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时代的文学“出圈” ——以侦探推理小说为例
科学文化本身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当较为专门化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家从教科书里“出圈”从而进入大众文化领域的时候，还是带来了一些反差的谐趣。列文虎克是17世纪荷兰的一位商人，他对放大镜下所展示的显微世界的强烈兴趣，引导他做出了对于昆虫、细胞等的细致观察和精准描述，这些“非常微小的动物”的发现，对18世纪细菌学和微生物学起了奠基作用。时下在微博等社交网络上流行的用法是“列文虎克青年”，他们行使着侦探的职责，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推敲一个个的细节，追究不易察觉的隐秘角落。
侦探推理小说简称为侦探小说，又称推理小说。“推理”二字，其实源自日本作家江户川乱步等人。由于侦探、悬疑、犯罪，甚至是警察、间谍、特务这几类小说叙事模式一致，只是侧重略有差异，所以基本用侦探推理来统称。本文的语境也是如此，不着意于惊悚和恐怖，只强调悬疑与推理。侦探推理小说是一种位于正统之外的故事叙述类别，它每每起源于诡计和伤害，又在癫狂与痊愈之间开始和结束。它以解密为核心内容，附着着死亡、机巧、偶然、极致和曲折。侦探推理不可能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是包含着深广的科技理性、法律精神、道德考量，其背后渗透的人性，在失序和秩序的左右互搏中逐渐显形。
一
近两三年，推理和社交游戏“剧本杀”异军突起，以加速度占据大城市青年的周末文娱板块。这款社交游戏的内核是推理，尤其是密室推理，比如典型的“暴风雪山庄”。一般由8名以内的玩家演绎某一部推理底本，他们围绕剧情还原人物关系，根据谜面交换已知线索，共同揭开谜底指认凶手。随着行业热度骤增，一批大影视或游戏IP纷纷进军剧本杀行业。比如侦探电影《唐人街探案》、网络小说《庆余年》、科幻小说《流浪地球》、竞技手游《王者荣耀》都启动了同名剧本杀。双雪涛《刺杀小说家》的同名电影甚至在上映期间，就开展了“玩同名剧本杀，送电影票”的推广导流活动。［1］
日本小说家将推理大致分类为本格、社会与变格派，专注解谜的被称为本格派，凶手作案手法精密，需根据科学知识和严密的逻辑破案；而更着重挖掘动机的是社会派，因为凶手的动机往往反应了被黑暗社会戕害的扭曲人性。剧本杀由于情境有限，一般不引入社会因素，主要注重诡计，关键步骤是破解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
在“剧本杀”这款实景游戏［2］还未落地开花时，已有推理游戏综艺节目珠玉在前，比如已经持续播出了几季的《明星大侦探》，它的剧情多借鉴经典的推理小说，如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和《东方快车谋杀案》。推理游戏的出现晚于推理小说，一般被认为发轫于美国30年代的派对游戏Jury Box（陪审团）及Murder Mystery（谋杀之谜）。游戏的空间虽相对封闭，但却已经使推理小说由平面变为立体，让游弋于纸面文本的阅读者转化为行动的参与者。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脚本，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POV），当玩家交换信息的时候，多个视角交错，需要辨明重合部分的真伪，并填充剧情的空白。房间里的道具、他人的表情，无一不是背后隐藏着“所指”的“能指”符号。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者的表演，都要成为推进推理过程的有效环节。
如果说紧凑烧脑的故事情节，如揭开谜底的那个谜面不能被重复性表演，那么短暂的体验模式到底追逐的是什么？如果停留在故事层面，那就仅仅是喧嚣一时，空余一地的剩余快感。在这个意义上，剧本杀是不具备潜能的“一次性”文化工业产品。但为何多数玩家义无反顾地成了回头客甚至“死忠粉”呢？需从这种文化形式的具体实践方式找到答案。玩家可提前约定与熟人包场，也可单刀赴会，与路人临时组局，后者更为多见。参与者将自己接连投掷进不同的陌生化小社会，与其说他沉迷于破案，不如说他本身需要社交表演的剧场，在化妆舞会上，玩家戴着各自的面具，进行着表演出来的合谋，他们经由一下午的游戏，对可纠正的“偏差”浅尝辄止，领会虚拟和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
