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流动视野中的路遥小说
从“城乡流动”的视角研究路遥小说，必然要涉及到社会学领域的相关概念，比如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从本文写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的含义进行简要的说明。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体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路遥小说主要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间范围内的城乡社会生活面貌，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以及农村改革后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社会流动是研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社会地位上的变动”①。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打破阶层之间的壁垒。 社会流动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民工潮”这种无数个人参与的社会流动，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可以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流动的方向，直接反映了社会变迁的趋势。
路遥小说中的社会流动，从流动人员的身份上来划分，主要包括城市知青的流动、农民流动两种类型。这里涉及到“农民”的概念的问题。本文中的农民，主要是指农村劳动者，即身份概念上的农民，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农村户口。因此路遥小说中的乡村干部、乡村知识青年都包括在农民这个概念当中。
一、路遥小说人物“城乡流动”状貌
下图是对路遥小说中人物城乡流动状况的简单梳理：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少数人物外，路遥小说中人物的社会流动方向大都是“乡→城”的。具体来看，这又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城市出身的插队知青的回城；第二种是农民进城。路遥小说中的社会流动以农民流动为主，对插队知青回城的书写仅存在于《夏》、《姐姐》、《青松与小花》等几篇路遥早期小说当中。因此本文的论述以路遥小说中的农民流动，尤其是农村知识青年的社会流动为主要内容。由于路遥小说中的农民流动，还处于少数的、个别的流动阶段，并没有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他们的流动主要还是对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二、路遥小说中的农民流动及其途径与结局
路遥小说中进城的农民，从身份上来看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学生。比如《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痛苦》中的高大年、小丽，《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郑小芳，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兰香、金秀。除了马建强以外，他们都是通过高考、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城市的；第二类是乡村落榜青年。如《月夜静悄悄》中的兰兰，《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康庄，《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金波、田润生；第三类则是乡村中的农民。如《我与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的五叔（张志高），《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银。
从进城方式上来看，主要有升学、招工、婚姻以及自谋职业这几种。高大年、小丽（《痛苦》）、薛峰、郑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孙兰香、金秀、田润叶（《平凡的世界》）以及《我与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的“我”，是通过升学（考上大学）的方式进入城市的，这也是被国家认可的一种形式；冯玉琴、康庄（《风雪腊梅》）、高加林（《人生》）、孙少平、田润生、金波（《平凡的世界》）等乡村落榜青年，则是通过招工的形式进入城市。孙少平先是以“揽工汉”的身份进入城市，属于城市体制外的自谋职业者，后来在田晓霞的帮助下，以招工的方式进入大牙湾煤矿这个非城非乡的特殊地区；高考落榜青年兰兰（《月夜静悄悄》）以及普通乡村妇女刘丽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则是通过婚姻的途径进入城市。兰兰在她父亲——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安排下，与地区商业局长的儿子结婚，不但有了正式的工作，而且获得了城市户口。长相漂亮的刘丽英作为高庙小学教师高广厚的妻子，在结识了丧妻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卢若华后，果断与高广厚离婚并嫁给了卢若华。通过第二次婚姻，刘丽英不但过上了体面、富裕的生活，而且有了正式的工作，成为幼儿园的老师；还有一种进城方式就是五叔（《我与五叔的六次相遇》）、王满银（《平凡的世界》）这种“盲流”式的进城。五叔在农村改革后，不能安心在农村营务庄稼，他在进城包工和跑小生意失败后，到省城倒卖粮票，被抓到了看守所。可以说，五叔的进城，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上的满足，他在城市中的奔波只是徒劳。“逛鬼”王满银则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带着介绍信在外面流浪，他在外多年并没有为贫困的家庭带来生活上的改善，反而是过早的衰老。
招工这种途径往往与城市或乡村中的特殊权力阶层的利益紧密相连。路遥小说《风雪腊梅》中高中生冯玉琴之所以能去地区招待所作服务员，正是因为招待所的吴所长看中了其姣好的容貌，想让冯玉琴嫁入她家作她的儿媳妇。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吴所长不仅以合同工到期能否转正作为要挟，而且还把冯玉琴的恋人康庄调到地区粮油公司作炊事员，以此作为康庄与冯玉琴分手的条件。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之所以能去大牙湾煤矿当工人，也离不开阳沟大队曹书记的帮助。孙少平在曹书记家做揽工汉时，就受到了他们夫妇二人的青睐，并暗中把他当成了女婿的理想人选。为此，曹书记帮助孙少平把户口从双水村迁出，落户到了黄原市郊阳沟村。曹书记在得知煤矿招工的信息后，又主动联系孙少平。而田晓霞又利用自己身份上的便利（其父田福军为黄原市地委书记）为孙少平办好了去煤矿的手续。可以说，正是这种种机缘巧合，使得孙少平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摆脱农民身份的机会。虽然路遥在叙事的过程中刻意地把孙少平摆在了一个置身事外的位置，但是孙少平在体检时因血压过高而面临被遣退的风险时，其内心的焦虑以及“贿赂”体检医生的行径仍然暴露了其内心隐秘的渴望。可以说，孙少平从离开双水村踏入黄原城起，其摆脱农民身份的决心就彰显无疑，与城市中身份处境尴尬的揽工汉相比，煤矿工人的身份在“合法性”这一层面而言无疑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通过参加高考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大对数普通农家子弟而言，其难度也是十分巨大的。纵观路遥的小说，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的人物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插队知青，这些知青特别是省城的知青在“上山下乡”之前就在城市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国家在恢复高考制度后，基本上都能考入大学。如《青松与小花》中的吴月琴、《姐姐》中的高立民等；二是《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顾养民这样的城市青年，他们是孙少平、郝红梅这些乡村青年的同学，同样高考落榜，但是他们自身优越的生活环境为他们的复读创造了条件，凭借着个体的天赋与勤奋最终考入大学；三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兰香、金秀以及《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薛峰这样的乡村青年，他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家庭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顺利的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并且成功的闯过了高考的独木桥。在路遥小说中，除了上文列举到的少数幸运儿外，其笔下的绝大多数主人公则是《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痛苦》中的高大年、《姐姐》中的姐姐这样的高考落榜生。
