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荒诞：锐利的“后青春”书写——《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准眨眼》读札
● 摘 要
石一枫的小说，深入触及、书写我们时代社会生活和世道人心的人性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聚焦、彰显一代人“后青春”时期生存的焦虑、迷惘、奋斗、荒诞和落寞，极富个性地描摹出“后青春”的灵魂的意绪和神情。石一枫的叙述像极具穿透力的钻头，锐利而机智地沉潜至日常生活、身体肌理，蔓延到灵魂，且多有喻象，在文本的符号和指涉的现实之间发生着诡异的联通，繁衍出多重的精神、心理意蕴。本文通过《世间已无陈金芳》和《不准眨眼》两部中篇小说，将这种不按叙事“牌理”出牌的“青春”题材叙事，即“后青春叙事”或“后青春书写”，展开对石一枫小说的体察和阐释，发掘石一枫写作的现实超越性和文本的价值和精神意义，探讨其如何在纷繁驳杂、碎片般的生活语境里，写出生活、存在的严峻和苦涩，审视其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存在世界里，书写出当代现实与传奇。
● 关键词
石一枫；小说；后青春书写；文本价值
一
可以说，石一枫的出现，已经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现象”或重要写作症候。1979年出生的石一枫，一出道就仿佛驶入超车道，可谓一路“狂飙”，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借命而生》《心灵外史》《逍遥仙儿》《漂洋过海来送你》，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惊心”；中、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不准眨眼》《县城里的友谊》《三个男人》《小李还乡》等等，也是不断地令人耳目一新。文本深入触及、书写我们时代社会生活和世道人心的人性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尤其聚焦、彰显一代人“后青春”时期生存的焦虑、迷惘、奋斗、荒诞和落寞的这一批作品，极富个性地描摹出“后青春”的灵魂的意绪和神情。其叙述就像极具穿透力的钻头，锐利而机智地沉潜至日常生活、身体肌理，蔓延到灵魂，且多有喻象，在文本的符号和指涉的现实之间发生着诡异的联通，繁衍出多重的精神、心理意蕴。本文将通过《世间已无陈金芳》和《不准眨眼》两部中篇小说，将这种不按叙事“牌理”出牌的“青春”题材叙事，称之为“后青春叙事”或“后青春书写”，并尽力在这个层面展开对石一枫这两部中篇小说的阐释和体味，发掘出石一枫写作的现实超越性和文本的价值和精神意义，探讨其如何在纷繁驳杂、碎片般的生活语境里，写出生活、存在的严峻和苦涩；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存在世界里，书写出当代现实的传奇。
“我认为青年作家石一枫是新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继承者，他不仅继承了这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同时就当下文学而言，他极大地提升了新世纪以来社会问题小说的文学品格，极大地强化了这一题材的文学性。在这个无所不有、价值观极度混乱的时代，石一枫和一批重要作家一起，用他们的小说创作，以敢于正面强攻的方式面对当下中国的精神难题，并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立场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未做宣告的文学潮流，他们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正在隆起的、敢于批判和担当的正确方向。”这是孟繁华对石一枫的创作做出的总体性评价。可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低的评价和审美判断。倘若一个作家的写作，敢于担当某种使命，并且能够“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立场和价值观”“敢于正面强攻的方式面对当下中国的精神难题”，以自己的认知和情感饱和度，“正面强攻”当代生活中的精神难题，尤其青年、青春母题，那么，这样的作家就一定是我们时代有思考的好作家，而我们的时代也正需要这样率性、“耿直”的作家。也就是说，在我们时代，能够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够对现实、存在做出富有责任感和精神担当的审美判断，才能摆脱平庸，让文字更具有拷问生活的力量与深度。近十年来，石一枫的“耿直”而调侃性超强的写作，就像文字的风暴，持久地呼啸而来，其对现实荒诞的直击，拓展了当代现实主义书写的幅度。