当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现代生活的核心。
现代社会建立在陌生人商贸和陌生人政治上，剧本杀偶然地凑足功能性的几个角色，表演人类最极端的情境和最密集的推理，这类文化产业是被现代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催生出来的。人类历经工业革命与数码革命，开始了他们的都市游牧、网络冲浪的日常生活，由于聚集大量人口、提供不同的社会分工，都市重组了人际关系，许多生存活动都转变为了文化符号，比如“最后一个渔佬儿”的生活，只可能通过文字、画面来复现。推理小说为极端化角色扮演提供了巨大的摹本题材库，它满足的不是怀旧，而是“假设”。当以假设为前提时，参与者们就在面具背后具备了主体性，开启了有自觉的文化再创造。
表演者本人与所扮演角色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允许他们在多角色间徜徉。这是严丝合缝紧锣密鼓的都市生活对于生存体验的巨大需求。都市青年渴望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去揭开一角关于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秘密。通过多种文化符号实现“生活在别处”的愿景，同时又保证人生足够的安全和隐秘。“都市生活的繁华，其节奏、变化和偶遇性处处在提示年轻的角色扮演者，他们的前程和命运有着许多岔路和神秘性。”［3］可以说，参与者扮演的是面具本身，未获得自己确定性社会定位的青年人，借用面具进行尝试性操演。
二
青年群体间分享着一个非常火爆的自媒体，微信个人公众号“没药花园”（ID:Moyaohy），其订阅粉丝早已过百万。［4］执笔者是一名人类学女博士，笔名何袜皮，源自印第安婴孩名Wapi的音译。“没药花园”之所以声名鹊起，是由于作者对一些真实疑难案件的关注和整理，她搜集媒体报道、庭审记录和警方公开的资料，重新讲述那些被街谈巷议的扑朔案情，比如对美国黑色大丽花、蓝可儿之谜等案件的推理复原及犯罪心理剖析。当然，公众号中也发布标明“虚构”的悬疑小说。在分析社会案件之前，文学专业毕业并从事记者职业多年的何袜皮本身已是一名作家。悬疑是何袜皮作品的典型风格，社会学的运思方式则是其文字更隐秘的内核。
在公家警探的形象之外，侦探推理小说还塑造过诸多别具风格的私人侦探，比如有万夫不当之勇的菲利普·马洛（雷蒙德·钱德勒），通过他风尘仆仆的历险，读者看到暗潮涌动黑白杂色的世间。何袜皮则相反，她不是一个实景取证和现场搜集的侦探，更像是书斋里的剖析者，正如巴拉涅斯·奥克兹《角落里的老人》中那个“安乐椅神探”，根据向公众敞开的资料，通过逻辑推理厘清疑案。古典侦探如福尔摩斯者，既懂生化又通乐理，是百科全书式的通才。现代知识分类后，知识世界的整体化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但成功的推理总是对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何袜皮的独到之处是她多年受训于人类学的方法，这个极为庞杂的学科给予人足够的参与式田野经验，因此她能够在纷杂的材料之中去芜存真，找出逻辑归因。“没药花园”里爆红的文章，不是仅通过精妙推理征服读者，而是因潜移默化地带有人类学的思维从而具有深厚的人间温情。
这些文章多分析悬而未决的谜团，剥开凶杀背后的动机，“罪行或许离奇，但作案动机往往代表了人性中普遍的欲望。当读者因为一些情节而感到不安时，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抗拒承认自己内心的阴暗面。”［5］由于深刻的换位思考，挑战着读者对于人性之幽深的理解限度。即便是匡扶正义的警察，内心深处恐怕也渴望一次“完美的犯罪”，这是侦探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中主人公秦风屡次通不过警察学院面试的根本原因。2017年10月，大概有2万多名观众来到拉斯维加斯的露天乡村音乐节，凶手从天而降，炮制了骇人听闻的美国史上最大枪击案，他在高处机枪扫射，酿成了至少59人死亡的惨案。何袜皮分析大屠杀现场的时候附带了凶手行凶时所寄身的建筑图纸，并以此标题为切入点：“居高临下对万人扫射是一种什么体验?”
