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新作《淑女》：“回家的诱惑”
透过《淑女》，我几乎介入到唐颖笔下的故事场域，这缘于作品对当下的深刻关联。同样是捕捉时代变革中跨文化语境下中国人的精神轨迹，作家通过小米和黎朶构建的“双姝”模式，以及她们所处的“双城”空间，由近及远展开观照，呈示下乡受“农场”洗礼的城市青年，通过各自途径踏出国门，或作为放逐者，或成为寻梦人，历经物质生存挑战和精神家园的迷失后，在归来的日常生活中反思生命的本真价值。
“双姝”结构中的“淑女”修辞
何谓淑女，怎么定义？这大概是读者捧起唐颖长篇新作的首问。
《淑女》开篇即塑造起主人公的奇观化女性形象——黎朶经由颇具张力的“三人戏”出场，目击者则是身为民间小剧场制作人和影视编剧“枪手”的小米：在某工厂仓库改造的剧场门口，小米正与广告商、赞助商、媒体记者社交，黎朶在人流中朝她招手，身旁的男友是已婚身份，正与一名年轻女子攀谈……往下的故事并不难猜，黎朶在小米的鼓舞下查看男友手机，于是发现了除男友妻子之外的又一个“她”。
应当说，《淑女》的故事正是在小米对黎朶的目睹中上演，“看”与“被看”行为背后是作家赋予人物间潜隐的权利关系。两位女性主人公构成中国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双姝”模式，它塑造两个女性形象，经由她们的性格、气质与行为差异生成小说的叙事动力与矛盾冲突。这种模式更为读者熟知的是林语堂《京华烟云》《红牡丹》《赖柏英》等多部小说，双姝的对峙既源自文学史传统，又与作家的文化人格密切相关，成为作家文化哲学需求的艺术性表白。
在唐颖的这部新作中，“淑女”一词共出现六次，或是黎朶的自我审视与自我要求，或是他人对黎朶的评价。显然，话语的合谋形成了无形的枷锁，宰制并异化着黎朶。当唐颖隐隐约约点出淑女黎朶对“规矩”的恪守，以及由此造成的反常态，“淑女”便不仅是对标“窈窕淑女”完满理念的“貌似”，而更成为一种修辞性批判，直戳所谓修养标准的虚伪和无效；当黎朶在感情、友情、事业、商业都讲规矩，这规矩又囊括了在某种不体面中务求的体面，便毫无存在的必要。
事实上，这是黎朶第一段不贪图从对方身上获利的情爱关系。随着这理想爱情、完美伴侣的真相被揭开，她纠结起是否应向男友摊牌，而未及定夺，男友就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黎朶突然被迫接受失恋，也曾专程去纽约寻觅，在上海则尝试与老克和申盛演绎新的不同形态的陪伴关系。
小说行至此处，黎朶与小米这对“双姝”，既因生活空间的对调和人生阶段、境况的不同步而渐渐疏离，也因小米客观催化了黎朶的失恋，并与申盛等人亦有情谊而产生隔阂。当黎朶重新搬回到市中心公寓，“艳美浮夸”的装修风格，张扬地宣示了她心灵的枯萎，黎朶陷入生活内面的孤岛和不易觉察的精神崩溃，在一次浮潜中再也没有回来……
空间经验下的反常与异化
有关人的反常状态，唐颖借小说人物命运架设起合理准确的复合性描述与思考。经由知识青年下乡的农场和包含新市民文化的上海以及移民经验所根植的美国，唐颖将命运的显性伤害与隐性伤害并置，透过叙事时间与叙事视角沉淀。这集中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目光下的黎朶身上。这不单是对她美貌的强调，更显示了她所处的社会阶层及其招致的青春与时间的错位，呈示个体无法逃离之规训。
当遥远的空间距离始终无法替换时间和命运的纵深，当一个个被压抑的现代性主体置身中西方文化差异，记忆中的伤痛总是时时在场，日履平常变得如此艰难，《淑女》中男女群像的交往便呈现出怪异的权利结构——不仅存乎爱情，更见于友情的微妙难辨。黎朶和小米互相映衬，说到底，在农场的“她”和在上海的“她”并不相同，而在上海的“她”和在美国的“她”也不一样。
在《淑女》中，唐颖让两两空间互相致意，呈现小说中隐匿的更为深刻和复杂的背景。