现在看，现实主义，抑或“批判现实主义”，这些称谓或“冠名”对于石一枫似乎已经不甚重要，因为，那些“边界”“框框”，根本无法遏制他不竭的想象力和叙事冲动。他不断地“撕裂”生活和人性的伪装，幽默、诙谐、调侃的文字，不羁的、自由的叙事空间，腾挪、变化，生成文本飞扬的气质、气魄和美学形态。恰如孟繁华所言：“他没有刻意解构什么，也不执意反对什么。他只是讲述了他所感知的现实生活。在他狂欢的语言世界里，那弥漫四方灿烂逼人的调侃，只是玩笑而已，只是‘八旗后裔’的磨嘴皮抖机灵，并无微言大义。因此，我们看到的也只是难以融入这个时代的‘零余者’。将石一枫归属到‘哪门哪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一枫在小说中重新‘组织’了他所感知的生活，而他‘组织’起来的生活竟然比我们身处的生活更‘真实’，更有穿透性。”同时，王德威所言的那种“可畏的想象力”，在石一枫这里也能得到充分的践行和认证。这种想象力，催生出语言的狂欢，话语的机锋和调侃，词句形成的辐射和冲击波，直抵生活的细部、间隙，照见人性的晦暗和人物之间复杂的纠结，让我们感知到石一枫对于生活理解的纵深度和宽广度。
石一枫曾经调整、修正自己的文学观念：“我文学的观念这几年变得越来越传统了，好小说的标准对于我而言就是：一、能不能把人物写好？二，能不能对时代发言？这都是老掉牙的论调了，但我逐渐发现，这两条要做到位真是太难了，不是僵化地执行教条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才华、眼界、刻苦和世界观。”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对自己写作理念的不断整饬，对自己写作伦理寻找更加切实的支撑，这完全是作家的精神、思想主体的自觉和清醒。在我们时代复杂的现实语境下，努力写好人物，为时代发声，如此朴素的追求，能够成为一位作家的志向，也应该说是弥足珍贵的。由此，回归传统，打破当下文学叙事所处的僵局或尴尬，撕裂面具，塑造极富个性化的“新人物”，就成为石一枫非常坚定的叙事选择。石一枫敢于将人的面具彻底打碎，书写人物的命运，并能真实地还原出其灵魂真实的样态。而且，在他所感知的现实生活里，在他书写的狂欢的语言世界里，我们能够真切地体悟到文字里迸发出来的叙事的激情和锐利。一位作家的写作，能否超越日常生活对作家写作主体精神的覆盖，在想象、经验和叙述之间，超越俗世生活的界面，进而发现时代、人性、存在的多重可能性，发掘出人生、人性的隐晦、变异和实际状态，是最见作家叙事功力和格局的。我们知道，有更多的写作者，常常将他们遭遇的、感知到的现实经验，迅捷地转换成了文字、文本。倘若如此，在经验和叙述之间，有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近距离处理生活经验的突兀和急迫，以至于审美想象力的缺失和叙事视野的逼仄，叙述张力、想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些限制。对于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而言，作家一直要摆脱和提防的方面，主要是避免在叙事中，人为地、操作性地依据某种特定的写作意图设计，编织或刻意地书写生活的“事实”。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经验能够进入小说，叙述所呈示给我们的能够唤醒每个人生命经验的故事、情节、细节，它具有多大的引申性和暗示性，这对每个作家都是不小的考验。而且，他们也要面对读者的期待式发问：你的故事是精彩和新鲜的吗？你的人物、情境与写作主体之间的审美距离究竟有多远？石一枫中、短篇小说的故事、人物和语言，恐怕不仅是精彩和新鲜与否的问题，它蕴蓄着写作主体有关灵魂状态的考证，是人性探索的深度和锐度，它们“点击”到社会、存在的隐痛和“穴位”，具有强烈的逆俗的气度，穿越人性晦暗的河流，以一种穿透力剥离生活、人性的伪饰而令我们震颤。
其实，我们日常对于人性或所谓人的本质性理解，并不是依据某种简单的判断或概念就能够界定的。1980年代以来，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逻辑被彻底打破之后，“二律背反”哲学让我们对人和事物有了更理性、更开放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文学叙事、人物形象塑造开始变得更丰富、更多元和立体。但是，究竟应该怎样面对社会生活转型的大变局时刻的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失重”，一直是1980年代以来无法摆脱的叙事难题。19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中对人物、人性和生活的“本质”的考量和思辨，也逐渐为“性格的多重组合”“异质性”所取代。那么，对于作家而言，选择怎样的维度来确立文本的出发点，营构出生活和存在世界独特的审美镜像，就成为写作的叙事伦理和关键基点。
