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自由的无能——评王十月《不舍昼夜》
“不舍昼夜”的前一句是“逝者如斯夫”。于小说主人公王端午而言，在当代中国生活五十年的时间感觉，犹如背对潮水。这种推背感究竟来自何处？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窃窃私语。而在短视频公共喧嚣的年代，小说的窃窃私语还能提供怎样的教益，给人以展卷的理由？
王十月最新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追踪了一位名为王端午的主人公半百岁月的行迹，内里缠绕着改革开放年间中国人遇到的千头万绪。第一章“麦田逃离者”讲述了生长于鄂湘边界和长江沿岸的农村少年如何一步步逃离家乡的故事。故事表层的主题是认识自由和追逐自由，随之而来的行动是离开故土。从四姐和她的朋友处知晓理想和文学，因书中一句“卡门永远是自由的”而激动，王端午选择逃离，离开这个在他看来一无是处的地方。在当代生活中，类似王端午这般的情感、行动意识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如果将开头诸多叙事要素放置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和人文思想线索中考察，会发现小说看似顺理成章的表达，其实被某种历史无意识强有力地塑造、定型。譬如，小说不辞笔墨地强调家庭内部令人窒息的结构：父亲的专断、母亲的沉默、大姐的出嫁、四姐的死亡，以上种种没有一件事能让王端午认为自己的家庭值得守护。对家庭的弃绝进而导向了对故乡的不适感，在作者笔下，王端午年少时眼中的烟村和调弦口镇，呈现出贫穷、封闭、不可理喻的灰度。小说设置的叙事背景是1980年代初期，王端午处在此时代氛围中，被文学和哲学书籍中零星闪过的字句牵动着心跳，并非不可理解。但考虑到小说写于2020年代，数十年光阴的落脚并未让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获得更深一步的带有成长意味的主体性，这不免令人意犹未尽。如果说阅读一本《卡门》即能获得自由的冲动，那么真正赢得自由所需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成为更具反思性的自我，成为不仅对自我也对他人、对社会更具行动力和责任感的道德主体，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维度。至少，小说开头呈现的“逃离”与“自由”的关联性，其说服力是需要打个折扣的。
不过，《不舍昼夜》将乡村少年心理、情感的波动，与城乡之辩和个人出路的时代命题扣合在一起，是小说不期然间撑开的理解暗线。王端午无欲耕种，又求学无能，因视力不佳而无法当兵，剩下的就只有父亲为他操办的进厂做工。此前是逃离农村进入县城，到县城后发现吸引他的是新华书店而不是纺织厂，于是又想要离开工厂。可以发现，王端午表面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实际上并不能真的安顿自我，一旦置身某地即产生与所处环境的隔阂、摩擦，而在选择继续逃离的当口，他的情感状态是愤懑而紊乱的，做出的决定已提前预示了接下来的失败。作为当代社会的流动主体，王端午的案例暗示了改变命运的难度。当社会流动的整体性变化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时，偶然性会跳出来试图扮演重要的变量参数，抓住机遇意味着能力和运气的缺一不可。因此，尽管王端午不喜欢父亲，但父亲在招工时的施加援手是他走出农门的重要关键，小说后续父子关系的少许缓和与该件事密切相关。
进入县城后，小说最有意思的情节出现，那就是王端午参加了工人文化宫辅仁读书会，认识了县域内部的知识群体。在1980年代晚期，中国政治、文化的情绪向滚烫的方向发展，文学不再能够承担它十年前的功用，“多读有助于解决身边问题的有用的书，多读关心国家发展的切实际的书，多读关心身边人痛苦的有良知的书”，这样的观念追求冲击了初入县城的少年王端午，勒庞《乌合之众》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摆在了他的面前。无法消化这些的王端午在读书会上选择分享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这是1980年代两种知识类型的迭代。而迭代速度之快（读书会解体）意味着王端午刚刚萌生不久的脆弱的理想主义，未经丰厚、耐心的思想养分培植即被迫结束，只留下脱语境、去脉络的只言片语。八十年代以猛冲坠崖的方式告别，随之而来的九十年代又该怎样应对，这是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史最为核心的课题之一。小说在梳理王端午五十年岁月时没有拿下这短暂但有意义的时间片段，是令人尊敬的直面症结的举动。当然，勒庞和哈耶克的著作究竟能在理解当代中国时起到什么样的建设性的思考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未能充分扎根中国经验土壤但又易在表面建立清晰关联的外来知识体系，始终是中国当代人文思想融汇并消化的对象。小说作者需不需要在这一层面下功夫？呈现本身是不是就已足够？这是对从1980年代中心位置走下来的文学如何再出发的追问，是对文学和思想重新联姻的期待。