在任何文学类型里，包括纯文学，死亡（剥夺或者被剥夺他人与自己的生命）都是一个特殊和极端的“装置”。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那么以死亡为叙事起点的推理小说，就是要寻找那个情感和利益抵达顶峰的时刻，探究人在绝境里的偏执。何袜皮的笔锋不得不让笔者怀疑，这些写作本身就蕴含了她虚构的宏愿，借助广为人知的悬疑，她重新创造了人类学的某种复杂仪式，目的是“将日常与人性的深度和距离弥合，从而引发悲剧式的净化与恐惧”。［6］
既然启蒙理性自身可能具有颠覆性意义，那么我们据何判断知识话语可否与人性、道德通约？针对全国瞩目的清华朱令案，何袜皮几年间持续关注，共写下6篇系列文章。在第5篇中，作者引用2018年的一篇科学论文，重新梳理和普及了其中的原理，通过当时保存的朱令落发，来论证她的具体中毒时段。用何袜皮的原话来说，看到这篇科学论文，第一感受是震撼和感动。人类终究可以运用技术的神力，复活掩埋在证据之中的真相，如果我们依然无法判断拟人化的科学是否具有实现正义的功能，至少目前可以说，对顶层域的设计里，科学还是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因此，关于“北大吴谢宇弑母案”，何袜皮充分发挥了人类学的想象力，她避开了这个困境：即按照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来解释“量化”与可量化的理性悖论。事实上，人性不仅不如卢梭所言，是自外于科学技术的独立纯净存在，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的特定产物，甚至是人性的外化，而且科技也在塑造人的身体与观念本身。
在科学的理性之下，人们的思维往往受益于数学和模型的方法，从证据上排列组合出多种可能性，然后在定量或者参数里排除不可能。推理女王阿加莎笔下的侦探波洛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的头脑里有无数“灰色细胞”，其工作的效率仿佛二进制或者矩阵排列般神奇。厉害的神探大脑更像计算机，如弗兰克·赫伯特《沙丘》里的门泰特教团（Mentats），这种人被训练成为模拟电脑进行认知与分析的人形计算机，因此他们被视作逻辑与理性的化身。在推理小说中，侦探对于地图的背诵、信息的处理，无非是将大脑“异化”成为超级计算机而已。这种能力往往让神奇侦探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一切，凌驾于混沌信息流之上，成为了失序世界的神。在这个理论背景下，推理小说当然封过许多神，但它根本的功能是寓言，提供看待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方式，这比追凶更为重要。
三
本雅明通过爱伦·坡小说《人群中的人》指出，“都市漫游者”以边缘姿态行走于都市之中，但其出其不意不为察觉的凝视却与侦探的功能相互勾连。为人所熟知的“东方柯南·道尔”的程小青，主要写作以老上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笔下的神探霍桑是一个不断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上海漫游者。霍桑的上海已经与以往大不一样，以前的推理文学多是公案小说，如我们熟知的王之涣“审狗”断案。总体而言，公案小说以封建时代对于王道秩序的呼吁为核心，因此只要断案的力量彰显了王权对于民间公道的维护，就是一出邪不压正的喜剧、正剧，而现代推理小说强调社会性和空间感，其精神底色已与古代公案小说大相径庭。
19世纪40年代开始，上海租界建立，吴淞铁路通车，随着早期现代化交通格局的形成，城市也变得有章可循起来，这样的空间给新文学里脱胎于古典公案小说的侦探推理小说带来了创新的支点。城市开始成为推理小说的主要背景，甚至常常成为主角本身。
穆时英这样形容在火车汽车等交通根据上所领受的蒙太奇景观，“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7］他采取断片拼贴的方式构造的都市蒙太奇，暗示了眩晕之处正是血腥的躲藏之地。无独有偶，《上海的狐步舞》以一个凶杀片段开头，虽其意未在推理解密，但行文特点与其叙述的现代（此时）和历史的剥离相互印证。置换到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上，汉娜·阿伦特也认为，漫游式的观察和写作“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这种企图‘力求在最微贱的现实呈现中，即在支离破碎中，捕捉历史的面目’”。［8］
