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的，历史的，象征的
拖雷的《破雾者》以1941年8月8日为故事讲述起点，以归绥城这一日控北部城市为发生地，展现了谍战题材惯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谍战密局，在日军、伪蒙军、蒙政会（伪蒙疆政权）、国民党（军统中统）和抗救会（共产党领导下的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游击队五重力量之外，加入苏联控制的拉姆沙国际情报小组，六股力量相互搏杀，还穿插有土匪的骚扰，共同放置在大风呼啸、风雪飘摇的归绥城。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人，采取限制性的内倾视角，多次展示“我”眼中的归绥城全景——这里如同鬼蜮罗刹国，狂风始终在吹，太阳始终不得见，人迹稀少，而建筑物像极了一个个洞穴或密室，整个环境氛围不像是人的居所城池。正是在其中，多方力量缠绕在一起，殊死搏斗。
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具备埃德加·爱伦·坡所奠定的本格推理的基本形态，如密室、意外凶手、心理盲点、暗号推理等模式，一方面也延续了麦家等人笔下谍战小说的类型模式，把几方谍报特工人员都囚禁于“局中局”，在密室中斗法互杀；此外，拖雷还尝试让深陷多重身份焦虑的间谍们走出密室，进入历史时空，成为历史叙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样说可能意味着我认为《破雾者》突破了谍战类型文学的本色和设定，也许类型更多是一种智力的游戏之作，也是满足读者期待的造梦工厂。就中国的谍战小说来讲，挥之不去的宏大叙事仍然是重要的背景和要求，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因为中国的谍战小说家多有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身份，游戏本色的写作，于他们而言可能大都不满足、不甘心。为游戏而游戏的“剧本杀”，是不是太过空洞乏味？
拖雷试图写出一部好看的谍战之作，以显示自己不俗的智力、逻辑能力和推理能力；同时，他的严肃作家的训练，也让他对谍战推理的类型特征，有意做了一种改写的努力，比如第一人称的使用、环境描写的象征、梦境呈现的寓意、人物形象的用力。
《破雾者》的第一人称“我”，跟麦家几部作品中作为叙事者的“我”颇有不同。麦家小说中的叙事者“我”，承担的是真相寻访者功能，说明这些故事是他多方打探辛苦得来的，目的是试图保证对故事真实性的承诺。而拖雷的这部作品中，“我”本身就是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是作品的主人公，与五方力量都深度缠绕。更重要的是，“我”竟然还是个失忆者，因头部中枪而造成了间歇性的失忆者，这样一来，“我”就面对了历史性经典性本源性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部作品正是围绕着这三个追问来展开。
“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正是作品开篇不久即面对的难题，故事全篇都在寻找“我是谁”之答案，所有情节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我”需要慢慢恢复回忆，日本人配备医护和药品帮助“我”，特务科、蒙政会、抗救会、党组织的同僚、战友、旧爱、老上级等纷纷出现在需要出现的时候，他们需要“我”想起“我是谁”，因为“我”掌握了最有价值的核心秘密。“我”就是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离开这一环，故事链条立马崩溃。
这个“我”寻找“我”的过程，抢救“我”的记忆的过程，使得作品更加真实可信，因其第一人称的使用而有了更多心理活动，因其视角的限制性而结构紧凑。“我”知道、“我”记忆、“我”书写，“我”观察、“我”思考、“我”推理——其实还有“我”的歌哭。整部小说成为一部自叙传，而自叙传正是严肃文学作家擅长的写法。
基于这样的纯文学特性，这部作品的其他几个特点，也就相对好理解了。大环境方面，小说写到了蒙政会、抗救会，故事发生地落在绥远省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填补了蒙地抗战题材的空白。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五方力量的代表人物各具不同身份的不同特征，作家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哪怕三笔两笔简单勾勒、白描塑形。比如那个仅露面一次就丧命的洋烟店小老板山羊胡子胡老先，给人留下深刻记忆。有些人物或许相对中规中矩，没有特别明显的个性特征，不过全篇下来，起码有两个人物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类型人物的改写，那就是惠子和李明义，即第一人称的“我”。