二
笔者认为，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石一枫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由此，我们看到了石一枫勘察生活、把握人物心理和灵魂动向的潜能和智慧。可以说，在这部小说里，石一枫写出了一个人的青春和“后青春”岁月，呈现出一个女性苦心经营地走过这个时代时的挣扎、隐忍、倔强、偏执，及其人生的扭变和苍凉。石一枫在其中表现出的对人性变化的特别的体悟和呈现，让我们体察、窥见到人在青春和“后青春”期踏上歧路时令人震惊的欲望。可以说，石一枫找到、发掘出了主人公陈金芳人生“异质性”，以及内在的精神隐痛和灵魂的“穴位”。《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书写一个人在“后青春期”试图反抗命运并渴望建立、获取生命主体尊严而不得的文本。小说描述陈金芳在复杂的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转型期的个人成长、个人理想、欲望和人生选择。实际上它也是一部命运之书，一部具有人生启示录性质的叙事文本。表面上看，小说写了一个人在十几年来的人生选择、遭遇和生活路径，但在深层，石一枫展现出了这种选择中人性的毁损和灵魂的孤寂，以及充满悲剧性的、荒诞的命运之殇和沉重的代价。或者说，石一枫为我们描摹出一个女性灵魂的形态和颤抖之声。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陈金芳视为难以与这个时代相融的“零余者”，多少带有一些“成长小说”的意味，它和谐地综合了生命个体与社会、奋争与幸福、自决与社会性等元素，由陈金芳这个人物，彰显出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和盘诘。无论是源于欲望，还是为了挣脱阶层的限制，满足虚荣和建立尊严，陈金芳的“成长”都使我们痛心，她的命运和结局都无法不坠入现实的荒诞。不夸张地讲，陈金芳的确是石一枫在新世纪以来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的一位“新形象”。
陈金芳是来自乡村、来自“底层”的孩子，随着姐姐和姐夫进城，作为“农民工的子弟”转学，进入到城市孩子的“序列”和环境里借读和生活。很难想象，像这样一个孩子，会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遭遇怎样的命运？作家又缘何要写这样一个人的遭遇？在学校她备受冷落，无人理喻，在家里她也是寄人篱下，格外小心谨慎地做人。这一境遇，铺设了陈金芳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性格基础。而城市乱花迷眼令人目眩的生活，对她不仅是好奇心的满足，更是直面“现代人生”的启蒙的开始。在这里，石一枫选择以陈金芳这个人物来拉动故事和叙事，小说的结构也是以她的人性凸显和性格为中心形成一个“闭环”。
我们看到，石一枫的叙述，并没有肆意地将人物置放于某种理性的框架内，而是呈现其在渐变、蜕变和突变过程中的隐忍、隐藏和灵魂的芜杂。石一枫选择从呈现陈金芳与环境、生活、社会之间的“融”和“不融”，到如何介入与之不相容的环境、生活，又如何逐渐被拒斥，而形成心理、精神自我戕害，继而渐渐走上诈骗犯罪道路的过程，展现出陈金芳的“渐变”和“突变”中人性的多面性与多变性。陈金芳性格的多面性和“个”性，自然与她的出身有直接关系，这些在她从农村来北京初中借读时就已经显现：尽管她生活在极为困窘的“打工者”家庭，但“还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以至于被认为“就是一块时时作痒的烂疮”。而“我”之所以没有欺负陈金芳，是因为陈金芳是“我”的知音，“我”与陈金芳之间有着一层“演奏者”和“听众”的隐秘关系。由于父母的“望子成龙”心态和“设计”，“我”肩负着成为小提琴家的使命，而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陈金芳，每次都会准时在窗前的树下倾听“我”的演奏，使得“我”拥有了“拉琴拉得最有‘人味儿’的一个时期”。陈金芳身处一个“京漂”家庭，在父亲突然暴亡后应该随着家人返乡，但她却坚执地要留在京城。