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感、结构，或短篇小说的逆光
苏童认为：“形式感的苍白曾经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呆傻僵硬的面目，这几乎是一种无知的悲剧，实际上一名好作家一部好作品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形式感的成立。现在形式感已经在一代作家的头脑中觉醒。”进而，他又特别强调：“一个好作家对于小说处理应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希望在小说的每一处打上他的某种特殊的烙印，用自己摸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作家孤独而自傲地坐在他盖的房子里，而读者怀着好奇心在房子外面围观，我想这就是一种艺术效果，它通过间离达到了进入(吸引)的目的。形式感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就像一种植物，有着枯盛衰荣的生存意义。”
努力地控制文字、控制叙述的节奏，同时有效地“控制”想象力。对于一个有艺术天分、有天才想象力并擅于虚构的作家，虚构就不仅是幻想，更重要的是一种把握，一种超越了理念束缚的把握。苏童对此也十分自信：“虚构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它更多的是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导致你对于世界和人群产生无限的欲望。按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这些人群，从而使你的文字有别于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有别于与你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苏童在想象和虚构的热情中寻找短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多年来，苏童在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始终追求并保持其想象的奇特、风格的优美、故事的魅力，基本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形态，尤其是，他不遗余力地对小说文体主要是结构、语言、叙述更进一步的精心结撰和探究。在近些年创作的短篇中，无论是小说的故事层面，还是人物、语境都更加精致，对叙述的有效把握、控制，使他的短篇小说越来越接近纯粹的小说。苏童认为，小说艺术尤其是短篇小说就是戴着镣铐舞蹈，在控制中叙述，在叙述中控制。
苏童总是让他的人物为生活的某种力量，甚至某种怪异的力量所左右，也可以说，苏童具有在小说里“扭转”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也就很难说清楚在苏童的小说里，是人物控制着叙事结构，还是叙事改变或直接影响着人物。看上去，人物与结构、叙事层次的变化，都浑然一体。还有，叙事视点或切入生活的角度的选择和腾挪，也是一篇小说具有坚实结构同时具有无限活力的关键性要素。这些，我想短篇小说《西瓜船》足以印证这一点。
可以说，我对苏童的这个短篇小说《西瓜船》情有独钟。我认为，它是苏童短篇小说中最具有形式感的一篇，它的叙事结构非常独特。之所以说它独特，主要是因为它结构的起承转合，自然而幽远，叙事焦点的转换、变化，充满智性而奇诡。这篇小说，看上去是讲述进城卖西瓜的松坑乡下人与城里人的一场激烈冲突。陈素珍所买的一只坏西瓜欲换不能，遭到卖瓜人福三的讥笑、拒绝，儿子寿来听到后，潜在的暴力倾向突然扩张，用刀捅死福三，从而引起一场血案。接下来，福三家乡亲人蜂拥来到“香椿树街”，大动干戈地对寿来一家实施报复。叙述到这里，即使立即终止、结束它也已经是一篇结构非常完整的作品。但是，苏童接下来又用大量的篇幅写了福三母亲来城里寻找西瓜船的故事。这显然给这部小说建立了又一个叙事单元。小说写福三母亲如何在城北地带的“香椿树街”寻找西瓜船，并得到大家的热心帮助，先后许多人物出场，为福三母亲找船而奔走，最后，福三的母亲将“西瓜船”摇离了“香椿树街”，这个故事令人异常的感动。我们注意到，若将小说划分成两个叙事单元的话，那么前一个单元，讲述的就是一个“暴力的故事”，后一个单元写的则是一个极其“温暖的故事”。在一个短篇小说的结构里，如此处理人物和事件的迅速更迭，极为鲜见。前面的那个单元，人物的行动是迅速的、激烈的，叙述话语也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后一个单元则由于人物行动性的减弱而放慢了叙事节奏，叙述间隙里弥漫着细腻的情绪性，这时的叙述话语使文本充满抒情性风格，形成了自己新的叙述秩序和场域。从另一个角度讲，小说的叙述完全跨过了“道德的边界”，人物与情节就像自我与世界一样，它们所建构的意义，是由它们两者在一条“路”的位置和方向决定的，人物在静态中充满了张力，在动态中拉动情节的进展。这里，作家虽然没有刻意去寻找人物与现实的某种隐喻关系，但结构的独特，却开拓了小说新的表现空间和维度。可以说，这是小说写作经由“故事”转向“叙事”的经典范例，而完成这种转换的内在推动力量则是结构的支撑。实际上，这篇小说的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叙述写出了几个人“梦游”般的现实情境。卖瓜人福三在梦游，行凶者寿来在梦游，事件的“始作俑者”陈素珍在梦游，而寻找西瓜船的福三母亲也在梦游，但是，他们在这个小说的结构里的痛苦、茫然和“被放逐”，以及他们的心灵状态，在纷杂的世态里却愈发清晰，令人感慨万端。我们也由此可见苏童的视野、格局是如此广阔，当然，这也体现出一种能包容万象的情怀。
王安忆曾细读并评价苏童的这篇小说：“苏童的《西瓜船》，他就写一个乡下的卖瓜人到城里面，这个城就像木渎这样的水网交织的小城，河里有很多西瓜船，和岸上居民做买卖。这个卖瓜的青年为西瓜的生熟问题和城里人发生纠纷，打了起来，城里人无意当中失了手，就把这个男孩子扎死了。最最好的是结尾，他的母亲，一个老人，从乡下跑过来，来找她儿子的船。我觉得，有的时候，前面的所有设置都是为了最后把你引入一个空间，是引渡的工作。此时，这个母亲就找这条船，找到居委会，很多人帮她打听，然后顺着河去找，找的人越来越多，一程一程问过去，终于在一个油厂的废旧码头找到船，船上的西瓜被人吃掉了，船搞得很脏，老太太就撑着船回去。你就会觉得她摇的是她儿子的摇篮，一个空了的摇篮。城里人站在岸上送她，你知道，这是一个致歉的仪式，就像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最后，那个美丽女人回到小镇，走在路上，袋里的橘子洒了，那个男孩殷勤地帮她一个一个拾了起来，他是代表小镇居民在向她致歉，这也是一个仪式，小说就是要从日常生活走入仪式。苏童这两年短篇也写得很好，我觉得他越来越好的地方，在于他已经不到怪的里面去找，他开始走到朴素的材料里面。”这句“小说就是要从日常生活走入仪式”，精准地表述出小说的本质或品质。叙事内涵、主题意蕴、人物形象，都不是某种道具与借助性的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角色”和元素，它们经由小说家的架构和“重组”，成为一种有力量的结构，仪式感生成了，这就等于作家在这个仪式里面创造、建立起一个想象的世界，借此跃出生活的边界，使得文本成为一个双重世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对另一个杰出小说家的悉心阅读和独到的阐释，就是说，王安忆读出了评论家们不易觉察的叙事的幽微。
那么，是否可以说，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形式感和结构，可能会形成短篇小说的“逆光”，它能够整合、折射出存在世界的万千变化和包罗万象的形态，而且，文本结构里呈现出来的纷纭复杂的生活，绝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而是充满宿命般的玄机和无限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