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去漫山岛》：拟像时代的悬浮感
范小青是一个有着强烈时代使命感的写作者，她的小说或许很难归入某一个流派，却总是精准地踩在了时代变迁的脉搏上：从知青生活到吴地市井风情，从体制改革到城乡矛盾，她始终对现实问题寸步不离，忠实地记录着城市与时代的表情。眼下，她敏锐地感受到了人的悬浮感——在一个似乎一切都能有迹可循的科技时代，人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强烈的虚无与飘忽。于是，何为现实？何为主体？何为世界？范小青用一个个啼笑皆非的小故事提出新的叩问。
在《漂去漫山岛》中，一家三口为了显示自己家是和别人一样带孩子旅行的“正常一家”，貌合神离地踏上了跟团游的旅程，他们先是在大巴上见证了一出“老刘究竟是不是老刘”的闹剧，接着又因为导游和司机的沟通失误而踏上了错误的船只。于是，一船人索性将错就错，从原定的漂山岛改去了漫山岛，这趟被更改了目的地的旅途似乎不受任何影响，大家吃吃喝喝，拍照晒图，玩得有滋有味。是“漂”还是“漫”？既是“漂”又是“漫”？或许有人心知肚明，又或许大家浑然不觉，“真相”早已不再重要，“虚幻”才是世界的本质，真可谓当代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无疑是一个荒诞的叙事：夫妻间的沟通总是答非所问、阴阳怪气；故人的久别重逢紧接着的是“被死亡”和“证明没死亡”；上错了岛的旅行团仍然能享受精心准备的下午茶……一切就像小说戛然而止处的耳机所喻示的，戴着耳机并不等于听到了声音，所见并非真实，那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真假之分都失去了意义，那么“意义”本身是否也早已烟消云散？
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而言，他们也许本来就成长于荒诞如斯的世界，当“荒诞”成为日常，那这样的生活也未必能激发意义消解、个体异化之类的“荒诞感”，但对于一个四十余年笔耕不辍的资深作家来说，“荒诞”是她穿越历史而来、不断翻陈出新的生命经验。曾经，范小青们对抗的是宏大叙事或是消费逻辑，挖掘被其过滤掉的市井日常，发掘生活的本来面目，努力建构起新的“意义”；如今，对抗物的缺失使他们陷入了无物之阵：对抗的不仅可以是意识形态或是商品社会，也可能包括现实本身。在不断强调打破历史的时代，人的生活似乎变得极为短暂而虚无，在细节能被愈发逼真还原的世界，人的感受反而空前飘忽而失真。于是，范小青笔下的荒诞感被进一步更新了，如果说，此前她在《城乡简史》《灭藉记》中所探讨的是追问个体生命价值这样的现代性问题，那如今的《真相是一只鸟》《漂去漫山岛》则进入了“拟像时代”的新问题：真相已无处可循，亦不值追寻，因为我们本身就处在幻觉与现实混淆，人类不知何所来、何所去的新世界，真实也许是一种选择性的真实，虚假也有可能是另一个维度中的真实。“拟像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像化了。”（鲍德里亚）在铺天盖地的符号和转瞬即逝、海量供应的信息面前，拟像把缺席表现为存在，把想象表现为真实，也潜在削弱了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最终导致了界限的打破与意义的终结。于是，面对生活中这许多阴差阳错，我们也只能将错就错。可是文学艺术如何表达这种真与假的消弭、对与错的纠葛？“漂山岛”和“漫山岛”的故事试图还原出的是个体乃至世界的偶然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召唤出生命与情感中的同质性与飘忽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个体否定与生命虚无。
对于范小青这样笔速极快的写作者而言，她的小说会在一段时间内大量“重复”一类主题，这种重复，是对同一个现象的多角度捕捉，也是对同一类问题的多维度思考。比如，阴差阳错的“真相”故事此前就已多次出现在《谁能说出真相》《遍地痕迹》等作品中，而身份证、名字等意象更是范小青小说中的常客。一个人究竟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这里面既有户口、房本之类的中国式难题，也涉及人的身份认同。《漂去漫山岛》中，老马和老刘久别重逢，但老马忽然想起老刘已病逝，对眼前的这位产生了怀疑，而老刘为了证明自己，索性掏出了身份证给老马看，老马却不以为然，“看什么身份证呀，身份证能证明什么呀”。当名字、身份证都无法准确说明个体的身份，那么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方面是个体存在合法性的困惑，从《灭藉记》里的房产证和身份证、《生于黄昏或清晨》的档案进和户口本开始，到未来可能也将进入写作视野的刷脸、刷指纹等生活经验，个体究竟被什么所定义，又怎样被证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之问仍是一个未完待续的难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席卷而来的同质化，造成了生活的模糊化与不确定性，让置身其中的个体感受到铺天盖地的迷失与焦虑，“人们踏遍千山，却从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和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韩炳哲）。范小青以一种新的荒诞叙事呈现出这一类新的异化现象，实现了对当下世界种种可能性的想象与追寻，这是她对人的主体性危机的生活感知与艺术呈现，也是她所秉承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在二十一世纪的新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