“没见过那么狠的孩子。”“都闹腾了多少天了？他们家把她轰出去，她就窝在院儿里墙角睡觉，宁死不走。”应该说，陈金芳对生活充满虚荣、虚幻和浪漫的想象，以至于造成她的执拗、偏执，做事愈发不可理喻。虽然，她在很多时候无力驾驭生活和自己的命运，但她身上确实存有一种强大的、莫名的力量。她无比倔强，或者说，是一个对自己“狠”的狠人。这是她骨子里的性格使然，也是她的价值观及其对生活的判断和自我认识发生扭转，让她不时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选择。家人试图把她强制性带回乡村时，她发出呐喊，只要留在北京，“死也要死在街上”。陈金芳的这句话，似乎也构成某种谶语，暗示出她未来命运的多舛和可悲结局。如前所述，陈金芳就是想要“融入”本不属于她的生活，激进的、“不合时宜”的选择，注定让她始终无法理智地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轨道上。看上去，虽然陈金芳一时真的拥有了她想要的生活，并且逐步“混迹”于生意场、社交圈，在商战场上的高超演技，蒙骗了许多“高智商”“高情商”的商界老手。但实际上这一切对于陈金芳却是充满虚幻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现代性”就是虚幻的梦魇、世俗化的过程，崇尚欲望、娱乐和消费，成为一个时代生活中精神滑坡的隐患和“导火索”。独立人格的丧失、伦理道德的扭曲，人性的错置与失格，让人深陷在欲望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尤其是城市，愈来愈多的人想拼命涌入而又可能随时可能弃之而去的所谓新生活、新状态，这种渐成神话的莽莽都市丛林，正在吞噬“擅自”闯入的属于“后青春时代”的人们，他们所遭遇的常常是慌不择路的晦暗时刻。
石一枫的确将陈金芳这个人物写活了，在同处于青春期的“我”与陈金芳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相互青睐的微茫和情思。但是，“我”是清醒的，我在失去成为“小提琴家”的可能性之后，虽然很务实，却可以保持自己的存在感和自律性。“我”知道，陈金芳已经朝着另一种人生的方向，一点点地毁损、挥霍自己的青春、生命，虽经历太多的变故，却仍执拗地坚持，无法走出自己的困境、误区和盲区。陈金芳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观，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命的状态和人生命运。应该说，陈金芳是以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尊严为生活逻辑起点的。石一枫写作这篇小说时，必定充满哲学意识，他似乎在不经意间走进了这个人物的生命深处，这也体现出石一枫的理性范畴既深刻又显现着矛盾，他留给我们的是深入的思考：一个极其弱势的小女孩，是怎样悄然“成长”为一个练达、游刃有余的“混世魔女”的？陈金芳一步步走向“堕落”之路，将自己的命运演绎得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有生命的“无意识”，但又缺乏自觉，在对欲望的一味追逐中，不断想要逆转自己的生活，却像无根的浮萍，或者一只断线的风筝，飘向一种荒谬和寂寥。对于陈金芳来说，现实是无法超越的，她从一开始所面对的生活和境遇就充满了“纽结”，构成了现实的荒诞和个体生存的荒诞。由此，借助对这个人物的塑造，石一枫实现了对现实的深度反省，完成了对生活的独立判断和反讽。应该说，谁发现了现实的纽结，谁就会发现现实的荒诞。无疑，石一枫通过表现一个人追寻梦幻、近似荒诞的作茧自缚的命运，展现出人与现实之间难以克服的龃龉。
因此，我们对石一枫叙事的锐利与执着充满信任。石一枫在写作小说时用力的方向明显地与众不同，并且对现实和人永远处于一种审视的姿态，既有调侃和幽默，也有警惕和批判，更有不露声色的怜悯和同情。他更多的时候愿意聚焦小人物，也就是所谓“底层”。他能够耐心地谛听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记录来自生活世界里朴素的说话的声音。尽管石一枫喜欢以调侃、机智、幽默的方式描摹生活和人物，文笔细致而锐利，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非常地狠”，也极其用力，但是，他绝没有心高气傲和自以为是地对待笔下的人物。就像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镜头，以平视的角度来表现人物。他没有叙事文本之外的小算盘、小算计，而且，一开始就学会降低自己的调子，谦卑、自由、从容而严肃地叙述，让我们听到人物内心的声音，包括焦灼、游弋、荒谬、无奈和寂寥，都伴随着他们的呼吸，和盘而出。