什么叫作支离破碎，什么叫作历史的面目？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活跃的东北书写中的罪案、悬疑、城市、历史和悲剧，简直是这一断语的注脚。东北文学一贯有着书写工业的优秀传统，但真正产生破圈影响，要数近年来的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等人。这几个出手即一鸣惊人的青年人，写作以重要工业城市沈阳为背景，而且每一个故事背后几乎都有极端的死亡，以此揭开那座城市辉煌或衰败的精神史。在此“微贱的现实”意义上，东北可能比上海更为典型，上海发生的悬疑推理，多依托于“流动的现代性”，而东北所依托的恰好是，边缘的、凝固的、被冰雪覆着、被轰鸣掩盖的历史。
郑执《生吞》是推理与青春文学的类型结合，班宇《冬泳》站在杀人犯的第一视角，三角恋故事背后隐藏着两桩可怕的真相。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甚至有着非常标准的推理小说叙述视角，在《北方化为乌有》《跷跷板》中，无尽的废墟之下尘封着一具骸骨、一段旧事。这类例子比比皆是，要被追问的是：作为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一支，文学书写为何总以悬疑的面貌出现，他们要从悬疑之处揭开什么谜底？
1983年，“二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命案，针对全国多地连续发生恶性事件造成的人心惶惶局面，全社会广泛参与了首次“严打行动”，东北地区尤其风声鹤唳。这几位生于1980年代（三位皆生于“二王”血案之后）的作家在小说或创作谈里都对这两件发生于自己出生前的大事有所提及。相较于其他“80后”作家的漫长的成长过程，东北作家似乎是天然早熟的。他们不是想关注杀人越货的勾当如何展开，而是困惑于历史深处隐藏的悬而未决，翻开被冻土掩埋的历史，一遍一遍打捞遗忘。换言之，东北本身就是他们的历史遗产和写作资源，而侦探和悬疑仅仅是他们从类型文学里借用的符码，通过符码，他们要开始编织自己与城市的关系，重走父辈口述的岁月，故事表面的阴翳只能用揭秘的形式层层剥开。“随着老工业区被纳入消费社会的空间生产，废墟表象被资本逻辑的霸权叙事重重编码，悬疑这一悬置霸权符码的表意实践,成为使历史重新寓言化的关键。”“……每一篇以悬疑叙事书写老工业区的小说都是关于边缘历史经验的话语探索，在这些小说中，每一个看似沉默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历史书写者。”［9］双雪涛们何尝不是文本中的“小人物”，同样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不约而同的叙事选择。
司芬克斯不啻为史上最著名的出谜者，它的谜题如神谕。克拉考尔则认为“由于控制人类行为的‘最高法则’的消隐，世俗生活只能靠社会约定的习俗准则来维持秩序。现代人完全依靠理智，通过理性推理来理解这种秩序。”［10］因此，侦探的任务是重建因果，如果要在“社会和精神的‘地下世界’的产物”中寻找深度意义，那么找到的可能是“世俗的神学”。［11］这也是为什么《平原上的摩西》里某些特定的画像、雕塑总带给人莫名的敬畏感。没有了神圣启示，无依无傍的现代人只能依靠逻辑和实证来将神秘主义兑换，以此表达自我生命对于失序的恐惧和秩序再度恢复的渴望。
结语
现代降临，科学取代宗教之后创造出自己的神话，理性就是这个神话。一般而言，诡计的揭露是为了显示科技理性和社会秩序的力量。不过，启蒙时代后经历过数次理性“讹诈”的现代人，又一次想要排斥神话本身。人们迷恋不确定的文学形式，通过排斥不安，恢复理性，然后再度陷入不安，这个销魂夺魄的循环，展示了人类的感性力量中具有颠覆性的那一面。正如科幻漫画和电影《攻壳机动队》里的义体人素子（唯独保留了人类大脑）喜欢潜水，电子元件与仿生纤维组合起来的躯体在深水中增加了发生故障的几率，但她正需要在一切的确定性中，感受不确定的恐惧。对她这颗人类大脑而言，未知和恐惧似乎更为真实。
