校里疲于内卷的学人不屑一顾，也无暇顾及，反过来，我们也省去了许多不得不面对的人情稿。潜心做史料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个性的、细琐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既不必成为朝市之显学，也不必成为趋时之俗学。以刊登文献史料为主的书刊，唯有求真，唯有做实，朴朴素素，信服于人，便是正道。所以在《史料与阐释》创办之初，我就不指望它成为理论建构的巍峨大厦，去承担传播真理之千秋大业，只要能刊登一些扎实可信、分量充足的材料，能做到认真发掘史料、辑录佚文、整理目录、考辨文献、编制年谱等等，足矣。用当年傅斯年说的俏皮话，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不过傅斯年还有一句话更为要紧：“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这句话出自1928年傅氏所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差不多近百年过去，这句话放在今天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新媒体、人工智能、遗传基因等等现代科技的大背景下，自是别有一番意味。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上许多云遮雾障之谜，因为现代科技的力量而真相大白。就现代文学学科而言，虽然只是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格局下的沧海一粟，同样能够深刻反映这一时代变化的信息。随着近现代文献数据库以及网络工具的普遍应用，以前难以寻找的珍稀书刊现在唾手可得，历史真相很难再被深埋在天禄秘籍不见于世。新世纪以来，学术领域风气渐有变化，重视史料文献成为许多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学者申请国家项目的必要前提，空疏经学之论逐渐让位给实证考据的新材料新发现。这是当前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记得40多年前，学术领域百废待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集中全国高校学者之力，在废墟上建设学科，策划编辑了百十余种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不但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也在全国高校里培养了一批学有专攻的学术中坚。没有这样一个坚实基础，就很难会发生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盛兴和“重写文学史”理念的崛起。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史料学热，虽然还起于青萍之末，但有了现代科技手段作助力推动，史料发掘更为完整、深入、优质，更加有助于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对盲目迷信的破除，因此，随之而来的学术盛兴可以想见。《史料与阐释》将在这样一个良好学术氛围下做出自己特色的努力。
现在回到《史料与阐释》第十辑。这一辑的主打内容是周氏兄弟的年谱编撰。缘于去年4月，杭州师范大学举办一个主题为“中国现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方法、问题、前景”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以周氏兄弟年谱为讨论中心，涉及中国现代作家年谱、传记编纂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会学者各抒己见，介绍各自的编纂实践与经验。会议讨论的周氏兄弟年谱以及与会者的发言，第十辑都有完整刊发。我没有参加会议，只是读了这辑内容，不由生发出一点感想：我以为编制作家年谱，因为谱主身份是作家，与一般谱主不同，难点在于如何呈现他的文学创作。如果仅仅记载作品的发表时间和刊物，或者仅仅记载作家本人对作品的言说是不够的。最难掌握的是介绍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的详略分寸。太详则僭越年谱功能，喧宾夺主；太略又无法突出谱主的价值所在，“全人”风貌必流于琐碎。有的撰写者以记录谱主原话为主，这没有问题，但对文学作品的介绍概述，尤其是对艺术特色的把握，当有撰写者独特见解，不做人云亦云，这是最见撰写者解读文本功力之处。周氏兄弟同为文学大家，他们的创作，著译并重、意境深邃，是读者渴望了解的主要内容。不能因为他们的创作成就为学界熟知而放弃了撰写者的独特心得。其次，撰写者的年谱，不能与谱主日记、书信等同，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现在材料发现、运用都得到普及，读者阅读年谱的同时也可以读谱主日记书信，但两者阅读功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作家的日记、书信都是编制年谱的基础，不必事事必录，日记可以琐碎，年谱不能太琐碎，而年谱对日记书信的取舍，当取决于撰写者的研究视野和主观导向，绝不是有闻必录、臃肿即丰。由此看来，撰写年谱者的主体性是无法回避的，谱主行状的孰取孰舍、著述的概述介绍、原始材料的考辨真伪，都是撰写者学术能力的真实考量。理论上说，一个谱主可以有多种年谱，相异处不在资料多寡，而在于编写者呈现给读者的不同的谱主风貌。其三，编撰年谱有简谱和长编之分，其差别主要不在正文的内容，而在于资料铺陈的多少。一般年谱长编，可以将相关资料尽可能丰富地附录于后，让读者知道正文内容的来源，以便检验撰写者判断是否准确；更有甚者，撰写者可以将资料的考辨过程再附录于后，作为笺注。而简谱，为节省篇幅起见，就以正文条目为限，只要指出资料来源，其余皆隐。所以，同一本年谱，简谱为之核心，长编当视篇幅而定。
关于年谱问题，就谈些外行的意见，未必深思熟虑，仅供撰写年谱者参考。
一十三年十卷书，整整齐齐陈列于书架，颇为雄壮。我曾经负责了《史料与阐释》前五辑的编辑工作，后来虽然还与王德威兄同列主编之名，具体工作则由年轻的同仁负责，不问也久。这次为写这篇短文，又把十辑目录温习了一遍，也有感慨。特别要感谢十三年来坚持在《史料与阐释》写作的几位老作者。首先是晓风女士，她贡献了极为珍贵的全部胡风日记（1937年8月13日—1985年6月8日）；因为这部日记，又引出了许俊雅教授长达20万字的《胡风日记阅读札记》（1937年8月13日—1938年9月28日），先在集刊连载，后又正式结集出版（书名为《胡风日记疏证》）。可以说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学术佳话。秋石先生也是我们的老作者，他的新作《〈八月的乡村〉构建之探赜索隐》指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本事还有一个为人不知的来源，即来自亲历南满人民革命军英勇斗争的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飞烈士讲述的一部“腹稿”，以此补充了已经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相关内容。还有李振声先生，他在我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雪中送炭赐予两篇长文，一篇《谁愿意向美告别？》，分析诗人彭燕郊的作品，还有一篇《外来思想与本土资源是如何转化为中国现代语境的？》，讨论了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两篇都是极有见解的学术论文，振声兄丝毫没有嫌《史料与阐释》不是C刊，从高校评估体系上说，也许刊登了也是“白登”，他却没有犹豫，愿以最好的作品与我们相濡以沫，一起努力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