如此对待人物，这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伦理和角度的选择。现在，很多小说难以卒读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听不到人物自由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作家与人物之间内在交流的声音，而只是作家一个人喋喋不休、自以为是地叙述，叙事成为聒噪和饶舌。那么，如何面对“喧嚣”的青春和“后青春”，写出后青春的故事和经验，并借此完成对现实、存在的表达和灵魂的自我辩证，的确需要作家的自我解放和新视角的寻找。现在，我们从石一枫的小说里，谛听到人物内心说话的声音，也感到作家与人物对视时那种属于自己的真实表情和对未来的热切期待。石一枫多少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让人物活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孟繁华说的“当下中国文学正在隆起的、敢于批判和担当的正确方向”，正逐渐构成为作家写作的一种叙事趋向或价值取向。不妨说，石一枫本人正处于自己写作的“后青春”期。他在进行一代人的“后青春期”书写时，在文字里渐渐地隆起的，是独特而年轻的青春写作、生命哲学的叙事高地。
三
《不准眨眼》这个题目看上去就格外有趣并令人狐疑，甚至诧异。但读罢后会感觉到，这篇作品较之《世间已无陈金芳》具有更大的冲击力、不容忽视的审美张力和叙述的“引力”。自由、轻松的写作，实际上正不断拓展石一枫审视生活的叙事理念，其文本总能让人惊异于他对于人物的思辨性处理。他对人物存在状态和现实命运的书写，即如卢卡奇所言，当“意义开始从世界消失”并且在“灵魂和形式之间，内心和外部裂开了一道鸿沟时”，石一枫让人物通过对记忆的拆解和重组，凸显出人物的灵魂的表情和心理的骚动，从而直逼人性的悲凉、无奈和“疯癫”。前面提及的叙述的“引力”，就是文本中的故事和人物，在某种力量的制衡下隐隐地呈现出人性、精神的形态。石一枫仿佛在小说世界里开设了一个精神诊所，不断地听诊病症，把脉现实，剖析、疗治各种精神顽疾。
在这里，一位女性陈青萍，正在以某种神奇的力量，牵制着三个毕业分手之后、似乎仍然处于“成长”状态的“后青春”期男性：吴聊、肖潇和马小军。叙述通过三个人的话语“机锋”，将他们的生活状态、存在方式和人生选择“浮出水面”。
陈青萍说：因为时间就是这么一眨眼之间溜过去的。一年，两年，五年，一眨眼之间，全溜走了。你们用显微镜观察过细菌病毒微生物吗？我在美国做过。做这种事就最忌眨眼，一眨眼之间，镜下的那个切片里，可能就地覆天翻，换了人间，也许艾滋病毒已经钻进了淋巴细胞，也许阿米巴变形虫已经一分为二了。难道人类的生活不是这样吗？一眨眼之间，中关村变了样，北京市的路我也不熟悉了，我们也已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全在一眨眼之间。所以我最怕眨眼，我害怕不知哪次上下眼皮一碰，生活就重新组合，成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了。
肖潇道：就像陈青萍说的，眨眼像是一个时间的隧道，轻轻一眨，世界就此改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眨眼又像是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就在生活变换的瞬间，拍下了以前的世界最后一个镜头，并把这张永恒的照片不可磨灭地印在了我们的记忆中。眨眼让时间不经意地流逝，但又把时间封存在了人们的心中。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们必将面对虚无的、没有意义的生活。
这段对话，引出了后面关于“眨眼”“不准眨眼”或“无法眨眼”的精彩“桥段”，或也可以称为巨大隐喻。生活、过往、现实和未来，让这些进入“后青春期”的人生跋涉者，生发出虚无的感慨：“我不喜欢过去的生活，也不喜欢将来的生活，我压根儿就不喜欢生活”。马小军“不喜欢眨眼”，与陈青萍的“我害怕不知哪次上下眼皮一碰，生活就重新组合，成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了”的说法，看上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他们骨子里都是恐惧虚无、拒绝现实的。肖潇的“我也害怕眨眼，但我庆幸自己眨过眼”，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意义的向往。这三个男人“不准眨眼”的竞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呈现出的则是无聊至极的荒诞。