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军：《敦煌》的意义
长篇小说《敦煌》的出版，颇具文学价值，但并不止于文学。仅就描塑人物、打造情节、蕴蓄主旨等常规的文学表达来说，晚近二十年的长篇小说已然挨挨挤挤，近乎丰富繁盛了。《敦煌》以唐代贞观至今近1400年作为叙事的时间线索，在阔大幽微的历史纵深中，挖掘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联法则，并力图揭示情感的辩证法和生存的哲学。其中，“敦煌”既是佛教圣地、民族发展的界碑，也是人性坐标、人心里的珠穆朗玛峰。而后者，则是《敦煌》的实质性意涵。
1．成长：情感的辩证法
《敦煌》的主角祁希（后改名雪祁），身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画师。祁希是《敦煌》人物图谱中的关捩和中枢。他的思与想、言与行以及他的身份、职业技能等，牵动和连缀起各类人物，由此建构起特定时空内驳杂繁复的人生场域。这样的技术把控，本来是小说家的基本能力，并非陈继明仅有。但《敦煌》形象设计的独特性在于，以祁希为核心的人物活动牵涉到人与神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之间纵横交错、多维立体的内在联系，显现了宗教、历史、民族、文化、哲学等各个层面的内涵，进而生成小说混沌深厚的意义蕴藉。
祁希之外，陈继明写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从李世民、阎立本到慕容豆、足娘、令狐近知、智忍花、胜觉、贼疙瘩，再从“我”到慕思明，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庙堂与民间、宗教与凡俗，凡此种种都内蕴于地位、职业、性别、年龄、性情各自不一的人物心理和行为中。陈继明没有图解和单纯演绎，以求“再现”或者“阐释”，而是聚焦于情感，表现多个维度的情感关系。一是人与神性的情感。神性佑护的光辉，让人敬畏、虔诚、真挚，也奠定了小说舒卷自如、从容沉静的叙事基调。二是人与自然的情感。狼、羊、马、骆驼、老鼠，风、沙、雪、雨、石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平和、温煦、灵意通达。三是人与社会的情感。对家国的情感，如祁希和朝廷上的君臣；对族群的情感，如慕容豆、慕思明；对人的情感则表现在小说的大多数人物身上：友情宽和，亲情仁厚，爱情婉曲热烈。四是人与自我的情感。如陈继明在创作谈中所言：“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镜子里。敦煌是镜子，千佛洞是镜子。在镜子面前生活的每个人，同时是自己的‘终极关怀者’。”关怀自我就是爱自我、检省自我，但这并不等同于自私、自恋或自负、自大，这是在天地神性的笼罩下，个体的人应该敞开心府，由卑微到自尊，从利己到慈爱，坚韧、笃定、丰厚而博大，如令狐近知。
而在四组情感关系中，人与自我的情感是枢纽，人与神性或神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因为人与神的情感关联，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情感变得不同俗常，也在痛苦、挣扎、困窘之后，让人心自省，平易而优容，仿若精神涅槃。祁希、慕容豆、足娘、智忍花、令狐近知、贼疙瘩、慕思明等人物，都经过了一个精神成长的心路历程。陈继明甚至采用死亡的结局，来印证自己设定的情感辩证法，如贼疙瘩明明有能力越狱逃跑，却慨然就刑；智忍花可以隐姓埋名，却选择自杀；慕思明纵身一跃决然赴死，好似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就此，《敦煌》的一个重要意涵得以展示。
2.弱：人的生存哲学
《敦煌》的叙事架构，是俯瞰与切入相结合的形式，也即全知视点和参与视点相互补充。不时出现的“我”勾连自称是吐谷浑后代的慕思明，建立起回望、思考的俯瞰视角，然后是祁希和其他人物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审思个体和感受现实境况。“我”作为小说叙事架构的核心要件，想象大唐和敦煌是全知俯视，面对慕思明则是参与性的平视。“我”是以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目光，看向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气象、想象莫高窟的辉煌神性、感叹古往今来平凡众生的人生遭际。于是，由“我”讲述祁希的一生，再让祁希联动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等各类人物，不仅拉开了和一般长篇历史小说的距离，更主要的是为了辨析和表现一种“弱”的生存哲学。