作为与“农场”相对的都市，和与美国相对的故乡，上海似乎给人的印象就是盛产淑女。那些被反复咂摸的海派风格，连同街区和淮海路的变化，飞涨的房价，以及咖啡馆、西餐厅、地标建筑沿革、本帮菜名厨等代表的精致的都市文化和对消费、欲望的投射，“上海”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彰显着作家对城市历史的熟稔，并逐层确立起记忆、经验、审美与文化立场。
小说中次第登场的归来者，历经故乡的缺席，凝练出极具共鸣的情感，他们与小米相约并聚在一起，拼凑着难以厘清的故乡碎片。故乡成为回忆之地，仿佛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逐渐消失并呈现陌生化，归来者被动地成为故乡的异乡人，与失意、破碎的情感关系同构于一次忧郁的文学表达。
一并消失的还有“农场”，亦是旧日时光的载体，一切羁绊的开端。唐颖从中除了设置“妖头”的疯癫、黎朶对自己美貌的惧怕以及小米对医学的痴迷与被迫放弃，还在小说临近收束前揭晓一个秘密——同样以仓库为表演空间，在“农场”的某个春节，黎朶随黑鱼、小头等人，在女会计的带领下误入一场“表演”，荒诞的肉体展示令他们集体陷入危险，他们不得不守口如瓶。
如果说《淑女》开篇在民间剧场里上演的日本舞踏是以肉体展示精神的异变与扭曲，那么“农场”里众人所围观的，亦是某种精神对峙的极端变形，暗示人物的心灵创伤和被异化的命运……
“不可靠叙述者”的回忆与伤感
《淑女》以小米为视点呈现黎朶身边环绕的人群，事涉道德伦理、婚姻爱情、商品社会、经济生活、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城市通过一系列价值体系把人划分等级，小米与黎朶的渐行渐远基本是早早确定的。伴随某些实质性问题的遮蔽，小米以黎朶为主线的讲述指向黎朶的朋友、追求者和历任男友，而作为小说的重要叙述者，小米能够通过回忆和描述不同人物的前世今生调度叙事时空，以使当下和过去弥合在人物具体的生活轨迹里，同时，因着不断穿插的回忆，小米延续了与黎朶的友谊和那些重又找回的情义。
小米是因着早年的情谊才不得不接受、迎合黎朶的一次次“向下兼容”，而当黎朶陷入情感的混沌，小米试图“向上管理”时，黎朶的不悦乃至翻脸，便拆穿了这种体面、舒适之下的不平等与不适配，直指关系里的权利结构。唐颖在结局更是戳破了这场友情的笃信，“你不会现在还认为好朋友之间什么都可以说？”
相比唐颖以往作品中的移民经验和全球化想象，《淑女》的讲述重点不再是那些在两种文化中求生存的边缘人、幸存者、成功者或国际人，反映的主题也非文化身份给个人在国外造成的难解局面，而是具体地深入到人的性格和心理中去，表现人的命运中某种“伤感”的成立和不可避免，呼应文化的混杂与融合趋势。
当小米终于跟随丈夫去往美国，仿佛与黎朶共享更为广泛的经验，友情似又因此绵密起来，唐颖却开始揭露小米不可靠叙述者的可疑立场。正如“妖头”、黑鱼等人的讲述中有对不同事件不同细节的确信，各人内心深处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并非线性时间轴上确凿无疑的唯一，它们与唐颖在小说中频繁嵌套的梦境、舞台表演、剧本推演等一齐包裹在一层叙事中，更像是一次次不可靠的叙述和一桩桩思想实验。
小米的叙述看似增强了小说的现实针对性，呈现更为合理、公允的立场，拆解“淑女”词条下单一的女性气质，但她亦因诸多私心而刻意调换着讲述顺序，对“妖头”哥哥大姚与自己在“农场”时情缘的隐瞒，以及对申盛几次回沪与自己见面场景的拆解，最终让读者大感意外。
因此，唐颖在结尾并未给予小米更多的罗曼蒂克，只倏忽让她与大姚相遇——大姚正是黎朶消失的男友，小米的启蒙与黎朶的复苏同构于一人，他掀起“淑女”陨落的大幕，使生命的情感依托逐一退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竟又与他无关。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