小说旨在表达那种人生“超验的虚无感”，实则充斥着欲望和游戏生活的心理暴力，也是消磨人性的自我切割。三男一女在咖啡馆的小聚，就是一场人生游戏，他们在记忆中的“过去”里，都彼此竭力地寻找令人不安的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无法遗忘又不堪回首，不自觉地形成对过去的一种抗衡和婉拒。同时，他们也共同掉进另一个不切现实的陷阱。那么，在灵魂和肉体，精神和形式之间，人生的理想状态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文本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在人物话语中，却不时能体味到破碎性生活背后的无限感伤和惆怅，以及置身于现实生活时，他们对于时间之流的抵抗，被现实轻侮、嘲弄后内心的波澜与动荡，更让我们意识到作家内心的焦灼和沉重。
石一枫在人物对自身的“反刍”中，揭示出潜隐在话语背后的生活假象，人生的虚无感，以及感性、肉体和心理之间的混沌之暗，即丧失价值体系指引的生活、人性的碎片化、存在的无序形态。也就是说，“写作每一篇小说，都是作家与世界的一次对视，也是作家与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的对峙。这涉及到作家叙事内在动机，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叙述都可能处于一种虚空或悬浮的状态”。石一枫有着自己划分人物“类型”的方式和原则，他有意或无意地在人物之间的心理和精神对峙中，勘察、描摹他们内心的微茫。《不准眨眼》写的就是一群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他们存在、选择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实际上，小说更想呈现的应该是后者，即在叙事的情境里，呈现出生活的某种不可能性。无论是吴聊、肖潇和马小军，还是陈青萍，他们自己的一切“瞬间”，都是直接影响存在世界的变数，并且成为令他们对现实恐惧的元素。“闭眼”则是他们进入存在世界的虚无缥缈的幻觉的发生，当事物和过往转化成为记忆的时候，他们以“现在”驱逐着不堪回首的“过去”，仿佛一切都令人惘然，又使人不安，甚至狂躁。他们时时都在无休止地降低着“过去”的意义指数，往事正不得不在改头换面中经受荒谬现实的考验和肢解。四个人在语言的聒噪中，或“省略”，或拼贴，或视而不见和添油加醋地调侃生活，无论其意义和价值怎样，在这里，现实的焦虑都无法让他们重构生活，于是，开始厌倦改变命运，说到底，他们都仍然留滞于“反刍思维”之中，沉浸在既有的生活状态里无法走出来，这自然也就成为焦虑的源头。而“后青春期”的纠结造成的心理缺陷，使得他们沉迷、认同对欲望、金钱和权力的追逐，因此，就只能成为新一代的“零余者”。他们的内心沉溺于形而上的苦闷，虽然没有成为类似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垮掉的一代”，但是，叙述中已经警惕地暗示、呈现出他们灵魂的悬浮状态。在这里，石一枫索性就直接给人物取名“吴聊”（无聊），以此命名人物的存在状态，隐喻这一代人普遍的意绪。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代人是孤独的，交流和话语也无法唤醒沉睡的灵魂，而只能处于一种聒噪之中难以自拔。因此，对他们而言，虽生长在“后青春”时期，却成为时代生活所造就的“剩余物”。虚荣、逍遥，成长中的挫败、无聊，已经构成他们自身生活的一部分，烦恼和焦躁是如影随形的、无法摆脱的症状。生活的信念，就是不断呈现的泡沫状的无意义和惶惑。由此说来，石一枫的小说，是以虚构的方式展示着“零余者”的心理、精神的灰色地带。
显然，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和《不准眨眼》，以个人无畏的勇气和文学气质，直击生活和现实的荒诞，不仅表现出他对于笔下人物深刻的精神判断，也在以“审丑”的方式洞见社会、历史、现实层面人性的“浑沌”。其叙事意图就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人性状写大历史并采取对生活和现实的民间化、俗世化处理，将世相和人性的真实样貌呈现出来”。特别是，小说捕捉存在的戏剧性及其荒诞性，让现实中的人物真实地浮出水面，石一枫重新组织了他所感知的生活，而他组织起来的生活竟然比我们身处的生活更真实，更具有现实穿透性。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ZD273。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