惠子的身世一言难尽，她从歌女到间谍的转变充满着欺凌和暴力，她表面的顺从和效忠背后，是反抗和向往，所以她对李明义的情感是真实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负载了作者的某种赞赏和同情，所以他选择不把她写复杂，在这样一部谍战作品中，算是相对清浅但让作品加分的形象。
李明义的形象，则是全书相对复杂的一个。他的复杂性来自身份的丢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与去处。他一醒来就是一个“新”人，过去的记忆消失了，直接置身于日据归绥城伪蒙政权的特务科，为日本人卖命，也就是“汉奸”。全书就形同于一部汉奸的口述，一部汉奸的自叙传。这样的叙事视角应是前所未有，也冒了极大的风险。拖雷写出了一个“汉奸”的苏醒或觉醒史，人物慢慢寻回记忆的过程，既是历史的接续，也是现实之“我”与历史之“我”的搏斗，也是身份的重新确立。这样来写，就继承了一种经典化（从《巨人传》、教育小说、市民小说、武侠小说等延续下来）的新人成长或英雄出生原型。
跟其他谍战小说相比，拖雷似乎深入到更开阔的领域，塑造了更复杂的关系网络（从阿加莎·克里斯蒂开始，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成为衡量一部侦探小说好坏的重要标准），融入了一个更大胆的谱系。他的书写不仅是谍战的，还是历史的；不仅是（推理）类型的，还是（神话）原型的；不仅是通俗的，还是严肃的——不得不说是拖雷推理的野心、写史的雄心、写人性的初心，成就了这部作品，从而使这部作品自有其形式上的美感（逻辑构成），从“我”是谁这一具有种子意义的故事原点，生长出寻找“鹦鹉是谁”“骆驼是谁”两条主线，不论枝蔓再多、人物关系再复杂、历史事件再漫漶，始终以“我是谁”为总统领，“鹦鹉是谁”“骆驼是谁”双线并驱，伏脉千里并最终百川归海。到了全书第三部分，“我”找到了“我是谁”，想起了“我从哪里来”，作者集中笔墨，浓墨重彩讲述了“我到哪里去”的大结局。
外面是风、雪、冰冷与黑夜，室内（暗室）则是一场场杀戮。外在与内在的环境与氛围，构成了全书的整体象征。正如“我”跟惠子说的，“我感觉这个归绥城是个黑暗的地狱，各种各样的鬼就生活在我身边，和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呼吸，一样做着各种表演，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假面具，挂着假表情，可我心里知道他们全是鬼，有恶鬼、有奸鬼、有无头鬼、有冤死鬼……反正全是鬼，我每天就是和这些鬼相处在一起，怎么说呢？我感觉自己也是鬼。”“如果我真是鬼的话，那样我也安心了，可我还不全是，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在这个鬼蜮世界里发生的这一切，今天看来都已如同梦幻。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许有原型，也许不必有原型；也许可以发生在真实的归绥城之地，也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从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的角度看，这个归绥城，可以整体性地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是的，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的和特例的，是一个恶托邦或异托邦式的存在——貌似秩序井然，实则杀机四伏。在这一城一地，上演着一个个人的生和死，上演着侵略与反侵略的家国故事，上演着爱恨情仇、人心险恶（整个推理史所讲述的何尝不是同样一件事？即反复上演的人性和不断被谋杀的感情）。而无论怎样山呼海啸、地动山摇、人心险恶，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但终归有人性之光的护持和照耀。
至此，笔者也终于敢说，这部作品值得读三遍，也需要读三遍：第一遍，作为推理小说（本格派）来读，只需感受作品的逻辑；第二遍，作为历史小说来读，小说背后的历史事件和线索，我们曾经如此陌生；第三遍，作为象征小说来读，小说在谍战的外壳和哥特小说的氛围的保护之下，未尝不可看作一部作家用心经营的、关于人心人性和人类之困的象征主义小说。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