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散文浓易淡难
从广大散文写作者的具体创作实践看，亲情散文仍然在整个散文创作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亲情是人间不可或缺的、最可宝贵的。即便不是写关于亲情的散文，也同样存在如何把握情感的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写好此类散文，怎样规避此类散文常见的一些“通病”。比如情感过于泛滥、过于套路化的问题。新手一般都对这几个问题体会得不深，把握得不好。一般都是过于浓烈了。也就是说，只会“浓”，不会“淡”。
关于“淡”的散文篇章，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经典例子来。比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应该是这类散文中分寸感把握得最好的。
从人物关系来说，父亲是希望情感浓一些的。因为父亲刚刚遭遇了很大的变故。“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还要到南京谋事。不难猜想，此时的“父亲”，特别需要儿子的亲情慰藉。“父亲”本来已经再三嘱咐过茶房了，还是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至此，父亲对“我”的情感，可见一斑。可是，儿子这一方一直是冷的，也就是淡的：“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即便到了车站，父亲对“我”的情感还是浓过了“我”对父亲的情感。“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其次是父亲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再次是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而“我”心里只觉得父亲迂腐、啰嗦：“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何以父浓子淡？因为作为儿子的“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父亲对自己的情感。直到“我”看着“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用两手攀着上面，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的情感才迸发了一些出来。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感情一路都是淡的。只是到最后那一刻有了变化。而且仅限于变化，算不上有多么浓烈。但刚刚好。符合作者的心理变化逻辑，也符合作为作家的朱先生的性格气质。一部写亲情的散文经典就这样产生了。“论行数不过50行。论字数不过1500言”，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李广田先生说得好，并非凭借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而只是“凭了他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李广田《最完整的人格》）其实人世间的真情原本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未必很浓烈，但更久远、温馨。
这是广大散文写作者，特别是初学散文的写作者需要去仔细体会之处。一般都是“一浓到底”，想不到还可以“一淡到底”。当然也不全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做到浓易，做到淡难吧。
从阅读效果看，淡的东西，素朴的东西，特别是情感，可能更长久，也更易为读者所接受。可是，很多的亲情散文，一方面不会“淡”，另一方面也看不到变化。一定要让情感有个变化的过程。只有有变化的情感才更真实、更真切，更“润物细无声”。
那么，有没有个限度，有没有个尺度呢？叶圣陶先生认为是有适当限度的。叶先生说：“各人的情感有广狭深浅方向的不同，千差万殊，难定程限，唯有反求诸己，以自己的满足为限度。”（叶绍钧《作文论》）文章中的情感要有限度。叶先生认为，作者自己“觉得所有的情感倾吐出来了”，就是最适当的限度。叶先生还说：“如或太过，便是累赘。”现在看来，写得“不显明”，未必读者就感受不到作者的深切。
当然，亲情散文中的情感，也不能说只能淡不能浓，但浓烈未必就深切，深切未必就浓烈。亲情散文不渗透情感肯定不行，因为没有情感的话，感染不了读者。刘勰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但满篇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未必效果就好，至少不能浓得有腻烦感，有虚浮感。想想，如果朱先生的《背影》一句一个“我爱我的父亲”，一句一个“我爱你父亲”，一句一个“父亲高大的背影”，应该就没有目前这种撼人效果了。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真切、深切的情感。
王国维先生曾说：“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文学小言》）王先生应该指的是作家艺术家本人，而不是指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但是，散文创作，特别是亲情散文创作，需要靠真切、朴素、真挚的情感去构架一篇散文，去感染人、撼动人。其中的分寸感全靠作者自己去体会、去拿捏了。
（作者系甘肃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