那些出于独一无二的作家自我心灵的，且重视思想深度和形式探索的作品，通常被划入纯文学的范畴。这一讨论框架和价值预设具有合理性，却也否认了一个事实：深度和形式不是纯文学的专利。许多广富盛名的以严肃为核心表达的作家都创作过侦探推理小说（如果硬要分类的话），如《小径分岔的花园》表达了博尔赫斯的真正意图，即迷宫包孕着时间，“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未来。”［12］埃柯研究中世纪学术时产生的副产品《玫瑰的名字》，以神秘死亡来拨开亚里士多德《诗术》中“论谐剧”部分的散轶悬案。
想象力大爆炸的当代，各种有意味的信息或文化现象获得了“出圈”“破壁”的能力。反之，如果纯文学在话语桎梏中愈发成为普遍性的知识，我们就更有必要期待异质性的写作来改变这个固执的认识装置，因为“信息茧房”里存在认知偏差和选择性盲视，严整的事物总会遭遇异质化冲击而导致变形、失效，这让包括主流文学史在内的一切既定历史蛰伏着破产的风险。援引科幻文学的例子，数年前它还只是“寂寞的伏兵”（夏笳等语），但当大众阅读视野掠过它的身影，人们才惊觉宇宙社会的极端可能早已被科幻描绘过。侦探推理虽未曾有过如此惊艳的跃迁，但一直因其紧密贴合于时代精神而屡屡与现实社会生活发生交涉，它既内在于属于人性本身的审美范畴，又掺杂着社会的、历史的外部因素。这也说明文学主潮的发展不一定要用单线进步论视野来规划，不同类型的文学可以各展风姿，共同掘进时代精神的深度。
注释
［1］长风：《剧本杀的剧本困局》，DONEWS微信公众号2021年7月12日内容，可见于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xNTA0MA==& mid=2663854988& idx=1& sn=efe4c4e720d5081e03a d458760db5e99& chksm=bddc2d238aaba435abc1f1962 efd243530f617f5344d696681561fe67964e4a47db5269e 9450& token=159885442〈=zh_CN
［2］推理游戏是一个总称。它类型多样，包括密室逃脱、实景推理等形式。剧本杀是近年来的新样式，剧本杀APP原名即为“推理大师”。2020年剧本杀成为了百亿规模的新文化市场，并且正在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2021年11月，上海市文化旅游局牵头起草了《上海市密室剧本杀内容备案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3］蒋原伦：《推理小说的都市景观》，《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
［4］笔者执教的科幻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化的课堂上，虽从不曾提及公众号“没药花园”，却遇到多次有同学课后主动讨论其文章观点的情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发行了纸质版书籍《没药花园：十五个绝对真实的案件》，但编排方式略有差异，其公众号依然是传播最为迅速的形式。
［5］何平、何袜皮：《一切看起来像真的，却不是》，《花城》，2019年第1期。
［6］卢冶：《传奇与日常的辩证法——“黄金时期”侦探小说与现代性》，《长江学术》，2013年第1期。
［7］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8］［德］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0页。
［9］刘岩：《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10］张聪：《“域”与现代性反思——克拉考尔〈侦探小说〉探析》，《学术交流》，2015年第10期。
［11］任翔：《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2］［阿］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