第二章“铁架床上的卡夫卡”增添了比第一章更丰富的时代质感。九十年代的深圳打工故事，也为今天熟悉珠三角乃至大湾区现状的读者提供了一幅由初代打工者构成的流民图卷。以1990年代而言，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珠三角地区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腹地的构建”，两湖地区在被纳入的过程中充当了首批输送南下劳动力的角色。恰好，王端午把心中关于“远方”的概念附着于此历史动态之内，自然而然地也踏上了“衡阳以远”的车程。“广州的阳光明亮而耀眼，广州的阳光五彩斑斓”，不知多少打工者在矗立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字样的广州火车站广场时能这般感受岭南阳光与别处的不同，而从广州到深圳的路途中王端午被转手倒卖五次的经历，更不是当今半小时高铁直达的乘客所能悉心体会的。抵达深圳、进入工厂后，王端午不仅意识到“南方广阔的世界被分割成无数个狭小的盒子，属于他的盒子又分隔成数十张铁架床，他拥有的只是双层铁架床的一层”，而且还发现一座中国城市竟能被划为“关内”与“关外”，和工友宋小雨的恋情也被一纸边境证书阻隔。这是广东时刻和深圳速度在认知层面的挑战性，文学在此处发挥了胶片式的记录功能。作者显然从自己曾经热情参与的打工文学中习得了相当程度的技艺，对书写王端午的打工生活驾轻就熟。那么，对于一个普普通通、无所凭靠的打工者，又能怎样让内心不断生长的自由渴求得到满足呢？果不其然，王端午几乎立刻觉得流水线“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可是对眼下生活的否定性并不直接通向突破避障的转机。面对故事如何继续推进的难题，作者似乎并无过多办法，于是在第三章“良心，罪人的炼狱”中，王端午铤而走险，在广州火车站盗窃一位本科毕业生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进而改头换面、更名改姓，以华南大学中文系大学生李文艳的名字，开启失去本真的新的人生。
化身为李文艳的王端午的发家致富故事就此展开，直至被人揭发造假，进而离开深圳到广州经营书店生意，并和女作家冯素素结婚、生子，第三至五章的情节显得平庸、俗套。事实上，第二章的精彩、可贵之处之所以未能延续，原因在于“富起来的”主人公和生活较劲、缠斗的能力显著下降，与地方的联系也不再有具身性和血肉感。王端午逐渐走向中年的生活空间，是从20世纪末的深圳转向21世纪初的广州。不论是越秀的“老广”生活还是书店这类文雅场所，不论对冯素素的一再退让抑或对儿子的无可奈何，都显现出主人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迟钝。在末章收束之前，小说二十余万字的篇幅时时刻刻在提醒读者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究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价值，还是人借以自我成长和自我教育的动力来源？从主人公高扬自由但不断陷入困境以至不断出走的人生轨迹来看，上述问题揭示的理解路径并不在作者的考量范围之内。王端午的退却之旅，意味着作者未能找到这类具有某种道德、教养追求的主体怎样认真、负责任过好一生的方式。“不舍昼夜”这一题目暗含的由时间流逝而应该获得的成长属性，在主人公这里消失了。随着作为价值标的和文化精神的广州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不断降低，本可以顺着王端午继续追问的自由之辩，也不再成为人们愿意探寻的问题。螺丝拧紧后的滞胀感取代了一切。
在小说末章“或许，他想成为一匹荒原狼”，作者突然深吸大口空气，选择一气呵成、不加管控的方式，叙述了王端午在2020年初向北流浪回湖北而不得的旅程。如果小说停留在这就好了，一切尽在不言中是更高明的智慧，一切人与事的不舍昼夜是我们共有的命运。如果小说还能为今天的世界传递什么道理的话，大概便是如此了。
但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的生活并不必然如此。自由并不是南方天然的属性，自由的土壤仍需深耕。王端午无法承担、无法创造的，后来者当切切思之。这是小说及其背后那五十年共和国历史，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沉甸甸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