从进城的最终结局来看，以升学的途径进城的最终都能留在城市或者成为“公家人”，进入“商品粮”的世界。比如薛峰、郑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田润叶（《平凡的世界》）。薛峰在毕业后，进入一家杂志社成为了编辑。郑小芳虽然拒绝了留校任教的工作回到家乡，但也是当地林业局的干部。田润叶则是在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县城里的一名教师，后来又在同学的帮助下把工作调到了政府单位，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以招工的方式进城的农村青年，则面临被辞退继而回乡的困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生》中的高加林。高加林在马占胜的帮助下，以招工的方式进入县城，成为一名通讯员。当高加林“走后门”的事情被举报了后，完全能够胜任记者工作的高加林则被辞退。高加林在丢掉工作、丢掉城市户口后，又变成了农民。《平凡的世界》中的金波，在被部队开除回到农村后，在他父亲的帮助下成为了县邮政局的临时工，随时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最后他的父亲不得不提前退休，让金波通过“顶班”的方式转正获得工人身份。小说《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则是在拒绝了招待所所长让她做其儿媳妇的要求后，主动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回到了农村；通过婚姻的途径进城的乡村女性，同样面临着回乡的风险。《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最终与第二任丈夫——县教育局副局长卢若华离婚，在离婚后她主动辞去了幼儿园的工作，回到了农村。就小说中路遥对卢若华的描写来看，即使刘丽英不主动辞职，她也会被开除；另外，像王满银、五叔这样的农民，最终会因为在城市中的走投无路而回到农村，至于他们会不会再次进城，那就是九十年代描写“民工潮”的小说中的故事了。
就路遥小说本身来说，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对城乡间的关系有个更为深刻的理解。《人生》中高加林进入城市，在不触犯城里人利益的前提下，他成为了县城的“明星”，无论是在体育场打篮球，还是在会场背着相机照相，都出尽了风头。只有在他抢走了城里人张克南妈妈的未来儿媳妇后，他才遭到了城市的“报复”。到了《平凡的世界》中，与孙少平妹妹兰香差不多年纪的乡下姑娘小翠，连在城里工地上当帮厨谋生的艰苦生活，也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才能获得。小翠被包工头蹂躏而不敢反抗的情况，以及小翠在孙少平伸出援手施救后再次回到工地上的现实，都在不断地强化着乡村的弱势地位。
如果说《人生》中的进城当通讯员的高加林与城里人黄亚萍、张克南在某些层面上（如知识层面、人格层面、社会地位方面）还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的话，那么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无论是进城当揽工汉时期的孙少平，还是大牙湾煤矿当工人时期的孙少平，与大学生田晓霞、记者/知识分子田晓霞已经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且处于劣势的一方。我们可以从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小翠这两个进城的农村青年身上，看到作者路遥在无意识中对80年代后期以来的城乡关系的一种隐喻。
在路遥之后的小说创作者，也将《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小翠的故事加以延续、深化，出现了《民工》、《泥鳅》、《小姐们》、《九月还乡》、《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书写农村青年进城后的悲惨经历以及由城返乡后的遭际的小说。可以说，我们在路遥小说中感受到的80年代自信、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中已经蕴涵着某些让人悲观的因素，而90年代以后的文学则放大了这一悲剧性因素。90 年代以来的以农村青年为主人公的小说，几乎都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尾，这也表明了文学创作者对时代的独特体悟中的某些共性的方面，即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加强调其对城市生活的迷茫与无所适从。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城乡隔离的六七十年代，还是在城乡可以自由流动的八十年代，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不管出生于城市还是农村，都在行动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离开土地”。离开土地，并不仅仅是离开农村到城市里生活，它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就是与以乡村为代表的农业文明拉开了距离。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路遥小说人物的独特性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独特性造成的。纵观路遥的小说创作，其人物活动的时间大致处于1960年代——1980年代，这一时间段是国家的基本目标由建设社会主义转向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小说人物基本是在山村 ——县城——省城这三个对应着乡土——城乡交叉地带——城市等不同文化地理空间中的流动。可以说，路遥小说人物自发性的由乡土空间到城市空间的社会流动，是人物从边缘到中心，从社会底层进入上层，从农民变成市民，从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的尝试，是对既有社会结构的挑战，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正如巴尔扎克在他自认为的“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幻灭》里所说：“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②路遥小说也可以视为农村知识青年打破城乡之间种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向城市这座碉堡不断发起攻击的“进城史”，这里面必然饱含着乡村青年在城市中所遭受的屈辱与伤害以及为了“留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人生》中的高加林为了留在县城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抛弃了深爱他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风雪腊梅》中的康庄以与女友冯玉琴分手为代价，获得了地区粮油公司炊事员的工作；《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为了进城，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嫁给了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拒绝了哥哥孙少安合伙办砖厂的提议，在黄原城的工地上当起了背石头的小工，承受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 路遥敏锐地捕捉到了农村经济改革初期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中青年农民的城乡意识，并通过小说人物在爱情、婚姻与职业等方面的选择将其艺术的呈现了出来。
注释：
①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②傅雷为巴尔扎克《幻灭》所写的译者前言。《幻灭》，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本文节选自专著《路遥小说中的景观与人》）