小说中的个体人生，在万物有灵的神性面前是弱的，在大地山川、风霜雨雪面前是弱的，在世事曲折、人心诡谲面前是弱的。尤其是人在面对自我的时候，弱而无力的感觉近乎极致。就像陈继明自己的感慨：“他们生活在当下的一时一刻，也生活在‘总体纠结’中”。这时候，“总体纠结”的人需要正视人的“弱”，也需要克服、战胜、超越自己的弱而无力。因而，人必须建立一个精神坐标，找到、培育和固定自己心中的“敦煌”。
为揭示这一主题意涵，陈继明采取了交错视角下的思辨性叙事。叙事人“我”追今抚昔，既有理智的思索研判，也有感性的喟叹唏嘘。一方面，在史实史事与想象虚构的交汇融合中，宏观地辨析人物爱恨情仇、哀乐喜怒之中的因果关联；另一方面，又从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出发，显露个体人生成长的情感轨迹和认知路径。总体上，《敦煌》的思辨性叙事常常表现为哲理性的语句，内蕴着特定视域下的一种结论式判断，可令读者深思和回味。诸如：
所谓的绿洲性格里，有安详，有柔软，又有胆怯，有哀怨；有英雄豪杰之气，又有羸弱无力之风；有大气和大度，又总是逆来顺受。
在我眼里佛陀不是神仙，是一个聪明人。
慈悲并不是佛陀发明的，在佛陀出世以前，慈悲早就存在了。……慈悲是不需要下跪的。
这是面对神性、自然，面对社会和面对自我时，人的喃喃诘问，人的思虑辩难，人对弱的自我的扶助和提升。天空和大地之间，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生灵，既弱且强。于是“敦煌”的意义，正在陈继明虚实相生的叙事进程里渐次显现。
3. 凝视：“敦煌”的意义
在中国人的文化存储里，“敦煌”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存在，但基本停留于一种常识性的定位。也即“敦煌”一面是具象的物理性实体、一个坐落在中国西北的小城池，另一面又是抽象渺远的历史遗存、一座佛的圣地。因此，“敦煌”看似实在，实则含混。而长篇小说《敦煌》则以娴熟精雅的艺术笔墨，以祁希为形象中心，让人性和神性互为镜像，就此赋予“敦煌”具体而多维的意义。
具言之，陈继明没有像井上靖的《敦煌》那样，凸显西北大漠“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荒凉和冷寂，而是以直面的勇气和凝视的目力，借助御用画师祁希的平常视角，逐渐进入了“敦煌”内部的细微之处，让祁希寻找神性的温度，也使他感受到了自我的弱小。离开宫廷的祁希，到了敦煌城后改名雪祁，这是人靠近神性的起步。祁希摹习佛窟内的壁画和造像，是人熟稔、礼敬神性的开始。待祁希认识令狐昌一家，和令狐近知、令狐琴、胜觉和尚等人开窟作画，再经历从宫廷到俗世的纷争与生死，祁希的寻找渐近终点。当四十七岁的祁希带着令狐琴重返敦煌的时候，“敦煌”已经成为祁希心中的敦煌，成为他人生的皈依之地。“敦煌”改变了祁希的命运走向和生活轨迹，藉此“敦煌”也成为神性的化身。神性宽厚、祥和，神性温煦、慈爱，神性庇佑人与万物，因“敦煌”而具体，藉人心而无形。所以，人人都应该建立一座自己心里的“敦煌”。
若与1958年井上靖的小说《敦煌》比较，面对“敦煌”，宋代书生赵行德是仰视、保护，唐代画师祁希则是平视、创造。前者是传奇的写法，后者注目的却是天地之间的凡俗人生。所以祁希是幸运的，他用倾心聚力的“凝视”找到了自己的“敦煌”。“敦煌”让自我的“弱”变得坚实而有力量，变成了一种命运的韧度和强劲。十三个世纪之后，“我”的朋友慕思明暴烈赴死，大半生的寻找却以死亡为皈依，进一步佐证了“敦煌”的意义。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小说《敦煌》对当下芸芸众生的委婉质询。
陈继明说：“我想以最大的勇气直接进入敦煌的内部，写一部触及敦煌心魂的小说。”“敦煌”的“心魂”是什么？虽然答案就在小说中，但每个读者的感受和理解不同，结论也会多样多元。毕竟，人人心中都应该有一座“敦煌”，而“应该”的指向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