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城与年》:隐喻苦难又超越苦难
宁肯的小说集《城与年》形式上是10篇短篇小说,但串起来类似于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属于风格统一的涉及记忆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个侏儒儿童的视角,透视了70年代初期北京百户大杂院里一帮孩子的生活。在这10篇小说中,一条隐喻的纽带仿佛若隐若现飘荡在字里行间。这条隐喻的纽带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混沌而又凝重,小说的意义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城与年》中的十篇小说长短不一,最长的《黑梦》五万字左右,最短的《他挂在城墙上》只有1500多字。小说有明确的时间、空间结构,即小说名《城与年》的含义。“城”是小说叙事的位置空间,而“年”是叙事的记忆时间。10篇小说独立成篇,叙事地点都在北京南城中轴线偏西,在和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琉璃厂附近,那儿有在北京也算数得上名号的上百户大杂院。时间处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属于中国人具有丰富记忆感的沧桑年代。整个小说以黑白胶片艺术塑造手法,书写雾气笼罩下的南城大杂院一帮儿童演绎的寓言。
宁肯在小说中设置了明确的时空线索,“城与年”的时空结构贯穿在故事中。这些小说中的孩童,在火车上玩扑克牌、扎气门芯、换小人书、爬墙看探照灯、胡同里挖防空洞,漫不经心的童年游戏,顽劣、叛逆而又充满了童真,这种童年记忆画卷正是《城与年》叙事与众不同的特色:只要把这10篇小说串联在一起,就会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隐喻纽带,一种令人惊悸的内在残酷性在暗中弥散。这就是我所说的,小说的意义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小说《黑雀儿》以冷峻又简练、波澜不惊的笔法,层层揭开令人惊悚的现实。这篇小说已经超越了现时代的汉语言文学苦难叙事模型。大院里的孩子们围观、羞辱马戏团家族成员,消费和娱乐他人的灾难成为了书写人性的必备技能,这是作者想要透过童年传递的人性反思,很多作家基本丧失了苦难意识,或者误解了苦难。苦难意识,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物质缺乏,更多是人性的残忍和悖论,如小说所说,生活里有什么,破烂里就有什么。这是一部令人哭泣的时间风化史,他者仿佛陌生人,既是苦难的制造者、围观者,同时也是苦难的承受者。
与此同时,《城与年》中一直飘荡着饥饿感。这种饥饿不是食物的饥饿,而是来自阅读匮乏的文化饥饿。《火车》中,作为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的小芹,同样遭遇阅读饥饿,由于手抄那个时代盛极一时的《曼娜回忆录》而被带走判刑。阅读严重匮乏的时代,垂危儿童秋良家的12本小人书,是孩子们狂欢的礼物。侏儒黑梦回忆里,是垃圾堆上捡到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破损的《聊斋志异》。实际上,黑梦的回忆,是在试图修复一个时代的阅读饥饿症。黑梦的“书房”就是在房顶上搭个凉棚,黑雀儿给黑梦带回来很多书,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黑梦》里,在房顶上,黑梦和七姐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阁楼,从而捅开了一个秘密书房。这栋房屋被贴了封条,书房布满灰尘。主人莫测的命运更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悲剧。“某种意义上说,房间对女人的唤醒甚至超过书籍对男人的唤醒”,《黑梦》里,这个秘密的书房不但承载着记忆中的阅读饥饿症隐喻,同时收藏了黑梦和七姐懵懵懂懂的恋情。
宁肯用冷静的笔法,铺陈了复杂的结构叙事。《城与年》用儿童的视角透视非理性的镜像,儿童之间的顽劣和游戏,似乎与历史事件无关。然而,宁肯采用了一个极其微妙的艺术手法,对事件进行戏仿。《火车》中,小芹失踪后,孩子们如何攻守同盟?每一个参与火车上打扑克的孩子都知道小芹随火车远去了,但这些儿童居然共同制造了一个“我们不知道小芹去哪儿”的谎言。“我们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一致赞同。小芹在这一刻真正消失了。我们统一了口径,攻守同盟。”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那些失踪、磨难和真相淹没于记忆中,谎言试图缝合时代的创伤。宁肯用儿童攻守同盟的游戏戏仿了谎言对创伤的缝合。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